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作为近代中国重要商埠，在当时国内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证券市场虽在规模、影响等方面不如同时期的上海，但也较具研究价值。抗战后天津先后出现过两家证券交易所: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与天津证券交易所。前者开业于抗战胜利之际，是当时国内唯一一家营业的证券交易所。它停业后不到一年，天津证券交易所即开始筹备。1948年开业的天津证券交易所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家证交所之一（另一家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战后天津的证券交易所，并将其与那时上海的证券交易所进行比较，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近代中国的证券发展史，并有助于更深入地掌握战后天津乃至国内经济、财政、金融等方面的状况。　　战后国内经济中最致命的问题之一即为恶性通货膨胀。在那几年中，物价上涨的幅度远超过货币发行增加的幅度。这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如游资泛滥，工业凋敝，公教人员及工人不满情绪强烈等。其对股市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通货膨胀仿佛成了一个重要的利多因素，股价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总的趋势也是不断上涨的，但有时其上涨幅度不如物价而出现虚涨实跌的现象。那时恶性通货膨胀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并不断恶化，而这主要是由于军事开支无法控制，而且行政支出所占比重也相对较大。另一方面，战后时期国民政府税收比战时有一定增加，处理接收的敌伪产业、物资及经营接收企业也在一定时间内使其获得相当收入，但这些仍远不能与庞大的财政支出相平衡。由于公债发行效果不很理想，巨额的财政赤字主要靠发行新钞来弥补。战后国内金融领域问题也相当严重，政府对金融虽加强管制却收效不大。尽管中央银行职权在诸多方面不断扩大，政府后又在几大都市成立了金融管理局，一时间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央银行及金融管理局等的监管对证券市场也有一定影响。除中央银行外，战后其他国家行局势力也大大膨胀，还成立了中央合作金库，而各地官办省、市、县银行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与此同时，商业行庄处境日益困难，相对实力下降。它们一般或多或少卷入战后盛行的投机（包括证券投机）、囤积中，而政府则不断加强对它们的监管。战后国民政府黄金、外汇政策变化较多，这与政府黄金外汇储备、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状况等都有关。黄金外汇价格波动也是影响股价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游资泛滥是此期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时游资数额巨大，来源也多种多样，且表现出较大的投机性、流动性，对各城市商品市场及证券市场冲击很大。　　战后时期国内工业总体上看困难重重。1947年年中以前国内工业出现一定恢复性发展（国营工业扩张较快，民营工业企业也新增较多），但总体上看较为缓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接收中问题严重、国内分裂及内战爆发、通货恶性膨胀、外国廉价工业品大量进口等。此后国内工业即因整个军事、经济形势的恶化而较普遍地陷于困境之中。就国内商业而言，却在商业资本投机化的情况下出现一时的畸形繁荣，与此同时正当商业却不景气甚至出现萎缩。在此大背景下，上市公司多数陷于困境之中，这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战后国民政府对外贸易政策也变化较大，从为抑制通货膨胀采取鼓励进口政策转为推行输入许可及输出推广措施以求国际收支渐趋平衡。在美货大量进口的1946年前后，国内部分工业如食品工业等受到较大冲击，这些行业的上市股票也较冷落。受国内局势的影响，战后中国在吸收、利用外资方面成效不大。战前在华势力较大的外资企业战后发展也不理想，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实际控制力、影响力较战前大大减弱了。与此相应地，外商资本市场在战后国内也一直未能恢复战前状态。这样，我国证券市场的格局在战后与战前就有很大不同。　　战后国内经济与证券市场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恶性通货膨胀条件下，长期公债及公司债的发行都很困难。当时证券市场主要就是股票市场，此外也有一些短期库券发行及交易。对股市而言，恶性通货膨胀本身仿佛是最大的利多因素，就中长期趋势来看物价、股价都在不断上涨，且有加速之势。但当时不少上市公司处境困难，这些表明证券市场的上涨基本上是投机性的。受国内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战后国内证券市场的功能未能得到正常发挥，这反过来对国内经济等也有相当负面作用。下面在转入论述战后天津的证券交易所前，简要回顾近代天津证券市场、证券交易所从晚清至抗战期间的发展历程。　　近代天津证券市场的起源可追溯到晚清，那时先后有一些股份制企业在天津成立，当地市面上也出现了最早的股票交易。进入民国后，天津先后有人尝试创办证券交易所或证券物品交易所等。到1921年10月，天津证券粮食花纱皮毛交易所开业，该所成交实际上以本所股及国内公债为主。这家交易所后来营业很不景气，到1922年4、5月之交停业。此前日商在天津日租界开办了取引所，并在1924年一度开拍中国国内公债。该取引所终因不堪赔累于1925年11月歇业，1932年4月清算结束。此后天津还出现过与交易所有某些类似之处的天津商业经济所等，但开业时间不很长也解散。