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依法行政就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社会管理时,须在法律所授权的范围内,依照现行法律之规定行使自身的职权,既不能超越自身权权限滥用职权,亦不可对属于本部门权限范围内的事务消极不作为。但是由于法律本身之局限,其对于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能全面规制,因此,行政机关为了更高效的行使自身职责,依职权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并以此作为其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由于之前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并不包括抽象行政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规范性文件的司法监督处于一种缺位的状态。但随着法律的修改,这一问题得到了有效的回应。新《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而随后颁布的司法解释更是将该规定进一步明晰,使其更具实际操作性。其目的在于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监督,限制行政机关滥用其手中权力随意发布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实现对行政权的制约和监督。自新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正式颁布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对于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实际案例也呈逐年增多的态势,但是由于对该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多是框架性规定,使得法院在实际审理这类案件中暴露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无疑影响着这项新制度如何进一步落地实施。因此,对于新法实施之后,法院在适用该制度审理实际案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对相关问题予以明确和解决,有着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