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和刻本清詩總集為主要研究對象,分為五章論述日本江戶、明治漢詩壇對清詩的接觸、認知、篩選、學習的過程,並著重探討日本在清詩受容過程中的主動選擇與審美特色。第一章主要以大庭修先生和永積洋子先生整理的舶載書目資料為文獻來源,在介紹江戶時代漢籍輸入概況的基礎上,對現存舶載書目資料中的清詩別集、總集的記錄進行爬梳整理,根據整理的數據資料,對清詩東傳的規模、樣態、特色有所了解。另外利用《大意書》和《宮內廳書陵部藏舶載書目》兩份具有解題信息的舶載書目資料,結合已有目錄書及網絡館藏資源,對現今稀見的清詩別集、總集略作考述,以期補充闕失的目錄、版本方面的信息。第二章根據對和刻本清詩總集目錄、館藏的調查,在侯榮川先生《日人所編清人詩歌總集敘錄》的基礎上,補充8種和刻本清詩總集的敘錄信息及8種和刻本清詩總集的存目信息(其中6種僅有存目信息,2種待訪)。根據日本編者參與程度的深淺,將和刻本清詩總集分為覆清刻本、選刻本、重編本、評點本、自選本5種,進行逐一分析,探討日人在不同類型總集中的不同參與度,及其表現出的審美特色,並著重分析在清詩總集和刻的過程中,日人對清詩由“功利性”的利用到“本體性”的認知,再到“典範性”的學習的受容進程。第三章圍繞《廿四家選清廿四家詩》探討日人通過此總集所構建的清詩經典序列,根據對參與編選的漢詩人的身份地位、詩學活動的勾勒,並結合廿四家清人在日本漢詩壇的受容實況,確定此經典序列的可靠性。分析此經典序列體現出來的日本漢詩人對宗宋清詩與性靈清詩之偏好的形成原因,即日人在宋、清詩受容的連續性、繼承性,強調日本漢詩審美的自主性,其風氣並非純粹隨清詩風氣而轉移。另外,也對日人漢詩創作中對廿四家清人的次韻、和韻、模仿之作略作舉隅,證實經典清詩對日本漢詩的實際影響。第四章對《浙西六家詩鈔》的兩種評點型和刻本進行個案研究,肯定和刻本《浙西六家詩鈔》對於推動六家詩歌在日廣泛傳播的重要意義。對江戶、明治兩位漢詩名家賴山陽、近藤元粹的評語進行類型研究,根據其對清詩的真實評價,了解其對清詩的接受程度。另外,根據對二家評語的分析,對六家詩歌的受容情況作整體的概觀及具體的分析,著重解析日、清對六家詩歌的審美差異。第五章關注清代詠物詩在日本漢詩壇的受容,發掘清人編撰的大型詠物詩總集的東傳與日本幕末明治漢詩壇詠物詩風尚的內在聯繫,進而分析日人通過總集構建的清人詠物詩格局及日人在創作層面對清人詠物詩的借鑒、學習。並在此基礎上分析中日詠物詩觀的相異之處,及清人詠物詩觀的新變與日本詠物傳統審美的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