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与现代家族企业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研究山西票号对于现代家族企业经营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相比于一般的商业组织,家族经营的商业组织在资金构成、管理风格、企业文化和社会关系等方面都蕴含着许多独特的地方。许多学者也曾经就家族企业做了许多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旨在为现代管理实践提供更多科学的指导意见。然而,关于家族对商业组织的影响,学者们的观点并不统一。在中国企业史中,家族经营的商业组织十分常见,在古代更是主流的组织形式,山西票号就是当时十分典型而又广为人知的家族经营的商业组织,晋商家族的人口、经济、文化和权力特征都深刻地影响着这一组织的繁荣与衰败,相关史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人口方面,晋商家族基于地缘,构建了一套熟人社会的惩戒机制,这一机制能有效防范员工的道德风险,使票号的东股能放心地吸纳人才,给予他们充分自由的经营权,并最终推动了身股制的产生,身股制也成为山西票号经营中的一大独特优势。不仅如此,这种信任关系也使山西票号在交通不便利的年代里得以拓展自己的商业版图,从晋中逐渐发展到北京、四川、上海和蒙古等地。因此,从人才方面来看,家族并不一定会阻碍商业的发展,合理利用家族的特征也可以为商业组织带来社会资本。随着山西票号在外地的经营,票商还逐渐建立了与外乡人的信任关系,并在当地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可见,当时商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开始突破了血缘和地缘的限制。在经济方面,晋商家族通过转型、联姻和商业合作扩大了自己的财富力量,为山西票号的经营奠定了扎实的经济基础,这保证了票号能够满足汇兑需求、抵御挤兑风险。同时,晋商家族也利用这些资金展开了新一轮的关系投资,这使得山西票号的社会资本在家族发展中不断壮大。与现代家族企业不同的是,晋商家族喜欢利用这些资金修建宅院,这一方面为现代留下了许多建筑艺术,另一方面也说明家族与山西票号的资金关联性很强。然而,伴随着绵延不断的战争、清政府的垮台以及晋商子弟的挥霍无度,家族世代积累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也逐渐崩塌,只留下了沉默的宅院成为警示后人的遗产。可见,家族经营的商业组织能否常青的关键因素很多,包括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代际传承,这两个因素对于现代家族企业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在文化方面,传统儒士的从政理想开始逐渐向“人伦”、“日用”等方面转变,一些人开始通过商业谋生。这一改变一方面与逐渐恶化的政治官场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孝道文化有关。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人们为了担负自己的家庭责任不得不选择弃儒从商,进而产生了一大批以乔致庸、渠本翘和冀国定等人为代表的儒商群体。他们虽然无法在政界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仍然具备着讲义气、识大局的儒商精神,在地区治理、教育传承和朝廷捐纳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地区治理方面,他们捐助并主持了寺庙、城墙、会馆和慈善机构的修建,改善了当地的生存环境。在教育传承方面,他们不仅教育自己的子弟恪守儒家的道德准则,还在地区设立了义学,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化资源。在朝廷捐纳中,晋商家族始终扮演着先锋的作用,为前线的战事贡献了不少金钱和物资。这些行为不仅提高了晋商家族的社会声望,还构建了山西票号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为票号吸纳了更多的客源和财源,拓宽了商业范围。在权力方面,家族通过科考、捐官和联姻等方式扩大了家族的势力,实现了官商一体的理想家族模式。在这一家族模式下,家族官员可以利用职权为山西票号的经营提供诸多的便利和机会,并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家族的社会影响力。反过来,家族中的商人子弟可以为有读书天分的子弟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帮助他们步入仕途。然而,伴随着捐官制度的出现,子弟们越来越依靠财富而非能力进入官场,这不仅不利于子弟的培养,同时也令家族卷入了致命的政治漩涡中。此外,由于经商思想的广泛传播,整个山西地区在清朝参加科考的人数骤然下降,这不仅仅是某个家族的损失,也不利于山西社会的长远发展。综上,我们看到晋商家族对于山西票号经营管理的影响是长远而深刻的,体现在资金、制度、文化和代际传承等方面。这启示着现代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是,一定要注意组织与家族资金的剥离,防止家族转移组织的经营资金。二是,一定要不断创新组织的制度,防止家长独裁现象的出现。三是,注重代际传承,选择合适的接班人接管家族产业。四是,杜绝懒惰、奢侈和腐败的风气,提倡以义制利、开拓创新的经营原则,避免利用不合理手段获得家族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