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问题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都形成了主题,并做过深入的阐述。本文将以哲学思辨方式为指导,通过对两位哲人语言思想的比较,试图厘清二者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以求更深入地理解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要旨,梳理出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逻辑线索。海德格尔通过“存在论的区分”赋予语言本体论的地位。为了避免形而上学他把语言的本质理解为存在之道说。维特根斯坦通过语法分析来化解形而上学,他们都把语言问题和形而上学联系起来从根本上重新审视语言的存在论地位。语言不再被认为是反映自然生活的符号体系,而是人的一种活动。海氏和维氏都认为语言具有流动性、开发性,倡导人们在具体生活的使用过程中恢复语言的源初意义,海氏和维氏都意识到传统形而上学只会导致语言的实体化和对象化,造成语言的凝固性和僵化性。海氏和维氏都认为语言无法直接说出终极真理是什么,只能通过已说出的内容间接地显现未说出的真理。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都戴上了“现象学的眼镜”。他们虽然都认识到了语言的界限,却仍对“不可说之物”津津乐道,他们的思想很明显都蒙上了神秘主义面纱。除此之外,二者思维方式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海氏运用现象学的方法把语言、真理、存在结合成一个整体来消解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维氏主张语言的意义在于用法,他用“家族相似”的理论打破了从个别抽象出一般的迷梦,用哲学语法和生活形式代替了形而上学的普遍本质,这些都是借助于“语言游戏”完成的。对海氏和维氏语言思想比较的目的是要引申出更深层次的中西语言比较,海氏和维氏从存在论的高度审视语言的思路为我们反思中国哲学提供了契机,西方哲学自古希腊起就表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倾向,进入当代,语言更被看作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甚至是第一对象。而在中国哲学中,语言历来属于从属的地位,“言不尽意,意在言外”诸如此类的思想倾向已成为中国哲学的遗传基因,中国哲学家们长期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语言已成习惯,整部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语言遗忘史”。西方语言哲学的“在场”与中国语言哲学的“缺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有整体理解中西语言哲学的特点,才能找到语言问题的症结,为中西哲学对话与交流寻求新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