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是近代中国的不懈追求,中国宪政历程中虽有一定的高潮,但总体上来说是失败的。关于失败的原因,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别进行了分析,但这些分析存在着单独性和抽象性的问题。为此,本文从城市的角度来探讨近代中国宪政的进程。这样,一方面因为城市意味着一个具体的时空,将宪政的研究拉向了地方性和现实性,从而避免了抽象的缺陷；另一方面,城市具有聚集性,将城市内部不同的社会要素和阶层整合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因而探讨城市与宪政的关系,避免了因果关系的片面性。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分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论述选题的意义,包括扩大了宪政研究的范围、引入了历史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将宪政研究的角度从普遍性拉向地方性。接着对宪政和城市做了界定,并对西方宪政与城市的关系作了简略的陈述。宪政意味着对权力的限制和对权利的保障,其原则包括人民主权原则、民主原则、权力分立原则和法治原则；就宪政的外延来说,本文主要依据清末预备立宪中清政府通过的《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和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来限定,主要包括制定宪法、地方自治、厘定官制、清理财政、公民教育和以三民主义为目的的各种社会活动。所谓城市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以非农业人口为主体的、人口、经济、政治、文化高度聚集的社会物质系统、生活方式的综合。城市的最大特征是异质性,即城市市民之间不以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而以利益、职业、居住区域等关系为纽带连结。本为所涉及的近代城市主要依据清末和民国时期通过的城市自治法律中所界定的城市。在西方,城市是宪政发生与发展的社会基础,城市的自治为宪政准备了制度条件,而城市人口和经济的发展则为宪政的发生提供了动力,专制国家对城市自治的侵犯是建立宪政国家的直接原因,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宪政逐渐成熟。而反过来,宪政的确立也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制度环境,促进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第二部分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近代中国城市的转型。传统中国城市具有政治性、从属性、和单一性的特征,城市没有脱离农村和农业经济而独立发展。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城市开始近代化转型。这种转型主要在三个层面展开,首先是事实上城市的凸显,即部分城市由于开埠和租界开始区别于农村和其他城市,经济上摆脱了农业,只能上超越了政治；其次是从上确立了城市的地位,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内部社会结构的转变,以及政治形势的变化,城市自治运动开始形成,反映在国家立法上便是开始正式形成市制。最后,城市地位的变化所带来的最关键的影响便是城市逐渐脱离了农村和农业,中国社会开始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城市的转型的社会意义社会全方位的,首先意味着城市内部社会结构的改变,新的阶级和阶层不断产生、发展和壮大,包括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其次意味着公共领域的产生,人口的剧增导致公共事务和公共领域的出现,而这带来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因而随之如公园、学校、报刊等公共领域开始出现。最后,城市的转型意味着新的知识分子聚集在城市之中,通过举办教育、出版报刊和组织学会传播新的思想。第三部分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宪政和城市的关系。由于城市的转型,新的阶层和阶级的出现和发展,他们希望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以适应自身的发展。因而各种改革运动出现了。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其社会基础都是由于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所带来的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的变化；但改良和革命都没有达到实现宪政的目的从而归于失败,这是由于近代中国城市在西方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和传统文化的舒服下呈现不平衡、不健康和不充分发展。宪政不仅体现为对整个政治体制的变革,更体现为细节上的需求和变化。随着城市市民的不断成长,城市内部公共利益的扩大,城市自治的要求开始出现。从清末到民国,先后兴起了几次自治运动的高潮。虽然这些运动最终都未能坚持下去,但自治运动宣传了民主思想,培养了市民的民主能力,为宪政准备了社会条件。同样,民权运动也是在清末开始兴起,并在五四运动中形成高潮。民权运动一方面是城市市民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诉求的方式,另一方面也是民主的一种体现。第四部分从微观的角度探讨宪政与城市的关系,主要选择了四个城市,北京、上海、武汉和香港。北京是传统的政治中心,也是保守势力聚集的城市。这在宪政史上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北京作为首都的象征地位,使得北京成为各派力量争夺的对象,尤其是各派军阀,均以占据北京,将其权力延伸至全国为目的。其二是北京作为一个城市,在近代中国,其经济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新知识的传播使其成为戊戌变法的主要战场,经济的变化使北京的自治和市政改革较为突出,而新的阶层和观念的传播,尤其社会市民的权利意识的高涨则为五四运动等民权运动准备了条件。上海社会近代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尤其是其租界对近代中国影响巨大。上海崛起于作为通商口岸和租界城市,其租界内的市政管理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市政管理,对其他各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最先影响到的就是上海华界,成为近代中国华界自治和市政改革的先锋。由于上海租界是“国中之国”,并且由于上海聚集了更多的知识分子、绅商和工人阶级,因而上海也成为了改良和革命的中心,在各种民权运动中也是走在前列。武汉的近代化开始于开埠,于张之洞督鄂时期发展迅速,成为近代中国仅次于上海的商业城市。新阶级的成长,新知识的传播和新军都为武昌革命奠定了基础,使武汉成为首义之地；而武昌起义也为武汉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同样,武汉的自治运动也开展的有声有色。香港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城市,但在1949年以前,香港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并未割断。由于是殖民城市,香港社会明显的区分为属于上层的西人社会、华人上层社会和华人下层社会。香港的宪政体制奠定于《英王制诰》和《皇家训令》,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宪政体制；近代初期,英国宪政排斥华人参与,但随着华人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参政意愿高涨,在19世纪末也开始逐步容纳华人,但始终存在着一定的排斥。由于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因而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香港成为策源地、资金来源地和避难地,对内地宪政起到了推动作用。最后,本为在第五章结语部分对近代中国宪政与城市的关系进行了总结,认为城市的发展是宪政发展的综合性社会基础,而城市发展的不足同样也导致了近代中国宪政追求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