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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托马斯•J•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两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影响方面所作出的理论贡献。简要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主要学术著作与研究论文，重点阐述他们在分析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分析框架与递归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发展与实践应用，并对他们的学术贡献进行简要的评价，以期探索对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有意义的启示。
关键词： 托马斯•J•萨金特; 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 宏观经济政策; 递归模型; 向量自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F 09; F 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1-0005-08
一、引言
2011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和纽约大学的托马斯•J•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以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的声明认为，两人的研究解释了造成目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原因以及下一步全球宏观经济和政策可能发生的变化。两人开创的研究方法解释了“是什么导致了什么”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
凯恩斯经济理论认为，总需求不足是导致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要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就应该制定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在面对经济萧条、需求不足时，政府应该果断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使经济摆脱衰退。但由于政府的支出只是将人们缴纳的税收重新分配，实际上并没有对有效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做出贡献；并且在不同的经济环境当中，扩张的政策本身可能会对经济带来不一样的效果。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出现的长期滞涨表明，无论是扩张的财政政策，还是紧缩的财政政策，都可能会使得经济进一步恶化，凯恩斯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形势需要新的宏观经济理论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这时托马斯•J•萨金特和罗伯特•卢卡斯等领导的“理性预期革命”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卢卡斯早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放弃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把控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任务；基于人们的理性预期，政府应全面公开地坚持制止通货膨胀的承诺，并在实践中让人们绝对信赖其政策，从而通过稳定通胀来改善就业市场。但是，传统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无法识别和预测政策的变动，从而无法对经济决策做出建设性建议。为解决这一问题，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根据托马斯•J•萨金特在1978年提出的向量自回归这一理念，创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用以研究动态的宏观经济问题。
二、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简介
1.托马斯•J•萨金特的生平和研究贡献
托马斯•J•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1943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1964年毕业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获文学学位。托马斯•J•萨金特与经济学的结缘开始于本科学习中选修的经济学院课程，这些学习经历为其日后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1968年托马斯•J•萨金特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0年至1990年，托马斯•J•萨金特先后任教于宾州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1991到2002年，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2003年至今，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成为纽约大学经济学系威廉•柏克利经济和商业讲座教授。托马斯•J•萨金特是美国计量经济学会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会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此外他还担任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明尼阿波利斯分行、圣地亚哥分行和芝加哥分行的顾问。2011年，托马斯•J•萨金特先后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科学考察奖、美国数学科学研究所联合奖以及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托马斯•J•萨金特对现代经济学的大部分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其中最擅长于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到目前为止，已发表50多篇开创性的论文，最具代表性的有1971年的《一个关于加速主义者争论的注释》、1973年的《完美预见情况下的货币和增长模型的稳定性》、1980年的《制定和估计动态线性理性预期模型》、1983年的《四个高水平通货膨胀的结束》和2001年的《强健控制与模型不确定性》等。此外，他的专著是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者的必读经典，主要有《理性预期与经济计量实践》、《理性预期与通货膨胀》、《动态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等。20世纪70年代初，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作为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焦点。托马斯•J•萨金特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他开创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对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等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托马斯•J•萨金特认为，在描述和求解动态宏观经济学中的复杂问题时，递归方法是强有力的研究工具。他运用递归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动态宏观经济，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宏观经济的研究方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何在线性经济中构造和计算斯塔克贝格计划或拉姆齐计划、没有承诺的可持续的风险分担均衡以及递归合同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应用等这样的一些经济领域。托马斯•J•萨金特认为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建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对数据依赖过高，也缺乏经济理论基础。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和Cogley等人建立了包含多种动态变量和不确定性因素的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Bayesian VAR)，并在预测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
