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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的“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届高考已经过去40年了，但当年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
壹
我是1974年春季从长沙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的。说是高中毕业，其实小学3年级时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革”。那个年代，一会罢课，一会复课，一会学工，一会学农，一会挖防空洞，一会烧砖窑。初中2年，高中2年，然后就稀里糊涂地毕业，进入了下乡的行列。
当时父亲深知他在解放前国军少将的头衔会影响我的未来，他担心我下乡是不归路而劝说我不要下乡。但母亲却认为只有下乡才能使我的身份合法，才有能被招工的权利。母亲支持我下乡，去努力争取我那渺茫的前途。后来证实母亲的意见是正确的。
1976年初，我下乡到了湖南望城县的桥驿公社扬塘大队的知青点，和其他10个知青一起居住和在大队林场劳动，但后来就分散住到胡集塘生产队，和社员一起出工劳动。
每个生产队分到两个知青，我的生产队的另一个是一个男知青。那个男知青住在队里的仓库，经常跟老鼠和黄鼠狼同居一室。而我有幸住到一个社员家的厢房。那间房子虽然很简陋，只有一个糊纸的窗户，但我除了有床外，还用箱子在窗前搭了一个桌子。我就在这个桌子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阅读几乎忘记了的中学数理化的书和小说，用以打发无聊的业余时间。说起来还要感谢我的母亲，在那个“知识无用”的年代，我母亲鼓励我多看书和学知识。她跟我说：不管外界如何，学了知識总是自己的。
因为我的个子在湖南算是高大的，所以经常被一个铁姑娘队长叫着一起干最累的活。每天累得倒头就睡，下乡两年没有做过一个梦。
当时我很勤快，出工时不惜力气，很少回城。除了犁田，各种农活上手都很快。平时出完工，忙完自留菜地，我就帮房东扫院子，剁猪菜，帮老乡绣花。所以老乡们很喜欢我，从来没有因为我的出身而歧视我。1977年上半年，大队书记举荐我去公社中学代课，教两个初中班的语文。虽然我不喜欢教语文，但教书可以不用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活了。最重要的是这个教课的机会仿佛是我转运的开始，给我后来的复习和高考带来了便利。
公社中学的条件还行，分给我一间单人宿舍。宿舍里有一张床和一张真正的桌子。最开心的是有电灯！在电灯耀眼的光芒下，每天的生命仿佛延长了几个小时。我在备完课，批改完学生的作业后，就可以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
到了大概是1977年的10月底，我们得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又仿佛是溺水中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我依稀看到了可以凭自己努力去争取的前途。我开始将一切业余时间利用起来，找到一些复习资料，复习已经遗忘的中学知识。我那小小宿舍的灯光每天亮到深夜。
由于高中毕业后已经有4年，而距离12月18日考试的日子只有一个多月。曾经学过的并不扎实的知识遗忘得太厉害，在教两个班语文之外的业余时间已经不够我复习的了。12月时我只能下决心辞了代课的工作，跟大队请假回到长沙专心复习。在当时谁也没有把握能考上大学，很多人为我毅然辞去代课的美差而惋惜。
很快，12月18日就到了。我乘火车回到下乡的地方。得知考场就设在我代课的中学，那个中学的一个女会计热情地在她的房间里借给我了一张床，我就不用每天在生产队和考场之间来回跑。
第二天开始考试，监考的两个老师中有一个是这个中学的数学老师。他一直关注我的答题，而我则如入无人之境，对外界毫无感觉。我很顺利地解题，答题，没有感觉任何卡住的地方，而且还有充裕的检查时间。除了化学有一道题粗心大意没有看见，其他科目都正确无误。考完后，这个监考的数学老师说我考得太好了，万里挑一的话也该我上大学，但他看见我填的出身，很为我惋惜和担心。
考试完后，没有了代课的工作，我马上赶到水库工地去劳动，将高考一事完全抛一边了。
之后，我们收到了体检通知。我们大队一共有3个知青参加了体检。不知道是否因为太兴奋还是太紧张，我体检时居然因为高血压而复查，第二天换了一个医生检查血压过关，一颗心才放下来。1978年的春节前，我回长沙过年。刚过完年，陆陆续续就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了。天天有人询问我是否收到通知书，我已经在家坐不住了。于是我坐火车回到了农村。刚一下火车，一位车站工作的朋友就兴奋地祝贺我被清华大学录取了。我当时就蒙了，我根本就没有填清华大学的志愿。我赶紧地拉住那个朋友，反复确认了那个憨厚的小伙子说的是实话。然后，赶了几里路到公社去取录取通知书。到了公社后，得知通知书已经被生产队的妇女队长拿走了。我又走了几里山路赶回生产队。到了妇女队长的家，不料她去邻队喝喜酒去了。当时我坐立不安地等着妇女队长回家，担心通知书会不会弄丢了，又担心消息有假。直到深夜妇女队长回来，她给我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我迫不及待地从信封里取出盖着清华大学红章的录取通知书，只见上面除了铅印的字，还写着我的名字和“工程化学系非金属材料专业”。我虽然完全搞不懂什么是非金属材料专业，但只要有大学念，而且还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对我就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大好事。我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激动，觉得那天晚上的月亮格外皎洁，仿佛在对着我笑，告诉我终于从此幸福之门对我开启了！
