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全球变暖、极端天气高发、资源枯竭等环境问题,中国政府庄严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的提出,对我国经济可持续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实现经济的绿色高质量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带有二氧化碳约束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并将绿色创新作为内生因素加入其中。该模型解释了绿色金融通过支持绿色创新促进碳生产率提升的机制,同时发现绿色创新投入存在最优值且与碳生产率呈现出倒“U”型关系。随后,通过构建2007年至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OLS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省与省之间绿色金融、绿色创新与碳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并将绿色创新作为调节变量,研究绿色金融和绿色创新对碳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最后,考虑到我国区域资源和发展不均衡的现状,将我国分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从空间视角对我国绿色金融、绿色创新与生产率的区域异质性展开了实证研究,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未考虑空间效应时,无论是否加入区域固定效应,绿色金融和绿色创新均能有效促进碳生产率提升,且绿色创新对绿色金融和碳生产率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即绿色金融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绿色创新水平实现。考虑空间效应后,发现绿色金融对于碳生产率的提升主要集中在本地,且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创新在促进当地碳生产率提升的同时还能够促进周边地区碳生产率的提升,且对总体碳生产率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加入绿色创新作为调节项后,发现绿色创新强化了绿色金融对于碳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将30个省份划分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后发现,绿色金融对于欠发达地区碳生产率的作用效果不显著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发达地区的正向作用显著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绿色创新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均能够有效地促进当地碳生产率的提升,发达地区的绿色创新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欠发达地区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绿色创新的调节作用在发达地区显著,但在欠发达地区并不显著。这种异质性与欠发达地区金融资源相对匮乏、产业结构相对落后有关,欠发达地区存在着降碳和发展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