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鼎盛时期,立法技术发达,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标志着中华法系走向成熟。受实体法对刑事的重视程度高于民事的影响,在古代,刑事诉讼构成了传统中国诉讼制度的基础。而证据制度作为刑事诉讼中最关键的核心部分,是对案件作出合理判决的前提和基础,在证据制度中,取证又是前置的必经环节,因此唐代在刑事犯罪的取证方面也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唐代刑事犯罪证据的取证以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秩序为基准,免除特殊群体的作证义务以维护伦理纲常、禁止对贵族阶级的拷讯以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并且实行有罪推定原则以维护社会稳定。此外,唐代刑事诉讼程序中不限制司法官获取证据的手段,强调“正”“谲”并用,且在重视证据本身的同时兼顾人情事理,最终取得犯罪证据,以查明案件真相为最终目的,维护社会的稳定。在唐代刑事诉讼程序的证据环节中主要有口供、证人证言、物证、书证以及勘验与检验笔录几种主要的证据形式,司法官们通过刑讯、勘验以及具有古代特色的,诸如以谲取证、利用动物的习性取证等特殊取证手段获取刑事犯罪证据,并在设定法定取证程序的基础上,设置了一系列限制性规范。唐代以法条形式免除了同居相隐范围内亲属、部曲与奴婢、老幼废疾的人的作证义务,并禁止他们一定程度下告发检举犯罪的行为,也不允许被囚禁的犯罪分子告发检举他人犯罪。此外,唐代还开创性地规定,在一定范围内的案件,由于涉案各方的特殊地位,对其不适用拷讯,而是“据众证定罪”的证据规则。在司法官取得证据后,灵活运用五听法、对质法,或是根据生活常识和断案经验进行推断,从而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最终达到“自由心证”的效果。自唐代开始,中国古代的刑事犯罪的证据采纳完成了由人证主导阶段到人证物证并重阶段的转变,不仅完善了已有的刑事犯罪证据形式与取得方式,并将其纳入律令典章之中加以较为详尽的规定,还创造性地发展了更多相关证据规则,对之后历朝历代的刑事犯罪证据取证环节都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