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在处理单位成员工作与生活的关系时,采取了在邻近生产区的区域建设生活区的做法。这种做法既能有效保证生产的正常秩序,又能为企业职工提供生活中的便利,在客观上达到了职住合一的效果。因此,这种生活区紧邻生产区的单位大院职住模式迅速流行开来,为大多数工业企业所采用。单位大院堪称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符号。然而,在某些特殊行业中,由于自身生产的特殊性,一些工业企业在单位时代无法实现职住合一的夙愿。同一时期单位大院的温暖与它们无缘,长期的职住分离让其吃尽了苦头,也让其更加渴望进行职住整合。在职住分离的背景下,尽管企业一直努力改善职住条件,却很难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上个世纪末,单位体制的变革让单位社会走向终结。在单位时期红极一时的单位大院被认为时单位社会的产物,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而受到猛烈的批判。单位大院的高墙在短时间内纷纷倒塌,逐渐被现代化的物业小区和耸立的高楼大厦所取代。恰在此时,由于单位制度的瓦解,特殊行业下的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辅以国家政策的宽松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让其具备了从根本上结束职住分离的条件。通过再建单位大院,配合班车制度,长期职住分离的企业在后单位时期实现了另类的职住合一。即城市里职工们集中居住的生活区与远离城市且分散的生产区在地理空间上仍然分离,但用单位班车作为纽带加以链接。不管是生产还是生活中都保持较高的封闭性,形成事实上的新型单位共同体。尽管在职住整合过程中,局部出现了些许的变形与走样,但是这个小插曲改变不了企业走向职住合一的事实。本文以具有生产特殊性的Y企业为例,通过观察它在不同时期职住类型的变化,试图对国有企业职住状态的演变轨迹做出补充。同时,通过比较在单位时期和后单位时期里,国有企业由于自身特点的差异,特别是生产的差异所带来的职住类型的异同,旨在揭示企业生产对单位生活的影响,以及国有企业生产与生活的复杂性。最后,再建的单位大院既是对单位社区类型上的一种丰富,也是后单位时期单位大院走向何处的一种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