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为常见的修辞技巧,双关语蕴含幽默,体现智慧。其定义虽莫衷一是,余者则大同小异,类别大体有五:同音双关、近音双关、同词异义双关、一词多义双关、歧解双关;要素三个:双关语境、铰链和触机;功能六种:提供关联、引致顶点、预留伏笔、产生幽默、凸显智慧和内蕴诗意。双关语机制的复杂和应用之普遍给文学翻译造成了无法规避的巨大困难,经典著作的翻译尤甚。国外作家如莎士比亚、马克吐温,国内如曹雪芹,应用双关语可谓技巧高明,手法多样,且均起到了深化主题、预示发展和幽默诙谐的作用。在众多亟待逾越的翻译难题中,《红楼梦》有其特殊地位。《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从修辞上看,汉语的修辞手段在《红楼梦》中一应俱全,其中双关的运用俯拾即是,技巧高超。《红楼梦》中双关的成功运用,不仅加强了语言的含蓄性和幽默感,而且对作品的情节构建、艺术构思和主题表达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双关修辞格的翻译质量直接影响甚至左右了译文的质量,并将极大地影响译文读者对原著的理解和欣赏。世所公认的《红楼梦》成功译本包括杨译本(杨宪益、戴乃迭)和霍译本(霍克斯、闵福德),两者对双关语的翻译思路、手法各有不同,学界对其评价莫衷一是。1986年,Sperber和Wilson在Relevance: 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关联理论,指出交际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明示–推理过程,为我们研究人类交际(口头及书面)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方法,。1991年,Sperber和Wilson的学生Ernst–AugustGutt在他的博士论文里把关联理论应用到了翻译实践中,随后又发表了TranslationandRelevance-CognitionandContext。Gutt认为,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翻译是一种语内或语际明示–推理过程。翻译的本质是一种交际,控制翻译活动的基本原则是关联,译者根据原作意图和对读者的期待来选择最佳译本,试图在明示过程中找到最佳关联,并把它传递给接受者。译本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的趋同性。根据关联理论,任何话语都包括明示与暗含:言语交际双方不但要理解对方的明示,更要领悟暗含的信息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作为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翻译是一种三元关喜(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双重明示-推理过程,这一过程包括:译者对原文明示信息后的暗含意义的推理;译者对译文读者进行的明说及其暗含意义的表达;译文读者对译者隐含于明说之后的暗含意义的推理。译文应该与“译文读者产生充分的关联”或“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其表达方式应该“让译文读者无须付出任何不必要的努力”。也就是说,译文能否提供最佳语境、达成读者所期望的最佳关联是译文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以《红楼梦》两译本中双关修辞格的翻译为语料,引用两个译本中大量的例子,透过关联翻译理论的视角对比分析两者的翻译手法、策略和倾向在翻译实践中产生的效度和信度差异,通过分析政治背景、翻译动机、潜在读者、文化影响和相应的翻译策略等几个维度论证霍译暗合了关联翻译理论,因此读者认知、认可程度高于杨译。杨译和霍译对双关语的翻译虽然各有优点,但是从关联理论的视角审视,霍译明显具备更多的优势。杨译以原语文化为导向,更多地贴近作者和原文,过分追求忠实,无形中增大了译文读者的负担;而霍译则以译语文化为皈依,尽量为译文读者提供尽可能优异的语境效果,并着意减少读者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付出的努力——暗合了关联理论“以最小心理投入获得最大认知效果”的要求。以《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巨著为蓝本,以其中双关语翻译这种颇具启发意义的现象为基础,以关联翻译理论为视点,探讨并厘清双关语翻译的不同思想和倾向之优缺点,无疑会促进双关语翻译策略和翻译手法的研究。如果说霍译仅仅是暗合了关联翻译理论就达成了较好的认知效果,那么,不难推断,在翻译实践中有意识地分析、论证并主动遵从、运用关联翻译理论,定会更加开阔视野,深化认识,提高翻译质量。关联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