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人的愿望由来已久,文学作品中也不乏描写。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科学怪人、《浮士德》玻璃器皿中的人造人,以及阿西莫夫的机器人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人类对自身改造与创造的愿望。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科技革命的兴起,克隆人逐渐成为科幻小说的一大题材。克隆人是指依靠体细胞核移植技术诞生的人,通俗而言即无性繁殖的人,克隆人科幻小说就是以这个“基因复制”的新型生命体为题材的科幻作品。科技发展已经改变了“人”的传统定义,如今,人类从自然选择的人发展为科技介入后非纯粹的生物人,而克隆人等新型人类使科学、伦理、社会与人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克隆叙事不仅在科幻的外壳之下反映了当代科技异化和人的物化,而且通过对科技未来与人类自身的寓言式书写,聚焦于科技对人类伦理的潜在威慑力,包括家庭人伦、人际观念、道德意识、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等方面。因此,科技的伦理思考与构建在当代高科技语境下更为重要。为了探讨克隆人对人类伦理的影响和启示,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克隆人科幻小说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围绕克隆叙事中所体现的各种伦理问题,解读克隆人科幻小说的科学寓言及道德隐喻。论文选择了欧美和亚洲的十六部经典或畅销的克隆人科幻小说为研究对象,以克隆人身份研究为主线,根据克隆人所处的不同伦理环境进行分类,具体探讨克隆人与自然人、克隆人个体与群体、克隆人乌托邦中的伦理问题。正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的发展与科幻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梳理克隆人科幻小说产生背景和克隆人的身份特征,为论文的展开提供基本依据,并做出论述铺垫。首先,论文回顾了“人造人”经典小说《弗兰肯斯坦》,它是西方工业革命之下的道德寓言。虽然小说并非克隆人科幻小说,但是“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使“认识你自己”的千古追问成为科技时代人类的重要命题。在“弗兰肯斯坦综合征”的伦理思索中,论文立足于克隆叙事,继而将讨论延伸至现代高科技的伦理环境中。现代机器、知识和科技模糊了主客体之间的清晰界限,可以不断解构、改造和衍生主体。因此,克隆人“似人非人”的身份成为新型的“斯芬克斯之谜”。基于《人的复制》、《克隆人》和《无性人》等作品分析,论文探讨了其中的主要伦理问题。总体而言,克隆人颠覆了人是目的的伦理价值体系,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峙,引发了伦理恐慌。第二章主要在克隆人与自然人共存的伦理环境中,探索克隆人在自然人社会中引发的伦理混乱与身份困境,通过人类“原本”与克隆人“摹本”的对立,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我是克隆人》和《秘密》情节相似,克隆人技术满足了造物主的克隆情结,却无法使“复制品”与其“原版”和平共处。克隆“母女”之间存在着人伦定位不清和乱伦禁忌等问题,增加了身份诉求的难度。《千万别丢下我》讲述了克隆人作为器官捐献者的人生与宿命,小说中的“黑尔舍姆”学校与克隆人表面看似正常,实际上,克隆人作为“他者”在“似家非家”、“似人非人”的叙事中映射出克隆人技术的非理性,克隆人通过死亡完成伦理选择正是作品的悲怆之处。《巴西来的男孩》、《分身》和《第三个孪生子》以克隆人身世之谜与犯罪为伦理主线,解构身份伦理结是侦破扑朔迷离的案件之关键,作品探讨了伦理环境与伦理身份的密切关系,以及成长环境与后天教育对人的影响。《云图》和《追捕克隆人》中自然人与克隆人的对立隐喻了人类社会主奴关系和等级制度,体现了克隆人在自然人社会同化过程中的困境。通过克隆人对人类现有伦理秩序的冲击以及身份的物化,人类必须重新思考对科学的伦理选择、对生命尊严的捍卫。第三章立足于克隆人个体与群体共存的伦理环境,主要分析《迟暮鸟语》、《克隆生命》和《九条命》三部作品。通过克隆人个体在克隆人群体中的身份诉求与人性回归,论文将深入探讨科技和文化语境下的“复制”内涵。群体的复制与自然人个体克隆不同,克隆人群体产生了永恒的相似性,使人沦为千人一面的类像和符号,消解了人的本体意义,从而引发更为严重的人类身份危机。作品虽然也描写了乱伦禁忌、克隆人个体的身份诉求与生存困境,但是,克隆人群体的伦理有别于自然人的伦理,个体与群体的对立实际上暗示了人类失去人性因子后,会对整个伦理体系有何影响。论文不仅论述了克隆人群体的相似性、与传统迥异的伦理和个体的身份重构,而且进一步思考“复制”在高科技文化语境下的认知。克隆人的类像不仅从生物学意义上体现了多样性的消失,而且在文化意义上体现了谨防大众化的忧思。第四章在克隆人的乌托邦伦理环境中,主要分析反乌托邦小说《美妙的新世界》和批判式乌托邦小说《三号解决方案》,通过乌托邦的叙事,讽刺和批判了大规模机械复制的时代,表达了重构人类伦理秩序的愿望。经典小说《美妙的新世界》描写了生物技术发达的消费社会中人类被异化为麻木的类像、文明被扼杀、政治有悖于伦理,揭示了技术控制之下人类社会灭亡的必然性。《三号解决方案》以女性主义视角进行思想实验,希冀在人类濒临灭亡的生态末日之际建立一个由克隆人、同性恋为主的乌托邦,但仍无法解决生态问题,宣布了克隆人并非最终拯救世界的完美方案。两部作品表面上体现了强大科技的无所不能,实际上以讽喻形式指出克隆人的乌托邦社会并不符合我们时代的价值理想和道德规范。因此,从乌托邦的建构走向反乌托邦的主题实则批判了逾越人类认知底线的科技,警告人们必须实践人类的伦理道德,维护传统家庭与社会。通过克隆人在三种伦理环境中的研究可以发现,科幻小说的反思性与批判性始终贯穿其中,当代的伦理问题已不仅是理性缺失的问题,更是理性异化的问题,即工具理性将人异化为物,从而使科学选择的本质仍体现于人类的伦理选择之中。克隆人不同于机器人、外星人、异类生物等题材,无论从外形还是心理上克隆人都最接近人类。他既是基因工程的科技产物,又是拥有伦理意识的主体,其身份体现了双重性、含混性、重复性等不确定性。克隆人的产生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身份难题与伦理恐慌,而且导致个体生存悖论。同时,克隆叙事通过克隆人是否具有理性、伦理选择、道德判断、情感、创造力等人性因子的描写,以镜像来反观科技时代人类的异化、身份危机与生态危机。克隆人科幻小说蕴含了丰富的伦理教诲功能与深刻的人文关怀,任何在人类文化语境中的活动和行为,包括一切科学选择都不可完全脱离价值与伦理,因此,克隆人科幻小说在高科技语境下更具现实意义与时代意义。在被陌生化的文本伦理环境中,读者参与其中,认知未来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关联性,解读寓言式的预见、类比、隐喻和批判,感悟科幻对人类当代与未来科技时代的道德教诲。克隆人科幻小说中的多重伦理空间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科学选择的伦理维度,即科学选择必须有伦理意识的介入,其本质还是伦理选择,必须符合人类普遍伦理与道德规范。否则,任何逾越人类认知底线的技术产物都会使人类社会走向它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