2.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生平和研究贡献
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1942年10月21日生于美国华盛顿。196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196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读了一年的研究生，之后回到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68年至1970年，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1970年到1990年，在明尼苏达大学工作；之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至今。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还担任了众多的学术兼职，1988年成为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的院士；1989年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学习经历的影响让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偏重于计量的运用，被誉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计量双塔组合之一，他所创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也是他获得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卢卡斯批评”宣告了传统经济和解释力的崩溃，因为传统经济模型无法描述动态的宏观经济现象，这使经济建模学者对传统经济计量模型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为经济计量建模提出了许多新的方法。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创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实质上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引入到宏观经济学中，用于研究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2］提到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的学术成就，不得不提到他的一篇研究论文。经济学界公认的最高水平投稿论文标准是编辑们找不到一个能看懂这篇论文的匿名审稿人，最后根本不需要修改就立刻发表。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1971年发表在《数理统计年鉴》上的论文《无穷维参数空间中的分布滞后估计》就是这样一个经典范例。
三、递归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开创研究与应用简介
1.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通常把人假设为理性的经济人，这在经济学中扮演着基石般的作用，支撑着整个经济学分析，这也是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局部均衡理论和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则主要是运用总量分析总供给、总需求、总就业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希克斯以标准形式对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进行解读，从数量上说明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新理论体系。但石油危机产生的冲击导致西方经济出现长期滞涨的现象表明，凯恩斯经济理论难以解决所有问题。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托马斯•J•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引领的“理性预期革命”，表现在对凯恩斯和马歇尔理论的新构建，即用理性预期的方法重新考虑经济总产量、就业与价格总水平的决定及变动规律等问题。托马斯•J•萨金特等人对理性预期的假说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将其引入到宏观经济模型中，用理性预期的观念创建新的宏观经济理论。理性预期，简言之是指经济人预先充分掌握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形成理性的行为，并对经济决策和后果做出预期。理性预期学派在通货膨胀理论中的应用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成为当代分析通货膨胀理论的主要工具。理性预期理论对通货膨胀理论和就业理论进行综合研究后，对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也进行了修正。
托马斯•J•萨金特1975年认为，如果中央银行宣布增加货币供给，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人会预期价格水平上升，价格的增加等于货币的扩张幅度。因此他认为，货币政策不仅是长期中性的也是短期中性的，除非它没有被公众预期到。从这一逻辑出发，扩张性货币政策将不会影响产量、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而只能对价格等名义经济变量起作用，这一结论被称为托马斯•J•萨金特的“政策无效性”命题。同时，托马斯•J•萨金特认为，政府应该放弃相机抉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治理的优先目标。从这个角度看，理性预期学派是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预期错误，这种错误可能是因外部的、不能合理预见的随机冲击而产生的。
理性预期学派被称为新古典派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第二代，这种称谓也是由托马斯•J•萨金特率先提出的，即以动态分析及理性预期假说为主要特征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创立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最早的理念也由托马斯•J•萨金特于1978年提出。以他们两人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会改变经济关系中的某些结构参数，用传统的经济学模型去评价可选择的政策就毫无价值，这是因为这些模型的参数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数据得出来的，没有考虑到经济人会根据政策环境的变化调整他们的预期以及相应的行为。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创立的研究方法加深了人们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解。
2.托马斯•J•萨金特对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简介
理性预期革命显示了托马斯•J•萨金特从一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变成理性预期经济学家的轨迹。托马斯•J•萨金特认为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决策规则并非是结构性的，这一理论上的考察也破坏了信奉从凯恩斯主义模型引申出的政策结论所需的科学基石，它引发的挑战促使人们去寻找一种研究宏观经济决策规则的方法，这些决策规则可以系统和有预见性地反应于政府为它的政策变量所作的策略或时间路径的选择。为了弄清楚经济学理论和它们的经济计量学检验二者之间的联系，托马斯•J•萨金特认为随机差分方程或“随机过程”提供了揭示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检验之间可以理解的关系。同时托马斯•J•萨金特认为，理性预期扭转了研究最优宏观经济政策的方法，探讨有用的宏观经济模型以及确信它最终拥有什么特征的方法也发生了变革，甚至宏观经济学家所讲的语言都与以前殊异，已经发生理性预期革命。①
