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是美国当代颇有声望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其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误读”理论一度引起学界的关注。布鲁姆从考察作者的创作心理开始，反对传统的影响观，认为前辈诗人带给后辈诗人的只是“影响的焦虑”，而后辈诗人克服此种焦虑的方式就是“误读”。随着布鲁姆著作的中译本不断地出版，国内学者也开始对其“误读”理论进行研究，但已有的研究尚不够细致，对布鲁姆从“误读”理论中所体现的主体观关注甚少。本论文就将以哈罗德·布鲁姆极具独创性的“误读”理论为核心，在细读其有关“误读”理论专著的基础之上，从“误读”理论的内涵、“误读”理论的主体性特征、“误读”主体原创性的对抗式呈现以及对“误读”理论的理性反思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章，概述了“误读”理论的理论内涵，分析了对哈罗德·布鲁姆构成影响的理论渊源，并将其“误读”理论与传统的影响观相比较，凸显出哈罗德·布鲁姆“误读”理论对影响观的颠覆。
　　第二章，结合哈罗德·布鲁姆的主体观，梳理了从浪漫主义到当代阐释学，之后到语言学瓦解主体意图，再到罗兰·巴特提出“作者已死”，这几个阶段关于主体性问题的潜在论战，并且从“误读”主体的限定以及对于互文性的重构这两方面揭示哈罗德·布鲁姆“误读”理论所呈现出的主体性特征。
　　第三章，通过梳理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误读图示》这两本书中所提出的六种“修正比”、六种比喻以及六种心理防御机制，深探“误读”主体在与前辈的对抗中所采取的策略。并且以布鲁姆在后期进行文学经典研究时所著的《西方正典》中，布鲁姆对于弗洛伊德和莎士比亚之间相互对抗的论述为例，来阐述“误读”主体间对抗的实证。
　　第四章，对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进行理性地反思，在肯定其颠覆了传统的影响观、创造了新的诗歌创作模式的同时，也指出他忽略了文学的动因以及历史的承继性等方面的不足，并指出“误读”理论给我国的文学理论界带来的“细读经典不可弃”、“人情文化需摒弃”等方面的启示。
　　哈罗德·布鲁姆对主体的重视使得“误读”从一种“错误”转为“正确”，这是布鲁姆的独创，除此之外，布鲁姆的主体观还为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带来一定的启发，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