贰
1978年3月3日，我揣着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怀着兴奋而又忐忑的心情，乘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长沙到了从小就向往的首都北京。初春的北京，乍暖还寒，灿烂的阳光下空气清新，在我的眼里都是如此的美好。
汽车从南门进入清华，迎面的路长而笔直，路两边是两排高大的白杨树，以前只是从书本上认识了高耸如云的白杨树。此时看着这一排排延伸向前的伟岸的白杨树，茅盾的《白杨礼赞》涌入脑海：
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来粗细罢，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 这些北方普通的白杨树就是我这个学子的榜样，我在心中默默许下诺言，要像白杨树一样，不畏困境，不折不饶，努力向上发展，生长成才。
清华大学，是所有理工科学子们向往的圣地，怎能不让我兴奋。我睁大了双眼，怀着欣喜和好奇的眼光四处张望，到处可见欢迎新生的横幅。清华的校园好大，汽车驶入大门后，还行驶了好一会，才将车上的新生们陆陆续续送到了各系的宿舍。我被送到一栋红砖的宿舍楼，后来我知道这是5号楼，我是非金属材料专业的。被分配到二楼的宿舍。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约摸30多岁有着江浙口音的很干练的男老师，他自我介紹他叫许积年，是系里负责77级新生的辅导员老师。他手上有一张新生名单，我在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并在上面签字报到。这时，我才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而是真正地被清华录取了！
我们这个非金属材料班里有30名同学，9个女生。除了两名直接从高中考入外，其他人来自工厂和农村。班上最大的两位老三届高中生年龄都已经超过30岁，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岁月留下的成熟和稳健。十年的教育断层，让很多人中断了学习，大部分人中学毕业后和我一样，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这些年艰苦的生活，不但没有消磨意志，还在高考中脱颖而出，让我感到了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传承的基础，不论经受多少苦难，甚至战乱，这些读书的种子就像不能烧尽的小草，遇到春风就会发出蓬勃的生机。就像扎根岩石的青松，咬定山岩，不惧寒风凛冽，仍然茁壮成长。就像不灭的火种，被有心人保护，一代代传承。这些虽然微小，但积聚着无穷的力量，让我们数千年的文化始终没有中断。这就是薪火相传的力量，就是中华民族骨子里血液中流淌出来的坚韧和坚强。
很快，考上清华的兴奋心情就被紧张的学习所淹没。老师积极备课，学生认真学习，都想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大学的课程内容丰富多彩，学生和老师课上经常互动和讨论。每个人都夜以继日，孜孜不倦。老师们也对我们这些学生爱护有加，寄予厚望。在这样的环境下，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在拼搏。“哥德巴赫猜想”的精神鼓舞着我们，“攻城不畏艰，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激励着我们。每个人从心底涌出的豪气默默的积聚起来，在校园的各处流淌，她滋润着草木，滋润着花朵，滋润着每个学子的心灵。这种勃勃的生机让我们体会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进入到我们的骨髓，一直在把她传承下去，并带往世界各地。
当年没有随身听，个人手上都鲜见磁带放音机。清华的音乐室每天晚饭后播放世界名曲，当优美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很多背着书包去自习的同学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停在音乐室门口的高音喇叭下，聆听这迷人的音乐，这在当时成为让人瞩目的一景。每天下午这里的音乐都准时响起，当《命运》交响曲响起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仿佛听到了命运的敲击声音，和对命运的抗争与不屈不挠的精神。艺术是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驻足那里，享受这美好的音乐。
叁
清华大学在解放前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但1952年时，刚建国不久的新中国政府进行了全国院系调整，把民国时期效仿英式、美式的高校体系改造成效仿苏联式的高校体系。1952年的院系调整将清华调整为纯工科大学了。这样的调整虽然突出了清华的工科大学特点，但没有理科专业会影响其学术研究水平和对国内外的影响力，不利于将清华建成一流学校。我们一年的学习结束后，学校为了加强理论研究水平，决定开始重新设置一些理科专业。于是我们化工系从已有的5个专业抽出22个同学，建立了一个理科专业：“物理化学及仪器分析专业”。这样，我就从原来的“非金属材料”专业被抽到了“物理化学及仪器分析”这个理科专业。
