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研究对象而言,学界对于《庄子》中动物书写的研究已蔚然可观,但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以《庄子》中的动物书写为切入点,重新思考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依旧是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而从研究方法上看,罗兰·巴特的作品在思想和写作形式上都与《庄子》有较多契合之处,同时其叙事学理论的适用范围囊括了不同时代、国度和形式的内容,其叙事学本身包含的内容又横跨经典和后经典两个阶段,因此能为《庄子》中动物书写的研究提供有效而丰富的方法论资源,助力开拓出新的研究成果。本文第二部分通过截取《庄子》中所有涉及动物的文句,在内容和形式层面上分别进行了分类细化,内容上补充进“动物身体部位”“与动物相关的工具”“与动物相关的零碎活动”“起形容词功效的动物”等四种以往被忽略的类型,形式上则新总结出“角色高谈”“作者默叙”“动物人格化”以及“《庄子》中的庄子”四种叙述模式。在叙述模式的框架内,动物在文中所起的作用能被较清晰地辨识出来——有“作为工具”“比附人物”以及“作为例证”三种,而只有“作为例证”的动物才是别有深意的动物意象、寓言,前两类动物并不属此范畴。第三部分通过引入罗兰·巴特经典叙事学的描写层次理论,将学界既有的“人-物”关系讨论从行为层拓展至功能层和叙述层,由此丰富了“人-物”关系中“人”的维度（行为层对应书中角色,叙述层对应作者和读者）,进而使“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得以呈现,在学界既有的“和谐”结论之外,还发现了敌对、主客、分级等多种关系类型。在“研究维度”的问题上,本文第二部分四种叙述模式的总结已是形式维度的开发尝试,而在第四部分中,则首先通过辨析动物寓言与重言、卮言的交叉关系,归纳出“重言式动物寓言”和“卮言式动物寓言”两种言说方式,继而在罗兰·巴特后经典叙述学的启发之下,引入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对其进行解读,最终从第一种动物寓言中读出庄子的政治批判,从第二种动物寓言中读出庄子对于文学创作的游戏态度,故而这一部分既是对形式维度的进一步开发,亦是对内容维度的进一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