托马斯•J•萨金特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主要方法论是一种递归方法(线性规划)。这种方法基本概念被称为状态的有限维，研究的是如何寻找一个合适状态向量的研究艺术。用消费问题的例子简单阐明如下：假定消费者禀赋过程是某一状态st的定常函数，状态遵循某个具有定常的一期转移密度和初始密度的马尔科夫过程，yt=y(st)。将yt假设为马尔科夫状态的某个定常函数，家庭的预算约束意味家庭具有如下形式的决策规则：
ct=f(At，st)(1)
At+1=g(At，st)(2)
式(1)表明消费是状态向量的定常函数，满足马尔科夫性质st的出现是因为它概括了有益于预测未来禀赋的所有信息，A表示金融财富，At+1表示个体在当前所拥有的金融财富，s假定外生，满足π(s′/s)控制的随机运动规律。但是A的未来路径由家庭来选择，满足式(2)。由式（1）、式（2）和马尔科夫转移密度π(s′/s)所构成的系统被称为是递归的，因为它们把当前的决策ct表示成状态函数，并且说明了如何更新状态，通过迭代式(2)，At+1可以被表示成历史［st，st-1，…，s0］和A0的函数，于是内生的状态变量(金融财富)记录了外生变量(状态st)的历史当中所有与支付相关的信息。
定义V(A0，s0)为初始(A0，s0)开始的储蓄问题的最优值，则价值函数V满足如下被称为贝尔曼方程的泛函方程：
V(A，s)=maxc•A′{u(c)+βE［v(A′,s′)s］}(3)
这里满足最大化需满足约束条件是A′=R(A+y-c)和y=y(s)，与贝尔曼方程的解V(A，s)密切相关的是下述对来自(1.1a，1.1b)式得策略函数：
c=f(A，s)(4)
A′=g(A，s)(5)
于是储蓄问题的事前值是
v(A0)=(A0，s)(6)
递归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广泛应用这个所谓事前的价值函数，深入探讨这种函数的历史依赖性和“动态规划的平方”以及动态的委托-代理问题。②
托马斯•J•萨金特认为，政府经济政策不是一个政府政策行动，而是整个政策体系，即针对不同时间、不同情况来管理政府政策诸工具的内在一致的、详尽的计划。认为一般均衡模型是一个方便的分析框架，采用的工具是贴现动态规划求解一种特殊类型的约束最优化问题所用的一种递归方法，在这类问题中，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均被以特殊方式作了限制。了解这些限制的本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这些现象是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设计最优政府政策的时候出现，需要探讨以下问题：(1)各种“无效性定理”的结构，这些定理是政府政策等价类(equivalence class)的特征；(2)货币数量论，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货币数量的变动是中性的；(3)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所面临的协调问题；(4)通货膨胀是否是 “纯粹的货币现象”；(5)价格水平稳定是否是货币当局的一个适当目标；(6)信贷控制；(7)对持有的政府通货支付利息的各种方案。③
为了验证这些问题，托马斯•J•萨金特的研究表明，在理性预期理论之前，宏观经济学家一般采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来解析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货币和财政政策和名义价格水平这些变量的相互作用，“理性预期革命”导致许多重要政策问题的重新发现，并使得研究模型变得更加简化。［3］这场“理性预期革命”促进了对包含有理性人假说的均衡概念的宏观经济学时间序列的实际应用。托马斯•J•萨金特还考察了财政与货币政策,他的研究表明，如果政府财政赤字变得足够大，以致要求对政府债券进行货币化，那么货币政策可能会因为财政政策的实施而被强迫实行，这意味着中央银行拥有管理上的独立性不必然意味着货币政策独立于政府的财政决策，因为货币管理当局总是受到了他们控制之外的经济力量的限制。他认为货币政策不能长久地影响失业，货币政策对失业率的影响长期来说将会完全失效，货币政策不能用于影响真实利率。［4］
在构建递归的分析方法方面，Lars Peter Hansen和托马斯•J•萨金特构建了一个与现实较为接近的动态均衡模型，并开发了两个理性预期的一般化均衡。通过使用频域研究方法，发现稳健的决策者如同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家一样对待模型不正确的设定。［5］随着研究的深入，Timothy Cogley, Sergei Morozov和托马斯•J•萨金特运用漂移系数(drifting coefficients)和随机波动(stochastic volatilities)的方法，利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Bayesian vector autoregression)，研究对制定和评价货币政策非常有用的后验密度函数(posterior densities)的特征，考察模型不确定性、政策变动、结构变动等方面的冲击作用。［1］后来Timothy Cogley和托马斯•J•萨金特对这个带有漂移系数和随机波动的向量自回归，为货币政策制定和评估提供有关的经济变量，这包含了通货膨胀持续性测量、自然失业率、核心通货膨胀率和激进主义系数，扩展了Cogley和萨金特在2001年提出的模型。［6］同时托马斯•J•萨金特和Noah Williams提出自我确认均衡(Self-confirming equilibria)的定义，认为理性预期均衡是广泛使用理性预期的假设分析足够长历史数据记录中的宏观经济数据达到的均衡现象，统计学习模型会将目标和主观概率分布等同；理性预期均衡的一个特殊集合中的元素是一个学习进程，在这个进程当中，决策制定者重新校订并处理不合适的模型。［7］在最新的递归方法研究中，Francisco Barillas, Lars Peter Hansen和托马斯•J•萨金特将大部分具有风险的市场价格重新解析成为一个模型不确定性的价格，消除了资产价格和存在整体波动的福利成本的测量之间的联系。［8］这些研究方法的开创和创新加深了人们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解。
3.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对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简介
从本质上讲，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最初创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主要刻画数据的动态表现，最初的模型没有涉及任何消费者偏好、生产技术和最优化行为等经济结构方面的信息，只是单纯由数字驱动参数估计得到的结果。为弥补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缺乏经济理论基础而不能进行结构分析的缺陷，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对模型进行创新，进一步提出了结构向量自回归(Structure VAR)模型，SVAR及其扩展模型为他赢得宏观结构计量经济学家的美誉。此后很多经济学者对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了扩展，并应用到面板数据的分析中。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和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创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成为目前比较流行的计量分析方法之一。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SVAR)，分析基于理性预期思想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宏观经济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关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认为，将大型宏观模型作为无约束的诱导形式进行估计是可行的，并将所有变量看做是内生的，当人们对变量是否真是外生变量的情况不自信时，传递函数分析的自然扩展就是均等地对待每一个变量。在双变量情况下令{yt}的时间路径受序列{zt}的当期或过去的实际值的影响，考虑如下简单双变量体系：
yt=b10-b12zt+γ11yt-1+γ22Zt-1+εyt(7)
zt=b20-b21yt+γ21yt-1+γ22Zt-1+εzt(8)
因为最长之后长度为1，式(7)、式（8）构成了1阶向量自回归(VAR)，允许yt和zt相互影响，所以体系结构中结合了反馈因素，例如-b12是1单位zt变化对yt的影响，γ12表示1单位yt的变化对zt-1的影响，这里，εyt和εzt分别是yt和zt中的新息(或冲击)。
