法国汉学家、翻译家雷威安(AndreLevy)毕生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文言与白话小说的翻译与研究,著译颇丰。在近半个世纪的翻译生涯中,他不但将明代四大奇书中举足轻重的《金瓶梅》《西游记》这两部长篇白话小说首度完整译入法语,而且史无前例地完成了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全译本。此外,他从洪梗辑录的《清平山堂话本》、冯梦龙编撰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撰写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中选译了大量经典的短篇白话小说,并将数目可观的唐人小说以及《欢喜冤家》《一片情》《弁而钗》等明代世情小说介绍给法国读者,为中国古代小说在法国的译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雷威安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且这一研究与其翻译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相辅相成,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基于此,本文以雷威安及其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翻译为主要研究对象,立足于其译作、著作及发表的文章,通过文本分析,借助翻译学研究的相关理论,全面考察雷威安一生的翻译活动,重点探讨雷威安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其翻译活动与文学研究间的互动关系,并论述其在翻译实践中秉持的原则、采取的策略与方法。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在引言中,我们简要回顾了雷威安一生的文学翻译与研究经历,概述其译作和著作的基本情况,并指出当前学界在雷威安及其翻译研究方面的缺失,明确本研究的目的。第一章以“选择”为关键词,首先回溯至二十世纪中期,考察雷威安在何种因素的影响下选择学习中文并且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作为主要的翻译和研究对象。在本章中,我们对雷威安一生中选译的所有白话与文言小说篇目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探究译者对文本选择的考量,揭示其所译文本的共同特征,从作品的文体和主题两方面解读雷威安对于“边缘性”文本的翻译倾向,分析他对作品叙事的关注、对文学承续性的考量以及他的世界文学视野。第二章着眼于雷威安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与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分析译者自1963年起所发表、出版的文章与著作,揭示其对中国古代小说深刻的认识、理解与把握,进而探寻其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之间的结合与互动,一方面考察研究活动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他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促进译文准确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探讨翻译活动以怎样的方式引导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本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其所译短篇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二拍”的研究与翻译为例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则以雷威安最负盛名的《金瓶梅》译本及其研究为例展开探讨。在第三章中,我们以雷威安在各类文章和访谈中就译本目标读者、译文忠实度、不可译性等翻译理论与实践问题所进行的思考为出发点,结合文本实例,分三个部分考察其在翻译实践中面对两种语言、文化间难以规避的差异性时遵循的原则与采用的策略。首先,在雷威安看来,一部译作的目标读者类型是译者必须考虑的问题,译者应当将自己摆在读者的位置上,时刻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为不同的出版社翻译时,也应适当调整翻译策略。其次,雷威安认为译者要学会把控译文的忠实度,并将之称为忠实的“剂量”。他指出,虽然译者需要在字面上尽力做到忠实,不可为了译文之美而过度委屈出发语,但一味追求字字对应的翻译方法同样不可取,更高层次的忠实应体现在对文体的尊重和对叙事手法的真实还原。最后,鉴于雷威安曾就汉语语言与文字间特殊关系的不可迁移性、文言与白话之区别在译入语中的不可再现性、作品本身固有的不可触知性三个方面论证了翻译的“不可能性”,我们试图从上述三个方面探究译者如何应对翻译中的诸多困难与障碍,在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同时,接受译文不可避免的不完美。在结论部分,本文指出,就雷威安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翻译而言,他在选择翻译文本时始终具有明确的意识和目的。这些文本并非彼此孤立存在,而是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种种关联,它们甚至建构起一条中国古代小说承续与发展的时间轴。身为一名翻译与研究并重的汉学家,雷威安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深入探索和宏观把握在很大程度上指引了他对翻译文本的理性选择,促成了其对原文最大限度的理解,进而保证了译文尽可能忠实、准确。在长期专注文学研究、深刻理解翻译行为的基础上,雷威安在实际翻译过程中遵循理性的翻译原则、采取合理的翻译策略,切实有效地化解了翻译中的难题。谨以本文向不久前仙逝的雷威安教授致敬,铭记他在有生之年为中国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也力求本研究能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点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