因为“物理化学及仪器分析”是我们化工系的新专业，学校和系里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尽力为我们提供很多理科课程和优秀老师，有的课甚至从外面，比如中科院化学所请老师来讲课。还根据每人的特点因材施教，安排了导师经常一对一地指导我们，给我们讲超出课堂知识范围的学科研究成果和前景。当时我的导师是化学热力学的刘云教授。时任化工系党委书记的腾藤教授非常重视我们班，专门来跟我们班的同学座谈，讲话，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他们谆谆教诲，希望我们努力学习，为清华的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作出贡献，表示出对我们的热切期待。毕业后，我们这个班每个人都学有所成，在国内国外成为专业佼佼者，学术带头人。如中科院院士，北大物理系教授欧阳颀；OLED行业领军企业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总裁，上学时曾获高校十项全能冠军的陈刚博士；英派药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兼首席科学家田野博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分子动态与稳态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刘扬研究员；中国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教授级高工何奕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教授廖秀北；美国俄亥俄大学教授陈小茁，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顾好刚……可谓人才济济。这些人才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不但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也为世界的科学发展，技术交流合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重视体育是清华悠久的传统，每天下午四点半校园广播里都会响起：“同学们，走出宿舍，走出教室，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在清华养成的锻炼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坚持锻炼也给了我一个好身体，至今虽然已经年过60了，但仍然精力充沛，行动敏捷。
也正是在这样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下，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有了自己特有的气质和传承，青芬挺秀，华夏增辉。我们在科学，艺术和人文的环境下成长，我们在德智体各方面全面发展。我们有强身健体为祖国努力工作五十年的愿望，有让中华文明传遍全世界的胸怀，有让科学服务于人类的志向。这些内在的精神随着改革开放逐渐发扬起来，让我们更能和世界融合，更有着博大的胸怀去学习和接受国外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技术。我们能低下头来谦虚谨慎地学习，我们也能扬起头来为我们自豪的成就讴歌。厚德载物，我们不但有发展科学的能力，有发奋图强的决心，还有包容世界的胸怀。这些都是清华大学给予我们的，所以我们不管到了那里，都会怀念母校，怀念母校的人文、科学和艺术环境，怀念谆谆教诲我们的老师，怀念互相激励的同学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不仅在明明德，我们也追求止于至善的境界，这就是清华的魅力所在。
肆
我们77级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学业中断，经历坎坷，历经磨难。我们的特点是有理想，有志向，能吃苦，敢拼搏。我们走进大学后的经历更多的是前无古人的探索和尝试，多年的闭塞已经使得我国在科学和经济等各个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走出去，引进来，努力追赶国外飞速发展的脚步，填补国内的空白。现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了世界不可忽视的经济大国，而我们77级大部分已经走入六旬了，已经要完成时代交给我们的承前启后的重任了。过去的四十年，我们积累知识，奋力拼搏，从落后走出来。这四十年努力把祖国做大，经济体量已经得到了快速增长，但还没有做到把祖国发展到足够强，这需要后来的人们继续努力。做大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产能的过剩，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艰巨的任务。从知识积累到创新，从高数量进入高质量。这些更需要吸取各个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也需要融合和发展新的科学知识。此刻更觉在百年校庆时77级留给清华母校的纪念物的深刻而准确的含义了，那是在清华主楼前的台阶上刻上“一九七七级一千零一十七名学生”的字样，我们甘愿做后来人脚下的台阶，为了祖国的昌盛和繁荣，为了世界更美好而尽力！
（作者简介：杨迈之，198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获物理化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获激光化学硕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法国里尔科技大学，获光谱化学博士学位；1988年至1999年在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物化中心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00年至2007年 任加拿大多伦多iFire公司高级科学家；2008年至 2016年任加拿大多伦多Datec公司首席科学家。）
