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性侦查措施作为侦查措施体系分类中的一种,其核心在于明确侦查措施运用的主要目的在于收集证据。即在目的论视野下审视侦查措施的分类逻辑。而在表现形式上由此目的延伸出的侦查行为手段应以任意性为主体,以强制性为补充。正视调查性侦查措施不仅有利于推进侦查活动法治化、正当化的进程,也为解读由技术变革引发的侦查行为科技化与由权利理念变革引发的侦查程序法治化提供了一种分析路径。因此,本文认为调查性侦查措施的概念引入实质上是为侦查措施的分类提供一种分类标准,即形成“行为—目的—权利”的判断路径,并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任意侦查、侦查目的以及比例原则在侦查理论研究中运用。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外,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调查性侦查措施的理论由来展开讨论。本文立足于侦查逻辑与司法逻辑的区分,将侦查措施的分类抽象为技术型分类与政策型分类。其中政策型分类又可以称之为权利型分类,其分类标准主要是以侦查行为是否干预基本权利为依据。目的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过程中的基本权利不受过分的限制,强调在侦查过程中不能不计代价得发现真实。而技术型分类则是以发现真实为核心目的,主张侦查措施分类的目的是服务于侦查实践工作。其意义在于使侦查人员了解侦查措施,并掌握不同侦查措施适用的时间节点以及运用方式。然而伴随着刑事司法改革的推进以及科学技术的更替,上述两种逻辑分类体系均面临着冲击,其所依托的理论基础也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动摇之态势。第二部分主要是对调查性侦查措施的概念内涵以及法理基础进行阐释。本文在关于侦查措施的理论研究上,基本上是以目的、行为、权利三者进行理论建构,调查性侦查措施遵循的是“行为—目的—权利”的综合型分析框架。其中在“行为—目的”阶段,调查性侦查措施遵循的是目的论的指导,而在特定目的的限制下的调查性侦查措施还应接受权利论的审视。由此,调查性侦查措施概念内涵应当包括以下要素:其一,调查性侦查措施是以获取证据为目的;其二,调查性侦查措施的主体行为是任意性取证措施,强制性取证措施是其例外方式。第三部分主要是对调查性侦查措施的行为样态进行体系化分类。本文主张以“行为—目的—权利”为分析框架,将侦查措施可以分为以调查取证为目的的侦查措施,即调查性侦查措施和以保障程序顺利进行、防止再次发生社会危害性行为为目的的保障性侦查措施。而若从权利干预视角来将调查性侦查措施进一步划分,调查性侦查措施又可细分为任意性取证措施和强制性取证措施。但仅由调查性侦查措施的概念无法清晰地了解其行为样态,亦无法使理论意义上的调查性侦查措施与实践意义上的诸多侦查措施形成实质性关联。需要借助类型化思维,通过将实践中侦查措施的特性抽象化,以构建完整的调查性侦查措施的行为体系。第四部分是对调查性侦查措施的适用路径进行建构。对于调查性侦查措施而言,其内部既牵涉到任意性取证措施和强制性取证措施的体系划分,又涉及到任意性取证措施与强制性取证措施之间转化的必要性。因此,如何针对调查性侦查措施设定合理的程序规则是将调查性侦查措施纳入法治化进程中的必要之举。本文在调查性侦查措施的司法适用路径建构上,主张设置内部自律与外部他律两种控制模式。整体上内部自律以犯罪嫌疑人确认制度为基础,通过明晰犯罪嫌疑人确认的程序要件以及证据要件,划分任意性取证措施与强制性取证措施的程序节点。进而通过外部他律中的检察监督侦查、公诉引导侦查两种方式实现对调查性侦查措施运用的外部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