式(7)、式（8）并非诱导型方程，因为yt对zt有一个同时期的影响，zt对yt也有一个同时期的影响，利用系统转换的形式，使用矩阵线性代数，通过化简④，可以得到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标准形式:
xt=A0+A1xt-1+et(9)
对模型进行详细的分解和推导，进行了稳定和平稳性的讨论，并扩展到动态的VAR模型。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对前面模型进行了估计和识别、脉冲反应函数分析和对模型进行了假设检验。⑤
在运用计量工具方面，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认为目前宏观计量经济模型仍然不能很好地处理政府预算约束，他认为大部分模型建立者都认为政府的预算约束仅仅关系到长期的宏观经济运行，而其实目前使用的计量模型仅仅适用于短期或者中期宏观经济运行，由此他认为，目前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并不适合用来分析宏观经济问题。［9］为此，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讨论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和工人的动态最优选择的模型以及惰性价格工资模型，得出价格和工资黏性的程度与货币政策真实影响的强度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10］利用他所开创的研究方法，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研究了更多的经济领域，认为经济人的预期心理十分强烈，他还将这些预期可能性因素与主流的研究方法分离出来。［11］
近年来，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的研究表明，约束行动能依赖于观察，认为约束行动结合动态预期理论意味着模型很有用。有关研究也表明，用于建立行为模型的动态程序在增加信息处理约束后，经济行为与观测到的宏观行为更为一致。［12］在政策研究方面，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认为，宏观经济模型对于政策制定来说十分重要，他指出模型要处理成概率模型。他认为明确的概率模型的使用允许人们从过去的错误中得到系统的学习，指出应整合基于模型的不确定性与不确定主观判断，对基于数据的预测与基于理论的政策效果进行推测。［13］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提出的概率模型为描述当前的宏观政策模型提出了一些为什么提出这些陈述的原因，并评价了宏观经济未来进步的可能方向。在获得诺贝尔奖的2011年，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对美国在1970年代通货膨胀的研究得出两种新的观点，认为能够阻止通货膨胀唯一的政策行动就是货币政策行动，而财政政策失误也是唯一引起这场通胀的原因。［14］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的研究表明，在未来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环境中，货币政策工具可能会失去效果或者有负面作用。
四、递归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学术贡献与应用价值
1.学术贡献
对于托马斯•J•萨金特的学术贡献，尼尔•弗格森在《毫无长进的现代凯恩斯主义者》一文中认为，托马斯•J•萨金特写的《四次大通胀的终结》(The Ends of Four Big Inflations)的开创性论文可谓是凯恩斯主义时代的墓志铭。托马斯•J•萨金特认为，递归的研究方法表明，只有果断的体制变革才能带来经济的稳定，才能改变通胀预期。至于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他创立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发展了一种分析经济如何受政策临时变化影响的方法，分析了经济如何受到经济政策临时性改变的影响。
他们的学术贡献，主要缘于开创了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方法，从而创建了理性预期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学派宏观经济学和理性预期学派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对于他们的学术贡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方福前在《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与成果》中认为，理性预期革命的主要成果有：(1)提出理性预期假说，并把这种假说和卢卡斯总供给函数结合在一起，得出“政策无效性命题”；(2)通过重新解释“李嘉图等价定理”和提出动态时间不一致性问题；(3)提出“宏观经济分析需要有坚实的微观基础”；(4)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转向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研究，提出了均衡货币的经济周期模型。
在“理性预期革命”以后，西方宏观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就由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的争论，转向是要斟酌使用的经济政策还是要固定不变的政策规则的争论，正是这些成果为托马斯•J•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戴上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的皇冠。
2.对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启示
与凯恩斯主义相比，通过引入理性预期来对经济政策的力量和影响进行研究，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当一国的经济出现衰退或者面对外部金融危机时，该国政府应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但是消费者会预期到这样的政策，结果是他们会要求提高名义工资，企业与消费者都预期整个社会的物价水平将上涨，此时改变的是名义上的工资与价格，但是代表真实购买力水平的实际工资并不上升，因此社会的总需求也没有增加；总需求不改变企业自然也不会增加产量，从而不能改善就业水平。这个简单的推理表明，预期到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完全无效。那么聪明的政府是否可以出其不意地推出消费者与厂商都不能预期到的政策而迷惑它的国民？如果政府毫无预警地增加货币供给，在短期内由于人们没有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这样的刺激政策自然可以误导居民以为自己的真实收入增加了，企业误以为对产品的需求提高了，这样国内生产总值(GDP)会上升，而且失业减少，但是这只是短期的效果。这种误导之后产生的政策效果很快就会被通货膨胀所抵消。怀着刺激经济的本意，政府短期内可能急剧发行太多的货币，但是长期的结果只能是通货膨胀，就业和产出并没有改变，从而“聪明的”政府反而将自身推向经济自我灭亡。此例表明了“政策无效性命题”。这个命题改变了对政府解决经济危机力量的传统见解。
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理性预期学派看来都是不可行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发展的国别经验，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必须回归到宏观经济理论的常识。托马斯•J•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的研究领域虽然各有侧重也存在很多交叉，但他们重视理性预期、实证分析以及计量研究的意义，这或许对我们重新认识宏观政策来源更有意义。纵观现今政府宏观政策实施的效果，如果能再重新审视和认真解读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注释：
①参考作者的原话论述，见:托马斯•J•萨金特著.宏观经济理论［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4,1—3,7.
②详细递归模型请参见:扬奎斯特,萨金特著,杨斌等译.递归宏观经济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0,13—19.
③详细的论述请参见:托马斯•J•萨金特著.动态宏观经济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0,1—2,4—5.
④具体详见:沃尔特•恩德斯著,杜江,谢志超译.应用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第2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251—252.
