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纳西·威廉斯是战后至60年代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剧作家之一，代表作《欲望号街车》（1947）成功地刻画了布兰琪·杜波依斯这一孤立无援、脆弱敏感的女性悲剧形象，并赢得了三项戏剧界大奖：普利策奖，唐纳德森奖和纽约剧评奖。关于主人公布兰琪的性格特征和悲剧经历的评论历来层出不穷，但结论却大相径庭。有的评论家把该剧看成是道德剧，布兰琪因为自身的性乱而受到了惩罚：有人把则坚信布兰琪的故事是个体的经历集中表现，不具有广泛社会意义：此外，田纳西·威廉斯也往往被看作致力于人物心理刻画的戏剧家。　　 田纳西本人曾承认他是一位喜欢把个人生活溶入他的创作中的作家。因此，论文首先介绍了田纳西的家庭背景以及他的个人经历，认为该剧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传性：作家以其母亲和姐姐为原型成功塑造了女主角布兰琪，贯穿于全剧的男、女主角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其父母之间矛盾的再现。威廉斯在剧中表现出的对女性身处劣势的同情与关切使读者找到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该剧的依据。　　 由于剧中男女主人公布兰琪和史丹利的尖锐矛盾贯穿始终，致使多年来对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的解读流于表面。为此，本文在第二章批驳了一些模式化的单一地借助精神分析理论、从心理分析角度阐释布兰琪悲剧性格和宿命悲剧的观点。作者在认可心理分析有助于布兰琪内心冲突的深层理解的前提下，提出深入社会背景、从社会角度阐述布兰琪悲剧命运的必要性。随后在第三章试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布兰琪悲剧的根源，指出父权文化和父权话语才是真正塑造、压抑并毁灭布兰琪的真正根源。女主角屈从了男性强加于其身的社会规范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但却深受其害，父权文化观念极其巨大影响是造成女主角悲剧的最终根源。　　 基于这个结论，本文在第四章进一步分析了布兰琪最终走向毁灭的直接原因。斯坦利·科瓦斯基和布兰琪构成了戏剧主要矛盾的对立面，因而成为首要的分析对象。史丹利和布兰琪冲突的原因和具体表现使读者看到了一个被父权文化造就的男性主导观念极强的人在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如何加速了一个处于弱势无援的传统女性作为和男性对立的“他者”而被毁灭的过程。史丹利对布兰琪从起初的厌恶和怀疑到后来的查证、揭露和施暴，逐步将她推到幻灭和精神崩溃的深渊。妹妹斯黛拉和一度被布兰琪视为救命稻草的米奇作为父权社会下生存的人物，虽然与布兰琪有着深厚的手足之情或者爱情，却无法避免在关键时刻顺应父权社会习俗、无情地抛弃布兰琪，因此布兰琪与斯黛拉的本质差异和米奇的社会偏见也是导致布兰琪悲剧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剧中不论是布兰琪，史丹利还是斯黛拉或米奇都是父权文化影响下不同程度的受害者。史丹利、米奇和许多并未露面的人物（如校长格瑞夫先生、商人肖等）代表着强大的父权社会与父权文化，男主角及其所代表的充斥着物欲的、无情的现实世界是引发女主角悲剧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在这样的现实情形下，布兰琪的悲剧命运无可避免。　　 通过对女主角的悲剧描写，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呈现给读者一个备受父权文化和邪恶势力折磨并最终精神崩溃的女性形象。而布兰琪的悲剧命运并非独一无二，在父权社会这样的生存背景下必然会产生众多诸如布兰琪的悲剧女性。如此看来，田纳西·威廉斯是一位富有人文精神的社会戏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