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近代百年中国的历史主题，民族主义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动力。国家主义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谱系中的一脉，是上世纪之交从西方传入而后在中国舆论界时起波澜的一种思想。但它最集中地成为一种理论、思潮、与运动，则缘于五四以后兴起的国家主义派之宣传与建构。陈启天作为国家主义派的主要骨干与理论家之一，宣传与建构国家主义思想体系成为其1923-1945年论说的中心关切。民族主义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陈启天的国家主义思想与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又顺应了五四时期国家主义发展的新趋向。本文梳理了西方近代两类民族主义与清末至五四时期过家主义思想谱系的发展脉络。　　 1923年陈启天揭橥“新国家主义”之后，围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意识，随着中国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其国家主义思想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1923年陈氏倡言“新国家主义”的思想背景，是以儒学为桢干的传统价值体系在“五四”激进反传统中全面解纽。基于保存“国性”的关切，为实现国家主义内求统一外求独立的目标，他从教育入手，在20年代中期建构了国家主义教育理论，进而推动了收回教育权运动。此后，为与国、共两党争夺革命话语权与领导权，他从“学理依据”、“建国方略”与革命策略三大方面进一步建构了国家主义思想体系。“九.一八”事变后，陈启天主张坚决对日作战及同时解决“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呼吁国民党停止“党争”、取消“党治”与实施宪政以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并呼吁国民以国家为前提，改造自私自利主义的思想倾向。立基于中国处于“新战国时代”与“非常时”的认知，陈以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为问题意识，挖掘法家重国家与富国强兵而适应国际竞争的有益思想资源，吸收近代西洋“国家化”、“国防化”、“法治化”、“民主化”、“工业化”与“科学化”六大文化，融合两者之精粹而创建“新法家”，以图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抗战后期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局的日益明朗，陈启天关注的重心由国家对外生存方面转向了国内政治转型方面。立基于中国通向宪政之路的关怀，陈氏挖掘法家重法治的思想资源，吸收西方民主、法治、宪政、人权等现代价值，建构了宪政是新法治与新人治、民主制度与民主风度合一的新政治哲学。在他看来，专制政治传统与病象（民主风度的缺乏）是中国政治转型的根本症结。为避免国民政府重蹈民初以来国家政治生活中“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覆辙，陈氏系统阐述民主风度信条的构成与民主风度培养的问题。在民主建设道路问题上，他坚持民主渐进论。　　 陈启天国家主义思想的意义，在于抓住了近代中国国家建设这一中心主题，又不放弃对自由、宪政、民主、法治等现代价值的追求。个人解放与国家建设之紧张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此外，如何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为现代化的精神动力，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另一大难题。对于现代化转型尚未完成的当代中国而言，这两大难题迄今未得到很好的解决。陈启天作为国家主义派的思想家，他有关融合近代西方文化与法家文化之精粹而创造“新法家”的思想智慧及其徘徊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思想矛盾，为当代的民族主义建设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经验。陈启天的国家主义思想，总体上不失为一种良性的民族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建设与现代化的建设仍不乏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