⑤具体详见:沃尔特•恩德斯著,杜江,谢志超译.应用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第2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25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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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economic Policy: The Pioneering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Recurrence and Vector Auto-regression
——An Academic Review about the 2011 Nobel Economic Prize Laureates
LIU San-lin1, PENG Sui-sheng2, WU Hua-wei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0, P. R.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0, P. R. China)
Abstract: On October 10, 2011,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to Professor Christopher A. Sims and Professor Thomas J. Sargent for their work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f such policies. This paper presents brief introductions to the two economists, such as their academic experiences, their academic works and research papers, emphasizing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their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odels of recurrence and vector auto-regression. This article appraises their academic contributions briefly, hoping to find more significant inspira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Key words: Thomas J. Sargent; Christopher A.Sims; macroeconomic policy; recurrence mod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文字编辑:邹红 责任校对：王香丽)
收稿日期：2011-11-19
作者简介：刘三林(1968-)，男，汉族，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发展理论与经济思想。
引文格式：刘三林,彭穗生,吴华维.宏观经济政策：递归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开创研究与应用——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贡献综述［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1):5—12.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托马斯•J•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两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影响方面所作出的理论贡献。简要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主要学术著作与研究论文，重点阐述他们在分析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分析框架与递归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发展与实践应用，并对他们的学术贡献进行简要的评价，以期探索对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有意义的启示。
关键词： 托马斯•J•萨金特; 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 宏观经济政策; 递归模型; 向量自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F 09; F 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1-0005-08
一、引言
2011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和纽约大学的托马斯•J•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以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的声明认为，两人的研究解释了造成目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原因以及下一步全球宏观经济和政策可能发生的变化。两人开创的研究方法解释了“是什么导致了什么”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
凯恩斯经济理论认为，总需求不足是导致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要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就应该制定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在面对经济萧条、需求不足时，政府应该果断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使经济摆脱衰退。但由于政府的支出只是将人们缴纳的税收重新分配，实际上并没有对有效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做出贡献；并且在不同的经济环境当中，扩张的政策本身可能会对经济带来不一样的效果。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出现的长期滞涨表明，无论是扩张的财政政策，还是紧缩的财政政策，都可能会使得经济进一步恶化，凯恩斯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形势需要新的宏观经济理论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这时托马斯•J•萨金特和罗伯特•卢卡斯等领导的“理性预期革命”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卢卡斯早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放弃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把控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任务；基于人们的理性预期，政府应全面公开地坚持制止通货膨胀的承诺，并在实践中让人们绝对信赖其政策，从而通过稳定通胀来改善就业市场。但是，传统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无法识别和预测政策的变动，从而无法对经济决策做出建设性建议。为解决这一问题，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根据托马斯•J•萨金特在1978年提出的向量自回归这一理念，创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用以研究动态的宏观经济问题。
二、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简介
1.托马斯•J•萨金特的生平和研究贡献
托马斯•J•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1943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1964年毕业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获文学学位。托马斯•J•萨金特与经济学的结缘开始于本科学习中选修的经济学院课程，这些学习经历为其日后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1968年托马斯•J•萨金特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0年至1990年，托马斯•J•萨金特先后任教于宾州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1991到2002年，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2003年至今，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成为纽约大学经济学系威廉•柏克利经济和商业讲座教授。托马斯•J•萨金特是美国计量经济学会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会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此外他还担任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明尼阿波利斯分行、圣地亚哥分行和芝加哥分行的顾问。