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英勇勋章》和《丧钟为谁而鸣》分别以美国南北战争和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为背景,刻画了战争造成的伤亡、疾病、饥饿、懦弱和罪恶,描述了战争中士兵们的肉体、心理和精神痛苦。在《红色英勇勋章》中,面对残忍无情,肝髓流野的战场,士兵们对战争的幻想和勇气被粉碎。其中小说主人公亨瑞·弗兰明在第一次直面战争的血腥和残酷时,经受了荣誉和男性气概神话幻灭的极大痛苦,在这之后选择做了逃兵。与亨瑞·弗兰明不同,《丧钟为谁而鸣》的主人公罗伯特乔丹作为美国人加入西班牙内战一开始就并不是由于他对荣誉和荣耀的渴求。但是面对战争所带来的西班牙平民的家破人亡和战场上的残忍杀戮,罗伯特乔丹同样经受了男性气概的巨大焦虑。本篇论文以克里斯蒂娃的卑贱理论和男性气概相关理论为出发点,分析《红色英勇勋章》和《丧钟为谁而鸣》中主要角色在卑贱的战争中的个人经历,探讨了战争对男性气概的解构和男性气概在战争废墟之上的重建。从对美国战争文学作品和有关评论文章的概括论述中,本文发现很多战争文学作品以模糊的描述掩盖了战争卑贱的一面。很长一段时间,战争被神化为崇高和英勇的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战争成为了令人憎恶和残酷的事情;现在,战争似乎很荒唐。文学似乎总是在选边站。而《红色英勇勋章》和《丧钟为谁而鸣》并不是简单地歌颂或者谴责战争,不是简单地表明态度,而是现实地探视个体在战争的经验过程。本文旨在通过对战争中的卑贱因素的分析,探讨卑贱化的战争对人再创造自我的积极意义。《红色英勋章》和《丧钟为谁而鸣》的不同之处在于,克莱恩将女性排除在男性气质建构过程之外,而海明威将女性和种族纳入了重新建构男性气概的过程,这与女性研究和种族因素在男性气概理论发展中越来越重要也相符合。《红色英勇勋章》和《丧钟为谁而鸣》都解构了以往的战争文学的传统,但是后者在基于西方信仰危机的背景下,赋予了无天然意义的战争与世界以个人意义。将这两本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也向读者们展示了美国文学战争的男性气质的转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