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药品生产和销售领域所出现的犯罪行为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破坏国家药品管理秩序。在对药品生产、销售环节进行刑事规制中,《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十一）》适时而变,积极修改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的有关规定。两次修改都反映了刑事领域对于危害药品安全行为进行规制的理念变化和对社会的回应。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首次增设妨害药品管理罪,将原先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的部分违法犯罪行为吸收进本罪的罪状之中,同时在刑罚的严重程度、犯罪主体、立法特征等各方面拥有自己的特殊性。妨害药品管理罪增设于《刑法修正案（十一）》之际,必然体现出《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理念。从法定刑幅度看,我国刑法中,包括妨害公务罪、妨害传染病防止罪、妨害清算罪、妨害安全驾驶罪等“妨害”型犯罪中,法定刑较低,具有轻罪化的特征。同时,“妨害”型犯罪,还体现出预防性立法和法定犯的特点。从罪状和法定刑上看,妨害药品管理罪也具备以上特点。妨害药品管理罪是在原有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的基础上增设的。三个罪名对药品领域的犯罪行为规制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严密的法网。但从立法背景和立法理念来看,妨害药品管理罪在实际适用中依然存在值得关注的问题。药品安全犯罪一直以来牵动着社会的神经,在法律问题的背后所潜藏的社会伦理问题不容忽视,而法律在运行过程中对某些伦理问题形成的挑战,最终仍然需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本文的第一部分,首先通过文献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总结当前涉药犯罪的有关研究成果,以及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以及对妨害药品管理罪的构成要件进行简要分析,为本文展开出罪路径的探索奠定基础。本文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背景和理念,研究当前妨害药品管理罪在实际适用时出现的使秩序与自由、风险与安全等法律价值失衡的可能性。本文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对妨害药品管理罪可能存在的,在现行刑法规范中出罪空间狭窄的现象进行了简要论述,浅析妨害药品管理罪出罪的必要性。其次,结合当前我国刑事立法所形成的轻罪及其治理体系,以及现行刑事司法中对现行刑事政策的适用现状,对妨害药品管理罪出罪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述,力求探寻出罪路径的同时不会形成对现行法规范和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在本文的第四部分,本文通过分析现行中外司法案例和最高检相关指导案例,从刑事合规和行政合规方面搭建妨害药品管理罪出罪的第一条路径。之后,结合分析现行刑事立法、有关司法解释和学术研究成果,从刑法事后自动恢复制度方面为妨害药品管理罪的搭建了第二条出罪路径。妨害药品管理罪的增设反映了当前我国刑事立法对实践变化的关注和及时回应,但妨害药品管理罪的作为风险社会下刑事立法的产物,在适用过程中难免出现一定的局限性。本文结合妨害药品管理罪的法条表述和有关案件,力求在理解立法原旨的前提下分析妨害药品管理罪出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结合现行法律规范和实践案例,探索妨害药品管理罪的出罪路径。本文希望通过妨害药品管理罪出罪问题的研究,使妨害药品管理罪在适用中即保障社会用药安全,又能保证药品研发主体的创新,促进健康中国的建设,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