2011年，托马斯•J•萨金特先后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科学考察奖、美国数学科学研究所联合奖以及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托马斯•J•萨金特对现代经济学的大部分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其中最擅长于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到目前为止，已发表50多篇开创性的论文，最具代表性的有1971年的《一个关于加速主义者争论的注释》、1973年的《完美预见情况下的货币和增长模型的稳定性》、1980年的《制定和估计动态线性理性预期模型》、1983年的《四个高水平通货膨胀的结束》和2001年的《强健控制与模型不确定性》等。此外，他的专著是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者的必读经典，主要有《理性预期与经济计量实践》、《理性预期与通货膨胀》、《动态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等。20世纪70年代初，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作为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焦点。托马斯•J•萨金特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他开创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对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等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托马斯•J•萨金特认为，在描述和求解动态宏观经济学中的复杂问题时，递归方法是强有力的研究工具。他运用递归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动态宏观经济，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宏观经济的研究方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何在线性经济中构造和计算斯塔克贝格计划或拉姆齐计划、没有承诺的可持续的风险分担均衡以及递归合同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应用等这样的一些经济领域。托马斯•J•萨金特认为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建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对数据依赖过高，也缺乏经济理论基础。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和Cogley等人建立了包含多种动态变量和不确定性因素的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Bayesian VAR)，并在预测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
2.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生平和研究贡献
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1942年10月21日生于美国华盛顿。196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196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读了一年的研究生，之后回到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68年至1970年，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1970年到1990年，在明尼苏达大学工作；之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至今。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还担任了众多的学术兼职，1988年成为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的院士；1989年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学习经历的影响让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偏重于计量的运用，被誉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计量双塔组合之一，他所创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也是他获得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卢卡斯批评”宣告了传统经济和解释力的崩溃，因为传统经济模型无法描述动态的宏观经济现象，这使经济建模学者对传统经济计量模型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为经济计量建模提出了许多新的方法。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创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实质上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引入到宏观经济学中，用于研究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2］提到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的学术成就，不得不提到他的一篇研究论文。经济学界公认的最高水平投稿论文标准是编辑们找不到一个能看懂这篇论文的匿名审稿人，最后根本不需要修改就立刻发表。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1971年发表在《数理统计年鉴》上的论文《无穷维参数空间中的分布滞后估计》就是这样一个经典范例。
三、递归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开创研究与应用简介
1.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通常把人假设为理性的经济人，这在经济学中扮演着基石般的作用，支撑着整个经济学分析，这也是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局部均衡理论和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则主要是运用总量分析总供给、总需求、总就业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希克斯以标准形式对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进行解读，从数量上说明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新理论体系。但石油危机产生的冲击导致西方经济出现长期滞涨的现象表明，凯恩斯经济理论难以解决所有问题。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托马斯•J•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引领的“理性预期革命”，表现在对凯恩斯和马歇尔理论的新构建，即用理性预期的方法重新考虑经济总产量、就业与价格总水平的决定及变动规律等问题。托马斯•J•萨金特等人对理性预期的假说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将其引入到宏观经济模型中，用理性预期的观念创建新的宏观经济理论。理性预期，简言之是指经济人预先充分掌握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形成理性的行为，并对经济决策和后果做出预期。理性预期学派在通货膨胀理论中的应用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成为当代分析通货膨胀理论的主要工具。理性预期理论对通货膨胀理论和就业理论进行综合研究后，对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也进行了修正。
托马斯•J•萨金特1975年认为，如果中央银行宣布增加货币供给，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人会预期价格水平上升，价格的增加等于货币的扩张幅度。因此他认为，货币政策不仅是长期中性的也是短期中性的，除非它没有被公众预期到。从这一逻辑出发，扩张性货币政策将不会影响产量、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而只能对价格等名义经济变量起作用，这一结论被称为托马斯•J•萨金特的“政策无效性”命题。同时，托马斯•J•萨金特认为，政府应该放弃相机抉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治理的优先目标。从这个角度看，理性预期学派是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预期错误，这种错误可能是因外部的、不能合理预见的随机冲击而产生的。
理性预期学派被称为新古典派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第二代，这种称谓也是由托马斯•J•萨金特率先提出的，即以动态分析及理性预期假说为主要特征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创立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最早的理念也由托马斯•J•萨金特于1978年提出。以他们两人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会改变经济关系中的某些结构参数，用传统的经济学模型去评价可选择的政策就毫无价值，这是因为这些模型的参数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数据得出来的，没有考虑到经济人会根据政策环境的变化调整他们的预期以及相应的行为。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创立的研究方法加深了人们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解。
