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成人初显期”这个概念由美国学者提出,作为西方工业社会的产物,它特指18岁至成家前的这一时期。过往研究发现,该阶段青年群体的最大特征是生理成熟度与心理成熟度相脱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成人初显期”现象。由于中西文化与社会差异,西方成人初显期的理论与发现未必适用于中国,我们必须结合中国本土化的情境,尤其是中国家庭中丰富多彩的传播实践来展开研究,从而开辟“成人初显期”研究的视野。家庭对于成人初显期特质的形成具有关键影响,是部分成人初显期研究的切口。由于数字时代的到来给家庭的权力关系、亲子关系、性别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数字时代下的家庭关系成为了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许多研究多从家庭整体出发,讨论不同家庭关系类型下子女的数字媒介使用状况,很少细分到家庭内的性别关系,也忽略了对具体的数字互动行为的深入探讨。基于以上研究缺口,本文将借助性别视角,以微信社交为主要分析对象,首先从宏观的、量化的层面描绘数字家庭的整体概况,探清成人初显期数字家庭关系的影响因子。其次从微观的、质性的层面解释家庭内部数字互动行为背后的内涵,进而探讨数字媒介对中国成人初显期特质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在第一部分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将回收的776份父母问卷和536份子女问卷按家庭编号进行性别配对,分别组合成父子、父女、母子、母女四组配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首先,数字家庭中的“等级秩序”与传统家庭截然相反,表现为“女儿＞儿子＞母亲＞父亲”的新秩序。其次,在数字接入方面,四组性别配对差异明显,子代的数字接入水平、居家共同活动频率、是否独生子女、亲子亲密度等影响因素分别对父母的数字接入水平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最后,在数字使用方面,四组配对样本在掌握功能数、沉溺程度、微信沟通频率和文章转发频率上均具有明显差异。有趣的是,相比起微信沟通频率的明显差异,朋友圈这一公开平台中的亲子互动频率大致相同（除了母子配对）,且子辈给父辈朋友圈点赞、评论的频率还要更高。另外,子女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孝观念认同度和见面沟通频率等影响因素分别对父母的数字使用水平造成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异性别配对中,女儿越是孝顺,父亲的使用水平越高,但儿子越是孝顺,母亲的使用水平反而越低;数字素养方面,父女之间的数字素养差异较其他性别配对更为明显,独生子女成为预测父母数字素养水平的关键影响因素（除父子配对外）。本文的第二部分采用了自传体民族志法对来自传播学院的40位研究生的自述报告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数字家庭时代已经到来,数字家庭中出现的“女高男低”“子高父低”的状况与线下家庭关系密切相关;数字家庭是线下家庭的“复制”版,但同样也在重构着线下家庭的交流空间和亲子关系;数字家庭给传统的家庭文化带来的影响体现在家庭权力的下行、家庭角色的巩固、尽孝方式的变迁等方面。本文还发现,数字家庭塑造了中国的成人初显期的特质:一方面表现为数字家庭抚平了子女的分离焦虑,从而延缓了成人初显期的独立进程,另一方面表现为子女在数字家庭中第一次发现父母的“无力感”,使得成人初显期群体做出了承担家庭责任的尝试。这两方面的矛盾使得中国成人初显期的过渡性特征更为明显。综合研究结果,本文依据研究背景提出了中国的成人初显期特点,即直面家庭责任、摆脱自我中心心态、对家庭产生矛盾性依赖,并且从宏观角度总结了中西方成人初显期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