壹
我是1974年春季从长沙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的。说是高中毕业，其实小学3年级时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革”。那个年代，一会罢课，一会复课，一会学工，一会学农，一会挖防空洞，一会烧砖窑。初中2年，高中2年，然后就稀里糊涂地毕业，进入了下乡的行列。
当时父亲深知他在解放前国军少将的头衔会影响我的未来，他担心我下乡是不归路而劝说我不要下乡。但母亲却认为只有下乡才能使我的身份合法，才有能被招工的权利。母亲支持我下乡，去努力争取我那渺茫的前途。后来证实母亲的意见是正确的。
1976年初，我下乡到了湖南望城县的桥驿公社扬塘大队的知青点，和其他10个知青一起居住和在大队林场劳动，但后来就分散住到胡集塘生产队，和社员一起出工劳动。
每个生产队分到两个知青，我的生产队的另一个是一个男知青。那个男知青住在队里的仓库，经常跟老鼠和黄鼠狼同居一室。而我有幸住到一个社员家的厢房。那间房子虽然很简陋，只有一个糊纸的窗户，但我除了有床外，还用箱子在窗前搭了一个桌子。我就在这个桌子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阅读几乎忘记了的中学数理化的书和小说，用以打发无聊的业余时间。说起来还要感谢我的母亲，在那个“知识无用”的年代，我母亲鼓励我多看书和学知识。她跟我说：不管外界如何，学了知識总是自己的。
因为我的个子在湖南算是高大的，所以经常被一个铁姑娘队长叫着一起干最累的活。每天累得倒头就睡，下乡两年没有做过一个梦。
当时我很勤快，出工时不惜力气，很少回城。除了犁田，各种农活上手都很快。平时出完工，忙完自留菜地，我就帮房东扫院子，剁猪菜，帮老乡绣花。所以老乡们很喜欢我，从来没有因为我的出身而歧视我。1977年上半年，大队书记举荐我去公社中学代课，教两个初中班的语文。虽然我不喜欢教语文，但教书可以不用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活了。最重要的是这个教课的机会仿佛是我转运的开始，给我后来的复习和高考带来了便利。
公社中学的条件还行，分给我一间单人宿舍。宿舍里有一张床和一张真正的桌子。最开心的是有电灯！在电灯耀眼的光芒下，每天的生命仿佛延长了几个小时。我在备完课，批改完学生的作业后，就可以在明亮的灯光下读书。
到了大概是1977年的10月底，我们得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又仿佛是溺水中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我依稀看到了可以凭自己努力去争取的前途。我开始将一切业余时间利用起来，找到一些复习资料，复习已经遗忘的中学知识。我那小小宿舍的灯光每天亮到深夜。
由于高中毕业后已经有4年，而距离12月18日考试的日子只有一个多月。曾经学过的并不扎实的知识遗忘得太厉害，在教两个班语文之外的业余时间已经不够我复习的了。12月时我只能下决心辞了代课的工作，跟大队请假回到长沙专心复习。在当时谁也没有把握能考上大学，很多人为我毅然辞去代课的美差而惋惜。
很快，12月18日就到了。我乘火车回到下乡的地方。得知考场就设在我代课的中学，那个中学的一个女会计热情地在她的房间里借给我了一张床，我就不用每天在生产队和考场之间来回跑。
第二天开始考试，监考的两个老师中有一个是这个中学的数学老师。他一直关注我的答题，而我则如入无人之境，对外界毫无感觉。我很顺利地解题，答题，没有感觉任何卡住的地方，而且还有充裕的检查时间。除了化学有一道题粗心大意没有看见，其他科目都正确无误。考完后，这个监考的数学老师说我考得太好了，万里挑一的话也该我上大学，但他看见我填的出身，很为我惋惜和担心。
考试完后，没有了代课的工作，我马上赶到水库工地去劳动，将高考一事完全抛一边了。
之后，我们收到了体检通知。我们大队一共有3个知青参加了体检。不知道是否因为太兴奋还是太紧张，我体检时居然因为高血压而复查，第二天换了一个医生检查血压过关，一颗心才放下来。1978年的春节前，我回长沙过年。刚过完年，陆陆续续就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了。天天有人询问我是否收到通知书，我已经在家坐不住了。于是我坐火车回到了农村。刚一下火车，一位车站工作的朋友就兴奋地祝贺我被清华大学录取了。我当时就蒙了，我根本就没有填清华大学的志愿。我赶紧地拉住那个朋友，反复确认了那个憨厚的小伙子说的是实话。然后，赶了几里路到公社去取录取通知书。到了公社后，得知通知书已经被生产队的妇女队长拿走了。我又走了几里山路赶回生产队。到了妇女队长的家，不料她去邻队喝喜酒去了。当时我坐立不安地等着妇女队长回家，担心通知书会不会弄丢了，又担心消息有假。直到深夜妇女队长回来，她给我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我迫不及待地从信封里取出盖着清华大学红章的录取通知书，只见上面除了铅印的字，还写着我的名字和“工程化学系非金属材料专业”。我虽然完全搞不懂什么是非金属材料专业，但只要有大学念，而且还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对我就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大好事。我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激动，觉得那天晚上的月亮格外皎洁，仿佛在对着我笑，告诉我终于从此幸福之门对我开启了！
贰