2.托马斯•J•萨金特对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简介
理性预期革命显示了托马斯•J•萨金特从一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变成理性预期经济学家的轨迹。托马斯•J•萨金特认为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决策规则并非是结构性的，这一理论上的考察也破坏了信奉从凯恩斯主义模型引申出的政策结论所需的科学基石，它引发的挑战促使人们去寻找一种研究宏观经济决策规则的方法，这些决策规则可以系统和有预见性地反应于政府为它的政策变量所作的策略或时间路径的选择。为了弄清楚经济学理论和它们的经济计量学检验二者之间的联系，托马斯•J•萨金特认为随机差分方程或“随机过程”提供了揭示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检验之间可以理解的关系。同时托马斯•J•萨金特认为，理性预期扭转了研究最优宏观经济政策的方法，探讨有用的宏观经济模型以及确信它最终拥有什么特征的方法也发生了变革，甚至宏观经济学家所讲的语言都与以前殊异，已经发生理性预期革命。①
托马斯•J•萨金特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主要方法论是一种递归方法(线性规划)。这种方法基本概念被称为状态的有限维，研究的是如何寻找一个合适状态向量的研究艺术。用消费问题的例子简单阐明如下：假定消费者禀赋过程是某一状态st的定常函数，状态遵循某个具有定常的一期转移密度和初始密度的马尔科夫过程，yt=y(st)。将yt假设为马尔科夫状态的某个定常函数，家庭的预算约束意味家庭具有如下形式的决策规则：
ct=f(At，st)(1)
At+1=g(At，st)(2)
式(1)表明消费是状态向量的定常函数，满足马尔科夫性质st的出现是因为它概括了有益于预测未来禀赋的所有信息，A表示金融财富，At+1表示个体在当前所拥有的金融财富，s假定外生，满足π(s′/s)控制的随机运动规律。但是A的未来路径由家庭来选择，满足式(2)。由式（1）、式（2）和马尔科夫转移密度π(s′/s)所构成的系统被称为是递归的，因为它们把当前的决策ct表示成状态函数，并且说明了如何更新状态，通过迭代式(2)，At+1可以被表示成历史［st，st-1，…，s0］和A0的函数，于是内生的状态变量(金融财富)记录了外生变量(状态st)的历史当中所有与支付相关的信息。
定义V(A0，s0)为初始(A0，s0)开始的储蓄问题的最优值，则价值函数V满足如下被称为贝尔曼方程的泛函方程：
V(A，s)=maxc•A′{u(c)+βE［v(A′,s′)s］}(3)
这里满足最大化需满足约束条件是A′=R(A+y-c)和y=y(s)，与贝尔曼方程的解V(A，s)密切相关的是下述对来自(1.1a，1.1b)式得策略函数：
c=f(A，s)(4)
A′=g(A，s)(5)
于是储蓄问题的事前值是
v(A0)=(A0，s)(6)
递归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广泛应用这个所谓事前的价值函数，深入探讨这种函数的历史依赖性和“动态规划的平方”以及动态的委托-代理问题。②
托马斯•J•萨金特认为，政府经济政策不是一个政府政策行动，而是整个政策体系，即针对不同时间、不同情况来管理政府政策诸工具的内在一致的、详尽的计划。认为一般均衡模型是一个方便的分析框架，采用的工具是贴现动态规划求解一种特殊类型的约束最优化问题所用的一种递归方法，在这类问题中，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均被以特殊方式作了限制。了解这些限制的本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这些现象是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设计最优政府政策的时候出现，需要探讨以下问题：(1)各种“无效性定理”的结构，这些定理是政府政策等价类(equivalence class)的特征；(2)货币数量论，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货币数量的变动是中性的；(3)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所面临的协调问题；(4)通货膨胀是否是 “纯粹的货币现象”；(5)价格水平稳定是否是货币当局的一个适当目标；(6)信贷控制；(7)对持有的政府通货支付利息的各种方案。③
为了验证这些问题，托马斯•J•萨金特的研究表明，在理性预期理论之前，宏观经济学家一般采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来解析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货币和财政政策和名义价格水平这些变量的相互作用，“理性预期革命”导致许多重要政策问题的重新发现，并使得研究模型变得更加简化。［3］这场“理性预期革命”促进了对包含有理性人假说的均衡概念的宏观经济学时间序列的实际应用。托马斯•J•萨金特还考察了财政与货币政策,他的研究表明，如果政府财政赤字变得足够大，以致要求对政府债券进行货币化，那么货币政策可能会因为财政政策的实施而被强迫实行，这意味着中央银行拥有管理上的独立性不必然意味着货币政策独立于政府的财政决策，因为货币管理当局总是受到了他们控制之外的经济力量的限制。他认为货币政策不能长久地影响失业，货币政策对失业率的影响长期来说将会完全失效，货币政策不能用于影响真实利率。［4］
在构建递归的分析方法方面，Lars Peter Hansen和托马斯•J•萨金特构建了一个与现实较为接近的动态均衡模型，并开发了两个理性预期的一般化均衡。通过使用频域研究方法，发现稳健的决策者如同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家一样对待模型不正确的设定。［5］随着研究的深入，Timothy Cogley, Sergei Morozov和托马斯•J•萨金特运用漂移系数(drifting coefficients)和随机波动(stochastic volatilities)的方法，利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Bayesian vector autoregression)，研究对制定和评价货币政策非常有用的后验密度函数(posterior densities)的特征，考察模型不确定性、政策变动、结构变动等方面的冲击作用。［1］后来Timothy Cogley和托马斯•J•萨金特对这个带有漂移系数和随机波动的向量自回归，为货币政策制定和评估提供有关的经济变量，这包含了通货膨胀持续性测量、自然失业率、核心通货膨胀率和激进主义系数，扩展了Cogley和萨金特在2001年提出的模型。［6］同时托马斯•J•萨金特和Noah Williams提出自我确认均衡(Self-confirming equilibria)的定义，认为理性预期均衡是广泛使用理性预期的假设分析足够长历史数据记录中的宏观经济数据达到的均衡现象，统计学习模型会将目标和主观概率分布等同；理性预期均衡的一个特殊集合中的元素是一个学习进程，在这个进程当中，决策制定者重新校订并处理不合适的模型。［7］在最新的递归方法研究中，Francisco Barillas, Lars Peter Hansen和托马斯•J•萨金特将大部分具有风险的市场价格重新解析成为一个模型不确定性的价格，消除了资产价格和存在整体波动的福利成本的测量之间的联系。［8］这些研究方法的开创和创新加深了人们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解。
3.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对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简介
从本质上讲，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最初创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主要刻画数据的动态表现，最初的模型没有涉及任何消费者偏好、生产技术和最优化行为等经济结构方面的信息，只是单纯由数字驱动参数估计得到的结果。为弥补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缺乏经济理论基础而不能进行结构分析的缺陷，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对模型进行创新，进一步提出了结构向量自回归(Structure VAR)模型，SVAR及其扩展模型为他赢得宏观结构计量经济学家的美誉。此后很多经济学者对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了扩展，并应用到面板数据的分析中。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和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创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成为目前比较流行的计量分析方法之一。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SVAR)，分析基于理性预期思想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宏观经济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关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认为，将大型宏观模型作为无约束的诱导形式进行估计是可行的，并将所有变量看做是内生的，当人们对变量是否真是外生变量的情况不自信时，传递函数分析的自然扩展就是均等地对待每一个变量。在双变量情况下令{yt}的时间路径受序列{zt}的当期或过去的实际值的影响，考虑如下简单双变量体系：
yt=b10-b12zt+γ11yt-1+γ22Zt-1+εyt(7)
zt=b20-b21yt+γ21yt-1+γ22Zt-1+εzt(8)
因为最长之后长度为1，式(7)、式（8）构成了1阶向量自回归(VAR)，允许yt和zt相互影响，所以体系结构中结合了反馈因素，例如-b12是1单位zt变化对yt的影响，γ12表示1单位yt的变化对zt-1的影响，这里，εyt和εzt分别是yt和zt中的新息(或冲击)。
式(7)、式（8）并非诱导型方程，因为yt对zt有一个同时期的影响，zt对yt也有一个同时期的影响，利用系统转换的形式，使用矩阵线性代数，通过化简④，可以得到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标准形式:
xt=A0+A1xt-1+et(9)
