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局限性，开始强化宏观审慎监管。近些年，我国高度重视金融稳定和“双支柱”监管调控的建设，逐步建立健全一行两会和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金融治理结构。但是，如何调控金融监管政策，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引导银行合理有效创造流动性，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尚未形成共识和统一的操作框架。随着2019新冠肺炎在世界范围的全面爆发，全球经济再度步入阴霾，给现有的调控框架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缓解中国企业面临的流动性短缺问题和破产危机，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主要内容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思路，以及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归纳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和金融中介影响企业产出的微观传导路径。第三部分为理论基础，从金融监管理论、金融中介理论和企业投融资理论层面，分析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和银行流动性创造如何通过影响银行信贷作用于企业产出。第四部分为数据、变量与实证设计。第五部分为实证分析，定量分析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和银行流动性创造对企业产出的影响，以及银行信贷的中介效应，并讨论行业非对称性和产权异质性影响。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1-2018年的微观数据，采用Bootstrap方法，建立面板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1)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率和同业拆借利率，以及宏观审慎监管工具资本充足率均负向影响企业产出，该影响扣除银行信贷的中介效应后，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直接效应主要表现为企业资产负债表效应。(2)银行流动性创造、表内和表外流动性创造均显著负向作用于企业产出，可进一步划分为银行信贷中介效应和企业资产负债表效应。(3)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软件服务业的银行信贷中介效应并不显著。(4)监管政策和银行流动性创造对非国有企业产出渠道主要是银行信贷中介效应，企业资产负债表效应并不显著。
　　因此，中国应科学使用监管政策工具，优化工具组合效能，提升银行流动性创造服务企业的能力，改进银行信贷管理，对不同行业和类型的微观企业，应实行差异化信贷政策，为企业投融资决策提供有效参考和正确指引。另外，监管当局增加对微观企业的直接影响效应，银行应增加制造业、软件服务业及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投放，企业应加强流动性管理，积极应对外界突发事件的危机和破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