1978年3月3日，我揣着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怀着兴奋而又忐忑的心情，乘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长沙到了从小就向往的首都北京。初春的北京，乍暖还寒，灿烂的阳光下空气清新，在我的眼里都是如此的美好。
汽车从南门进入清华，迎面的路长而笔直，路两边是两排高大的白杨树，以前只是从书本上认识了高耸如云的白杨树。此时看着这一排排延伸向前的伟岸的白杨树，茅盾的《白杨礼赞》涌入脑海：
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来粗细罢，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 这些北方普通的白杨树就是我这个学子的榜样，我在心中默默许下诺言，要像白杨树一样，不畏困境，不折不饶，努力向上发展，生长成才。
清华大学，是所有理工科学子们向往的圣地，怎能不让我兴奋。我睁大了双眼，怀着欣喜和好奇的眼光四处张望，到处可见欢迎新生的横幅。清华的校园好大，汽车驶入大门后，还行驶了好一会，才将车上的新生们陆陆续续送到了各系的宿舍。我被送到一栋红砖的宿舍楼，后来我知道这是5号楼，我是非金属材料专业的。被分配到二楼的宿舍。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约摸30多岁有着江浙口音的很干练的男老师，他自我介紹他叫许积年，是系里负责77级新生的辅导员老师。他手上有一张新生名单，我在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并在上面签字报到。这时，我才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而是真正地被清华录取了！
我们这个非金属材料班里有30名同学，9个女生。除了两名直接从高中考入外，其他人来自工厂和农村。班上最大的两位老三届高中生年龄都已经超过30岁，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岁月留下的成熟和稳健。十年的教育断层，让很多人中断了学习，大部分人中学毕业后和我一样，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这些年艰苦的生活，不但没有消磨意志，还在高考中脱颖而出，让我感到了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传承的基础，不论经受多少苦难，甚至战乱，这些读书的种子就像不能烧尽的小草，遇到春风就会发出蓬勃的生机。就像扎根岩石的青松，咬定山岩，不惧寒风凛冽，仍然茁壮成长。就像不灭的火种，被有心人保护，一代代传承。这些虽然微小，但积聚着无穷的力量，让我们数千年的文化始终没有中断。这就是薪火相传的力量，就是中华民族骨子里血液中流淌出来的坚韧和坚强。
很快，考上清华的兴奋心情就被紧张的学习所淹没。老师积极备课，学生认真学习，都想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大学的课程内容丰富多彩，学生和老师课上经常互动和讨论。每个人都夜以继日，孜孜不倦。老师们也对我们这些学生爱护有加，寄予厚望。在这样的环境下，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在拼搏。“哥德巴赫猜想”的精神鼓舞着我们，“攻城不畏艰，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激励着我们。每个人从心底涌出的豪气默默的积聚起来，在校园的各处流淌，她滋润着草木，滋润着花朵，滋润着每个学子的心灵。这种勃勃的生机让我们体会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进入到我们的骨髓，一直在把她传承下去，并带往世界各地。
当年没有随身听，个人手上都鲜见磁带放音机。清华的音乐室每天晚饭后播放世界名曲，当优美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很多背着书包去自习的同学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停在音乐室门口的高音喇叭下，聆听这迷人的音乐，这在当时成为让人瞩目的一景。每天下午这里的音乐都准时响起，当《命运》交响曲响起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仿佛听到了命运的敲击声音，和对命运的抗争与不屈不挠的精神。艺术是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驻足那里，享受这美好的音乐。
叁
清华大学在解放前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但1952年时，刚建国不久的新中国政府进行了全国院系调整，把民国时期效仿英式、美式的高校体系改造成效仿苏联式的高校体系。1952年的院系调整将清华调整为纯工科大学了。这样的调整虽然突出了清华的工科大学特点，但没有理科专业会影响其学术研究水平和对国内外的影响力，不利于将清华建成一流学校。我们一年的学习结束后，学校为了加强理论研究水平，决定开始重新设置一些理科专业。于是我们化工系从已有的5个专业抽出22个同学，建立了一个理科专业：“物理化学及仪器分析专业”。这样，我就从原来的“非金属材料”专业被抽到了“物理化学及仪器分析”这个理科专业。
