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自由制度逐步确立以后新出现的社会危机而生的。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乐观预言相反，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尖锐对立，古典自由主义自由、平等的许诺并未自然兑现。1848，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同时发表，这表明，自由丰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以不同的方式对此做出了应答。 密尔在《原理》中区分了牛产和分配，把分配看作是人类意志可以作用和改变的事物，因此属于行政和立法的范围。他重新阐释了私有制原则，利用财富再分配的手段使私有制原则更符合社会公正的要求。他提出了合作主义的社会主义主张，乐观地预言通过改良，雇主和被雇佣者之间的对立一定会消灭。 密尔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注入了人道主义关怀，使得平等具有了与自由同样重要的意义。他吸取了大量社会主义价值因素，使得自由主义从此转变成为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思想体系，这种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从此也成为西方政治实践的主流。他的分配正义思想深深影响着西方的福利国家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