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市制度作为证券市场上的一种基本制度,在维持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保证资源合理配置以及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作用。目前,我国注册制改革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各类型公司的上市机会将会增加,如果退市制度不能发挥作用,那么有限的资源会被大量劣质公司占用,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当前,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数量极低,上市公司“戴帽脱帽”行为频繁,种种现象均表明我国退市制度的有效性有待提升。基于此,本文采取对比分析、数据统计和案例研究的方法从制度层面、整体情况和具体案例三个角度对我国退市制度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制度比较部分,本文就退市标准与退市程序将中美退市制度进行对比后得出:我国退市指标更加看重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退市程序较长,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到终止上市期间有较长的过渡期;我国主板一板独大,缺乏完善的转板机制,上市公司退市之后路径单一。在整体情况部分,每年退市的上市公司数量极低,与新上市的公司数量不成比例,公司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后成功撤销的比例超过70%。另外,本文通过统计分析2019年上市公司“脱帽”原因后发现大部分公司都是通过调节非经营性损益实现扭亏为盈。在案例分析部分,本文选取ST昌鱼为研究对象,梳理ST昌鱼自上市以来两次成功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规避退市的经历并分析这期间公司的状况后发现:在公司自身经营状况方面,ST昌鱼两次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的经营状况没有实质性改善,十余年来一直依靠处置长期资产、政府补助、调节坏账准备等与主营业务无关的项目对特定年份的利润进行调节从而实现净利润为正;在市场反应方面,ST昌鱼股票在经历警示前后股价波动较大,但股票成交量并未因为退市风险警示而降低。从ST昌鱼的情况可以看出,当前的退市制度并未真正发挥优胜劣汰、正向业绩激励和保护投资者的作用。在多角度分析之后得出我国退市制度存在可操作性较高,退市风险警示制度的约束力不够,警示作用发挥不明显等主要缺陷,因此本文从完善退市指标、细化与增强退市风险警示制度和投资者教育等方面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对后续退市制度的完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