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格雷是当代西方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曾是一名自由主义者,试图从历史的角度为自由主义的普世性寻求最稳固的实践根据,但这种努力遭到了失败。此后,格雷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认为作为现代性的理论,自由主义不足于解决后现代的难题。因此,对于自由主义实践根据的探寻是无益且没有必要的,因为自由主义体制远没有那么具有普遍约束力和令人满意,它不过是可能在现代晚期或后现代早期社会中具有合理性的一系列制度中的片段而已。格雷宣称自由主义与启蒙事业紧密相连,它是启蒙事业的一种变种形式。如今启蒙事业早已成为僵死的文字,如此一来,启蒙的败亡必然伴随着自由主义的式微。在后现代,要想挽救和复兴仍然存留于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之中的价值,自由主义文化和自由主义国家必须放弃普世主义权威主张,并学会与其他非自由主义文化和政治和谐地生存。找到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容纳多样性的制度是多元论者对后自由主义文化的挑战。由此,后自由主义的任务就是谋求不同文化样式之间和平共处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