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在我国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和资产收益率间的关系成为国内外学者们研究的焦点。一直以来,世界各地的研究学者们都在资产定价模型的基础上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最开始,大量的实证结果显示CAPM模型在各个国家的股票市场都是适用的。然而,从60年代开始,金融市场出现了一些异象,许多与CAPM模型不相符的实证结果相继涌现,CAPM的适用性受到了质疑。为了能够确定股市收益率的影响因素,学者们开始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然而,国内的大部分文献主要集中在股票市场的波动与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系,或者股票市场的收益率与宏观经济变量间关系的研究。研究宏观经济变量季度增长率对下一年度风险资产超额预期收益率的预测性的文献不多,并且在研究过程中一般都运用全部月度或者季度数据直接做回归。本文则着重研究了宏观经济变量增长率对风险资产超额预期收益率的预测性。为了验证不同风险资产的超额预期收益率对宏观经济的反应是否相同,以便得到宏观经济变量增长率对更为广义的风险资产超额预期收益率的预测性,根据Fama和French(1989)的理论,本文分别研究了宏观经济变量增长率对股市和债券超额预期收益率的预测性。对季度和年度宏观经济变量增长率的预测效果进行比较。并对月度观测值做回归分析,进一步探究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变量增长率能够显著预测风险资产超额预期收益率的原因。最后用消费者信心指数代替投资者风险厌恶水平,研究其增长率与下一年预期超额收益率间的相关关系。分析了宏观经济增长率能够显著解释风险资产超额预期收益率的原因。并解释了本文使用宏观经济变量季度增长率而不是年度增长率的原因,以及季度增长率的可用性。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以分析宏观经济变量增长率对权益类资产超额预期收益率的预测性为主,用宏观经济变量增长率对债券市场的超额预期收益率的预测性进行验证。(1)宏观经济变量增长率对权益类资产超额预期收益率的预测性的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发现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变量增长率对权益类资产超额预期收益率具有显著的预测性,并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其他季度宏观经济变量增长率则不具有此性质。为了验证这一结果不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而是宏观经济本身对权益类资产超额预期收益率引起的这一预测效果,本文对其进行了两方面的验证：其一,考虑这一结果是否是由权益类资产超额预期收益率时间段的选择的特殊性所产生的。为了排除时间选择这一因素,本文选取不同时间段的权益类资产超额预期收益率再次做回归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仍然为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变量增长率对权益类资产超额预期收益率具有显著的预测性,而其他季度的预测性并不显著。证明了前面所得结论与变量的时间选择无关。其二,考虑这一结果是否是由通货膨胀因素造成的。为此,本文对通货膨胀率与权益类资产预期超额收益率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两者无显著相关性。从而排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一可能性。因此,本文认为宏观经济变量增长率对权益类资产超额预期收益率的预测性主要是由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变量包含的信息所产生的效果,受其他季度宏观经济变化的影响较小。(2)用债券市场超额预期收益率对上述结论进行验证通过回归分析,对比股票市场和债券的超额预期收益率分别与宏观经济变量增长率的回归结果,发现均为第三季度回归结果显著,并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其他季度回归结果不显著。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中国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增长率能够很好的预测下一年度投资组合超额收益率,并且两者间为负相关关系,即当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正向变动时,那么未来超额收益率将会走低；反之,未来超额收益率将会增加。因此,为了对下一年度的收益率形成合理预期,建议投资者在重新分配自己的投资组合时应该特别关注第三季度的宏观经济增长率。最后,本文列出了研究结论及在研究过程中所存在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