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21日,美国派拉蒙公司出品的喜剧片《不怕死》（Welcome Danger）在上海租界的大光明与光陆两家戏院上映,片中有辱国族尊严的情节引发了国人强烈不满。由著名影人洪深在戏院登台演说、号召观众拒看开始,民众、舆论、官方同仇敌忾,最后演变成一场自下而上的抗议行动,国民政府的积极作为让事件最终得到了妥善处理。此后,好莱坞影片不敢再恣意丑化中国形象,辱华片渐呈消退之势。中国人在银幕上的国际形象从此得到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在当时的媒体、国民、政府行动中得以建构。在新时代下,对近百年前的《不怕死》事件旧事重提,一方面有助于研究民国时期的历史、政治、法制、外交等多个层面,形塑1930年代的民国社会;另一方面,《不怕死》事件作为1930年国家形象意识觉醒的标志性事件,对当今中国塑造国家形象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国内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研究成果已颇丰,但结合促进中国早期国家形象意识觉醒的《不怕死》事件来分析的论文尚不多见,这也是本文的创新所在。论文采用文献分析法、“知识考古学”法、个案分析法、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多种研究方法,对《不怕死》事件反映出的国家形象意识觉醒与塑造问题展开阐述,力求鉴古知今。本文的正文部分共有四个章节:第一章梳理《不怕死》事件爆发、处理的经过,从情绪层面的不满到行动层面的斗争,随着公众指斥、知识界发难、正面舆论场的构建,加之官方的合力抗争,事件从“影事”上升为“国事”,最终取得抗议胜利;第二章剖析以《不怕死》为代表的辱华片中的中国人与中国想象,从直观性、娱乐性、“涵化”效果三个角度来阐述辱华片中的中国人,探讨西方的中国想象,分析国人形象自我认知,进而论述中西认知不对等产生的冲突;第三章探究反辱华片事件呈现出的国家形象,知识分子从“坐言”到“起行”,普通民众渐次觉醒,展现出觉醒的国民形象,提前介入、迅速行动、跨洋交涉、完善电检等行动呈现出积极的政府形象,民族主义与文化认同彰显出自觉的文化形象;第四章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之上,思考《不怕死》事件对当今塑造国家形象有何启示,新闻媒介、电影艺术、公共外交都可以立足自身优势,为塑造、传播、推广国家形象做出应有的贡献,最后回归到《不怕死》事件本身,尽管其进步意义值得肯定,但其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部分商家打民族主义旗号,行谋私利之实,官方对“辱华”过度敏感,草木皆兵,知识分子“文化引导”存在困境等,对这些问题作出理性反思,以起到警醒作用也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