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设立来,一直受到广泛关注。2018年《刑事诉讼法》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其中并不是临时起意,在这之前经历了较为充分的试点工作,将其纳入其中也是顺其自然。该项制度的设立对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诉讼观念的转变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首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内涵进行探析,对认罪认罚宽制度中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含义以及性质进行论证。精准化量刑在内容上应当详细具体,量刑建议书中除了要写明量刑,最关键之处在于说理论证,阐明检察机关是在何种情况和依据下作出的量刑建议。之所以要对量刑建议作出详细论证是因为量刑建议隶属于求刑权,求刑权是国家公权力的体现。公权力的体现必须要全面、细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抗司法,而是新模式下控辩合作的新思路,量刑建议是在控辩双方积极合作的结晶,体现了控辩双方协商的互动过程。精准化量刑建议有“刚性约束力”,能够在“一般应当”的情形下,约束法院对量刑建议的采纳。精准化量刑建议对检察机关积极履行公诉权、被追诉人诉讼地位的尊重以及审判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诉讼效率的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量刑建议精准化的趋势发展不言而喻。在对精准化量刑建议的含义和性质进行充分探析后,本文结合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的发展情况和实践案例论证精准化量刑建议在我国发展的正当性。精准化量刑建议能够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这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立之初所希望达成的最终目标。精准化量刑也是检察主导作用下内在要求,检察主导能够推进量刑协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精准化量刑建议也可以确保被追诉人自愿认罪认罚,加快构建协商型司法模式,加强控辩沟通。通过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运行情况,不难发现精准化量刑建议中在学术界和实践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控辩双方协商量刑过程中检察机关主导作用职权化色彩明显,再就是因为公诉权力的强大,导致被追诉人认罪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受到质疑,其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和自愿性不彻底。另外是相关的立法规定缺失,导致精准化量刑建议缺乏理论支撑。检察机关量刑建的经验能力不足也是导致精准化量刑发展受阻。最后精准化量刑建议作为公诉权的一种新体现对审判权也有一定程度的冲击,造成了控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紧张,控审缺乏沟通等问题出现。针对前文中论述在学术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说理论证详细说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法检关系的变化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关措施,展开讨论。目的是提出精准化量刑的解决思路和突破路径,更好的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提高精准化量刑建议的程度。针对前文的问题,通过优化量刑协商环节,同时注意强化辩护律师值班律师的实质化帮助来构建平等量刑协商平台。在制度方面,优化量刑建议指南,合理评估采纳率这一项指标。缓解控审之间的关系,加强法检之间的沟通交流。审判机关对量刑建议审查的过程中也应当进行实质化审查,转变传统思想观点,对精准化量刑建议进行实质化审查,同时对非“一般应当”的情况下需要调整的量刑建议制作调整方案,提高量刑建议精准化程度。最后,纳入大数据的智能司法模式,建立数据库,作为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的智能辅助,助力精准化量刑建议的发展,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大踏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