因为“物理化学及仪器分析”是我们化工系的新专业，学校和系里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尽力为我们提供很多理科课程和优秀老师，有的课甚至从外面，比如中科院化学所请老师来讲课。还根据每人的特点因材施教，安排了导师经常一对一地指导我们，给我们讲超出课堂知识范围的学科研究成果和前景。当时我的导师是化学热力学的刘云教授。时任化工系党委书记的腾藤教授非常重视我们班，专门来跟我们班的同学座谈，讲话，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他们谆谆教诲，希望我们努力学习，为清华的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作出贡献，表示出对我们的热切期待。毕业后，我们这个班每个人都学有所成，在国内国外成为专业佼佼者，学术带头人。如中科院院士，北大物理系教授欧阳颀；OLED行业领军企业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总裁，上学时曾获高校十项全能冠军的陈刚博士；英派药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兼首席科学家田野博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分子动态与稳态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刘扬研究员；中国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教授级高工何奕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教授廖秀北；美国俄亥俄大学教授陈小茁，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顾好刚……可谓人才济济。这些人才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不但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也为世界的科学发展，技术交流合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重视体育是清华悠久的传统，每天下午四点半校园广播里都会响起：“同学们，走出宿舍，走出教室，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在清华养成的锻炼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坚持锻炼也给了我一个好身体，至今虽然已经年过60了，但仍然精力充沛，行动敏捷。
也正是在这样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下，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有了自己特有的气质和传承，青芬挺秀，华夏增辉。我们在科学，艺术和人文的环境下成长，我们在德智体各方面全面发展。我们有强身健体为祖国努力工作五十年的愿望，有让中华文明传遍全世界的胸怀，有让科学服务于人类的志向。这些内在的精神随着改革开放逐渐发扬起来，让我们更能和世界融合，更有着博大的胸怀去学习和接受国外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技术。我们能低下头来谦虚谨慎地学习，我们也能扬起头来为我们自豪的成就讴歌。厚德载物，我们不但有发展科学的能力，有发奋图强的决心，还有包容世界的胸怀。这些都是清华大学给予我们的，所以我们不管到了那里，都会怀念母校，怀念母校的人文、科学和艺术环境，怀念谆谆教诲我们的老师，怀念互相激励的同学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不仅在明明德，我们也追求止于至善的境界，这就是清华的魅力所在。
肆
我们77级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学业中断，经历坎坷，历经磨难。我们的特点是有理想，有志向，能吃苦，敢拼搏。我们走进大学后的经历更多的是前无古人的探索和尝试，多年的闭塞已经使得我国在科学和经济等各个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走出去，引进来，努力追赶国外飞速发展的脚步，填补国内的空白。现在，中国已经发展成了世界不可忽视的经济大国，而我们77级大部分已经走入六旬了，已经要完成时代交给我们的承前启后的重任了。过去的四十年，我们积累知识，奋力拼搏，从落后走出来。这四十年努力把祖国做大，经济体量已经得到了快速增长，但还没有做到把祖国发展到足够强，这需要后来的人们继续努力。做大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产能的过剩，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艰巨的任务。从知识积累到创新，从高数量进入高质量。这些更需要吸取各个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也需要融合和发展新的科学知识。此刻更觉在百年校庆时77级留给清华母校的纪念物的深刻而准确的含义了，那是在清华主楼前的台阶上刻上“一九七七级一千零一十七名学生”的字样，我们甘愿做后来人脚下的台阶，为了祖国的昌盛和繁荣，为了世界更美好而尽力！
（作者简介：杨迈之，198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获物理化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获激光化学硕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法国里尔科技大学，获光谱化学博士学位；1988年至1999年在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物化中心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00年至2007年 任加拿大多伦多iFire公司高级科学家；2008年至 2016年任加拿大多伦多Datec公司首席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