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同时伴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兴起,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国际分工格局正在深度重塑。“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中国与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为发展中国家,长期从事低利润的加工、组装环节,迫切要求提高制造业的发展质量,“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这些国家制造业从价值链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因此,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进行测算、比较,识别出各国的优劣势制造业,能够为各国政府进行制造业产能合作提供一定的参考。此外,考虑到传统的总值统计法无法解决“统计幻象”的问题,为了使测算结果更具真实性,本文采用增加值贸易下的生产分解模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进行研究。首先,本文重点梳理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算方法和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并进行了总结性述评。其次,本文参考Wang等(2017)提出的生产分解模型,构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生产位置和新显性比较优势三个测算指数,使用UIBE最新发布的2000年到2014年的增加值数据库,以上述3个指数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评价指标,分别从制造业整体层面和细分行业层面两个维度出发,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GVC中的真实分工地位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和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制造业和细分行业在GVC中的前后向参与程度,生产位置和出口竞争力有着较大的差异,存在着一定的合作空间。再次,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对分工地位的研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使用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从多个方面来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对外开放水平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能显著地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最后,本文对上述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并根据研究结论,从构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优势产业互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加大对外开放水平这几个方面,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进行了政策建议的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