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自精准扶贫实施以来,我国的脱贫工程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出现了扶贫对象识别瞄准偏离、扶贫受益群体偏离和扶贫对象道德风险增加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扶贫效率,制约了扶贫目标的实现,应该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追根求源,这些问题都与精准扶贫实施机制的不完善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本文以精准扶贫问题为导向,以精准扶贫实施机制为研究对象,探讨精准扶贫问题形成的机制性根源,进而提出精准扶贫实施机制的优化方案,以期达到为消除精准扶贫问题提供理论依据的目的。首先,论文基于精准扶贫的实践经验,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概括了我国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论文通过分析精准扶贫主体的行为目标及其职能、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精准扶贫实施机制的运行机理、精准扶贫实施机制高效运行的条件等问题,奠定整篇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论文以博弈分析等方法,从精准扶贫实施机制的角度,阐述了精准扶贫对象识别瞄准偏离的原因。实践经验显示,这一问题主要产生于精准扶贫实施机制的贫困户识别环节。原因在于:村民与贫困户的监督、扶贫干部与村民民主测评小组的监督以及乡镇基层政府扶贫监督的失效。论文运用博弈监督模型,分析了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博弈关系,分析了村民与贫困户监督失效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探讨了政府扶贫干部工作效率与工作积极性不高导致的监督失效问题;运用上下级政府间信息传导与反馈模型,阐述了下级政府为追求政绩忽略识别质量等原因产生的识别偏离问题。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了三条优化精准扶贫实施机制的策略选择:强化精准扶贫意义的宣传,提高村民与贫困户的参与度,降低监督成本以提高其监督的积极性;明确扶贫责任,降低履行监督职责的成本,激发扶贫干部在基层工作的积极性;建立健全上下级政府间信息传递与反馈渠道,减少乡镇基层政府的“数字扶贫”行为。再次,论文运用博弈分析等方法,阐释了精准扶贫受益群体偏离的原因。在实践中,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产生于精准扶贫实施机制的路径选择环节。研究显示,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扶贫路径监督和考核机制不完善。论文利用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监督博弈模型,阐述下级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在扶贫路径选择上更偏向于见效快、风险低、易凸显政绩的项目。问题出现的根源在于上级政府对于扶贫项目路径缺乏追踪管理和监督,通过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降低受益群体偏离的风险。然后,基于精准扶贫的实践经验,论文总结了精准扶贫实践中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并分析了其产生的机制性原因。论文基于2016年A县B镇贫困户的信息,总结了精准扶贫实践中扶贫对象的道德风险行为,主要表现为农村“懒汉”过度依赖扶贫的持续贫困现象及农村老人转嫁“赡养”责任的现象。研究发现,扶贫对象的道德风险行为是导致“贫困户”脱贫主动性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阐述了扶贫对象道德风险行为产生主要原因在于“过度扶贫”。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在这一问题上优化精准扶贫实施机制的策略选择:增强针对性扶贫,促进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通过设立公益性岗位,刺激贫困户自主脱贫的意愿;引进教育资源,提升贫困户自主脱贫能力;建立“欺骗”行为惩罚机制,对扶贫对象的欺骗行为采取惩罚措施,预防欺骗行为的产生。最后,基于上述研究,总结研究结论,系统地提出精准扶贫实施机制优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