抗战期间，股票（尤其华商股票）交易逐渐活跃。当时在天津市面上流通的股票有数十种，包括银行信托股、工商业股、公用事业股，另有少数公司债券。进入40年代后，证券经纪行成立的越来越多，当地一些银行也经营证券交易。后来在天津大沽路还出现了集中交易市场，天津经纪人公会也在1943年成立，这些都为在天津开办证券交易所创造了条件。　　1945年，由京、津、济、青4市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商会等投资的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在津筹办。该所于当年8月27日开幕，同年11月初被接收，1946年4月22日奉令停业。从1947年3月起，当地各界开始筹备创建天津证券交易所。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次年2月15日该所开幕，直到8月20日因币制改革而停业。　　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设有股东会、理事会、监察人、评议会，理事会下分设书记长室1室及总务处、场务处、会计处3处。该所经纪人200余名，分个人经纪人与法人经纪人，但到1946年初仍营业的仅50余家。上市证券共26种，但开业初期每日仅开拍启新、滦矿等5种股票。该所交易方式分现货、期货两种，当时只进行了现货交易，未开做期货买卖。天津证券交易所也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设有股东会、理事会、监察人、评议会，还有经理、副理，其下设秘书室1室及业务处、事务处、财务处3处。天津证交经纪人也分个人经纪人与法人经纪人两种，规定名额120号。该所对于申请上市的证券审核比较审慎，上市股票仅13种，另有1种短期库券于1948年8月2日上市。该所在交易制度上采取“分柜相对”买卖方式，当时也仅开做现货交易。在证券监管方面，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因情况特殊中央政府未对其实施正常监管，后来又令其停业清理。而对天津证券交易所的监管则与对1946年开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基本一致，比如财政部、经济部也各向该所派一位监理员。当时天津证交相关各方存在较复杂的关系，这在禁止证交票据当日抵现、查禁场外交易、放宽涨跌幅限度等问题上都有表现。　　在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开业期间，从1945年12月初到次年4月下旬该所停业为止，股市行情演变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从1945年12月1日到次年2月23日，股市处于明显上升趋势之中。以成交最多的启新洋灰为例，在两个多月时间涨幅达4倍。从2月24日到3月23日，股市在这一个月中处于震荡状态。直至3月25日受东北局势等因素影响，股市重拾升势，并在4月初创新高。此后直至华北证券交易所停业，股市又处于盘整状态，并有所回落。天津证交股市行情演变大致分两个阶段:在其开业的前一时期，从2月16日到6月12日，天津股市走势相对平稳些，上涨较缓慢，不如同期上海股市活跃，也远比不上同期天津物价的涨幅;从6月15日到8月19日，天津股市暴涨，一些个股甚至连续多日涨停。本文根据当时天津报纸上刊载的每日证券行市，绘出重要个股的K线图，进而对其走势加以分析。　　在影响战后天津证券市场行情的诸多因素中，比较重要的有:通货膨胀演变状况;政府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银根松紧与游资动向;黄金美钞行市;内战战局，尤其东北与河北平津战况;上海股市走势等。　　抗战结束前在天津筹办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的主要目的是为吸收游资、缓和物价上涨，还有就是通过设立证交所来加强对当地证券市场的管制等。但这些目的实现得并不很理想，尤其前者，不过证交的开业在这方面实际上也起到一定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成立距天津证券花纱粮食皮毛交易所停业已20余年，距北京证券交易所停业已6年左右，实际上居于华北证券交易的中心地位，因此在天津证券史上有其特殊地位。而天津证券交易所上承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下启1949年开业的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在天津证券史上同样有其不寻常的地位。该所设立的初衷为“吸收游资”，“物价平抑”，“扶助工商业发展”，“健全证券市场”。但在其开业期间这些任务完成得并不很理想。1949年成立的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1948年天津证券交易所的继承与改造。　　截至目前，对中国近代的一两家证券交易所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论著很少。本文对战后天津两家证券交易所进行的探索性研究，有助于读者加深对近代中国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的认识。至于创新之处，本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对近代天津的证券发展史在广泛搜集各种史料的基础上做出较为详细、系统的叙述;其次，结合与证券市场、证券交易所的关系这一视角，对战后国内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再次，将历史学方法（如运用史料的方法）与经济学方法（如证券分析方法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最后，本文还将从一些方面对近代上海与天津的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加以比较分析，使读者对近代尤其战后天津的证券交易所有更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