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管服”改革作为我国第七次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效率的提升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大意义。2013年我国开始了以简政放权为“先手棋”的第七次行政体制改革，2015年李克强总理进一步提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下”的改革要求，2018年十九届三中全会拉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序幕，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时至今日，地方政府“放管服”改革虽已取得较大的改革成效，但依旧存在一定的行政改革缺陷。伴随着政府改革的全面推进，地方政府碎片化改革而非整体推进、重数量速度而非质量效益、改革行政主体单一化、部门利益化、“信息孤岛”、“趋同式创新”等问题仍待解决，囿于困境中的地方政府“放管服”改革亟待学者基于问题导向的研究和关注。
　　南京市栖霞区作为“全科政务”以及“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全国基层试点单位，在“放管服”改革创新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其同样存在着上述所提及的地方政府“放管服”改革的各地通病。因此，文章通过对栖霞区的实地调研，结合相关统计数据、政策文件等，通过文献分析、数据分析、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对栖霞区政府“放管服”改革的政府政策应然状态与基于市场、社会满意度和获得感的实然状态的对比，从组织结构、伦理意识、关系体系三个维度对地方政府“放管服”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其内在原因进行分析。并在对官僚制行政体系下“主从一线性”协作逻辑的批判和扬弃的基础上，从政府内部协同整体、政府行政人员的价值回归以及多主体的合作治理等方面来建构基于“平等—网络”合作逻辑的合作治理运作模式和行动体系，以期在化解我国“放管服”改革困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及政府治理的创新提供新的治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