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发展研究中的核心因子之一,文化固然重要,但关乎文化得以成长的土壤和生境乃更为值得深究的选题。本研究探讨的文化空间异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用词汇,而是发展语境下的文化空间,其为立足于乡村社区底板上的泛化概念,是国家治理视阈下公共性显著的全景式场域。基于西北地区长期的田野观察,经验判断后抽离得出贫困文化、商业文化、精英文化以及“文化的文化”(信仰文化)四大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空间形塑变量,深描其对文化空间的形塑过程及结果,并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层面探讨发展政策启示,以期回应乡村全面发展的文化意涵。本研究运用质性研究范式的个案研究,以中国西北地区C村为个案,具体采借扩展个案法和反证法的逻辑思维以微见宏、间接反观,得出超越个案的科学结论及政策涵义。界定发展语境下“文化空间”的基本内涵,包括其内部结构是物质维、实践维与精神维的三重组合体系,及其属性的多功能梯次表征等延伸辨析。文化空间是农民的生计舞台、公共记忆、地方秩序和精神家园,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常态化社会样态。文化空间被四种亚文化形塑后的空间表达为“内卷”与“挣脱”、“腐蚀”与“抵制”、“合作”与“疏离”、“区隔”与“逃逸”的关联过程,在持续性地被压缩、被切割、被扭曲、被宰制后,文化空间呈内卷化、扁平化、扭曲化及多中心化。四大形塑文化在争夺与挤压中,文化空间集时间性、空间性和社会性相互缠绕并最终呈现出一种“纠结的发展”,致使农民自在自为的表达、选择、机会、能力、尊严等日趋逼仄。研究发现,文化空间遭遇多重力量的叠加挤占、造成“无主体的发展”及农村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的虚化。如此区隔的、固化的甚至是异化的文化空间将农民牢牢吸附,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更让乡村发展困境重重。文化空间已然演变为国家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对象、工具抑或前提,蕴涵丰富的现代化治理要义。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从“不平衡不充分”到“全面发展”,可得四个层面的政策启示:第一,从社会建设层面,提供均等的城乡公共服务,构建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网络,打破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牢固“物质兴”的第一发展定量;第二,从经济建设层面,搭建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平台,引领商业文化的义利观与合作共赢的市场观,规避农业经营风险、提升农民竞争力,保障农民土地、产权等经济权益;第三,从政治建设层面,通过“三治合一”促使国家治理重心下沉,致力于社区营造,重塑精英与社区群体内部的有机联系、回归农民的发展主体性地位;第四,从文化建设层面,健全基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驱动“一核多元”的文化治理模式,拓宽农民可行能力提升的“大育人工程”。努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入社区,培育理性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主流信仰文化。合力塑造友好型文化空间,确保农村、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的中国梦,赋权赋能助推农民习得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实现自由全面的文化内涵式发展路径。本研究的可能创新点包括,将文化空间拓延至发展政策的框架下进行研究,选题本身具有创新性;借用反证法来研究文化空间,逆向思维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构建“贫困文化—商业文化—精英文化—文化的文化”四维分析框架,属微观研究理论框架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