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发展为版权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催生了新的产业主体——数字版权平台的产生。独家版权模式作为各大平台为了取得竞争优势主要手段,促进了数字版权市场正版化,同时也拉开了各个平台版权割据的格局。“独家”和“版权”实际上涉及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两个不同的领域。作为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商业模式,独家版权行为本身并不属于典型垄断范畴,但当大量的独家版权作品聚集于统一数字平台,以致于可能产生对市场竞争不利的后果时,反垄断法就有必要进行干涉。当下的关键问题是基于平台背景,版权独家授权这种商业模式去路的研究,根据其利弊对该行为进行合理规制,使其能够在保证市场竞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其促进版权作品高效传播和遏制盗版的积极作用。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数字平台版权独家授权行为概述。首先通过对我国版权产业的发展与独家授权模式的发展的对比,得出平台版权独家授权行为其实是对即有授权形式数字化继承的结论。其次根据版权内容种类对现有主流版权数字平台的类型进行划分,简介其版权利用形式,归纳总结现有产业主体的做法并总结数字平台版权市场竞争的特征:注重上下游产业整合、以版权内容为主要竞争力、版权集中效应显著。再次,独家授权纳入反垄断法框架进行规制存在正当性。一方面,这种版权独家授权虽并非本身违法,但存在特殊的垄断风险。互联网技术降低了作品的复制成本,使得数字平台能够将资本转向投资更多的版权作品,从而通过大量作品形成对流量掌控上的绝对主动权,版权聚集效应由此而来。另一方面,独家授权处于《著作权法》下市场主体自治的范围内,虽然能通过民法原则对相关行为进行规制,但原则性的规定使得市场主体行为定性仍有一定不确定性。《反垄断法》以其灵活性和全面性为优势,在规制数字平台版权独家授权行为上更加适应也更有力。第二部分为数字平台版权独家授权反垄断规制存在的问题,可分为两法衔接不畅、垄断判断标准不明和垄断执法不力三个方面。首先,在两法衔接上,知识产权法是权利保护法,而反垄断法是行为规制法,在出发点上有不同侧重方向,从私益角度出发的知识产权法不能承受对于整个版权产业秩序维护的重任,而《反垄断法》关于滥用知识产权造成排除限制竞争的情形下适用本法的规定属较为原则,没有为“滥用”行为和“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提供可操作的判断准则。其次,在垄断标准的判断上,纵向垄断协议因其不属于典型的价格垄断形式,在分析非价格垄断因素时该独家授权行为对竞争的影响难以判断;滥用市场地位行为因为介入互联网因素,其相关市场和市场份额的判断标准对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版权平台也存在一定的不适性,不能准确判断经营者的支配地位。最后在垄断执法问题上,除当下的反垄断执法的态度值得反思外,执法程序中对于和解程序的运用不充分,使得其在执法过程中的运用难以精准到位。第三部分为域外数字平台版权独家授权反垄断规制的经验与借鉴。在分别简述了美国版权许可制度、欧盟国家集体管理制度以及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后,对其中可参考的经验进行总结,包括利用版权交易规则事先规避版权过度集中的反竞争状态、通过对相关市场认定标准的简化提高执法效率以及通过对代理机构的严格监管来预防垄断,都是我国面临独家授权问题时可借鉴的规制方式。第四部分为数字平台版权独家授权反垄断规制的完善建议。首先,应从两法的共同点入手,完善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立法衔接,并且对于存在垄断风险的版权独家授权设立相应版权交易准则,对存在风险的独家授权行为设立规则进行引导。其次对版权独家授权的垄断标准进行改良以适应数字平台背景,包括对质量替代法、临界损失法的运用以准确判断相关市场,以及对于数字版权平台市场支配力认定中增加版权聚合后是否不可替代、版权对于该领域是否存在关键作用、是否控制版权作品的传播渠道的判断标准。最后是对于反垄断执法面临问题的建议,即恪守审慎态度,避免“压力型执法”,并且推动经营者“承诺和解制度”的运用,以审慎态度介入市场,以“温和执法”调解“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