对模型进行详细的分解和推导，进行了稳定和平稳性的讨论，并扩展到动态的VAR模型。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对前面模型进行了估计和识别、脉冲反应函数分析和对模型进行了假设检验。⑤
在运用计量工具方面，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认为目前宏观计量经济模型仍然不能很好地处理政府预算约束，他认为大部分模型建立者都认为政府的预算约束仅仅关系到长期的宏观经济运行，而其实目前使用的计量模型仅仅适用于短期或者中期宏观经济运行，由此他认为，目前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并不适合用来分析宏观经济问题。［9］为此，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讨论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和工人的动态最优选择的模型以及惰性价格工资模型，得出价格和工资黏性的程度与货币政策真实影响的强度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10］利用他所开创的研究方法，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研究了更多的经济领域，认为经济人的预期心理十分强烈，他还将这些预期可能性因素与主流的研究方法分离出来。［11］
近年来，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的研究表明，约束行动能依赖于观察，认为约束行动结合动态预期理论意味着模型很有用。有关研究也表明，用于建立行为模型的动态程序在增加信息处理约束后，经济行为与观测到的宏观行为更为一致。［12］在政策研究方面，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认为，宏观经济模型对于政策制定来说十分重要，他指出模型要处理成概率模型。他认为明确的概率模型的使用允许人们从过去的错误中得到系统的学习，指出应整合基于模型的不确定性与不确定主观判断，对基于数据的预测与基于理论的政策效果进行推测。［13］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提出的概率模型为描述当前的宏观政策模型提出了一些为什么提出这些陈述的原因，并评价了宏观经济未来进步的可能方向。在获得诺贝尔奖的2011年，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对美国在1970年代通货膨胀的研究得出两种新的观点，认为能够阻止通货膨胀唯一的政策行动就是货币政策行动，而财政政策失误也是唯一引起这场通胀的原因。［14］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的研究表明，在未来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环境中，货币政策工具可能会失去效果或者有负面作用。
四、递归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学术贡献与应用价值
1.学术贡献
对于托马斯•J•萨金特的学术贡献，尼尔•弗格森在《毫无长进的现代凯恩斯主义者》一文中认为，托马斯•J•萨金特写的《四次大通胀的终结》(The Ends of Four Big Inflations)的开创性论文可谓是凯恩斯主义时代的墓志铭。托马斯•J•萨金特认为，递归的研究方法表明，只有果断的体制变革才能带来经济的稳定，才能改变通胀预期。至于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他创立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发展了一种分析经济如何受政策临时变化影响的方法，分析了经济如何受到经济政策临时性改变的影响。
他们的学术贡献，主要缘于开创了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方法，从而创建了理性预期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学派宏观经济学和理性预期学派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对于他们的学术贡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方福前在《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与成果》中认为，理性预期革命的主要成果有：(1)提出理性预期假说，并把这种假说和卢卡斯总供给函数结合在一起，得出“政策无效性命题”；(2)通过重新解释“李嘉图等价定理”和提出动态时间不一致性问题；(3)提出“宏观经济分析需要有坚实的微观基础”；(4)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转向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研究，提出了均衡货币的经济周期模型。
在“理性预期革命”以后，西方宏观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就由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的争论，转向是要斟酌使用的经济政策还是要固定不变的政策规则的争论，正是这些成果为托马斯•J•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戴上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的皇冠。
2.对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启示
与凯恩斯主义相比，通过引入理性预期来对经济政策的力量和影响进行研究，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当一国的经济出现衰退或者面对外部金融危机时，该国政府应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但是消费者会预期到这样的政策，结果是他们会要求提高名义工资，企业与消费者都预期整个社会的物价水平将上涨，此时改变的是名义上的工资与价格，但是代表真实购买力水平的实际工资并不上升，因此社会的总需求也没有增加；总需求不改变企业自然也不会增加产量，从而不能改善就业水平。这个简单的推理表明，预期到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完全无效。那么聪明的政府是否可以出其不意地推出消费者与厂商都不能预期到的政策而迷惑它的国民？如果政府毫无预警地增加货币供给，在短期内由于人们没有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这样的刺激政策自然可以误导居民以为自己的真实收入增加了，企业误以为对产品的需求提高了，这样国内生产总值(GDP)会上升，而且失业减少，但是这只是短期的效果。这种误导之后产生的政策效果很快就会被通货膨胀所抵消。怀着刺激经济的本意，政府短期内可能急剧发行太多的货币，但是长期的结果只能是通货膨胀，就业和产出并没有改变，从而“聪明的”政府反而将自身推向经济自我灭亡。此例表明了“政策无效性命题”。这个命题改变了对政府解决经济危机力量的传统见解。
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理性预期学派看来都是不可行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发展的国别经验，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必须回归到宏观经济理论的常识。托马斯•J•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的研究领域虽然各有侧重也存在很多交叉，但他们重视理性预期、实证分析以及计量研究的意义，这或许对我们重新认识宏观政策来源更有意义。纵观现今政府宏观政策实施的效果，如果能再重新审视和认真解读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注释：
①参考作者的原话论述，见:托马斯•J•萨金特著.宏观经济理论［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4,1—3,7.
②详细递归模型请参见:扬奎斯特,萨金特著,杨斌等译.递归宏观经济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0,13—19.
③详细的论述请参见:托马斯•J•萨金特著.动态宏观经济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0,1—2,4—5.
④具体详见:沃尔特•恩德斯著,杜江,谢志超译.应用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第2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251—252.
⑤具体详见:沃尔特•恩德斯著,杜江,谢志超译.应用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第2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25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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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economic Policy: The Pioneering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Recurrence and Vector Auto-regression
——An Academic Review about the 2011 Nobel Economic Prize Laureates
LIU San-lin1, PENG Sui-sheng2, WU Hua-wei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0, P. R.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0, P. R. China)
Abstract: On October 10, 2011,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to Professor Christopher A. Sims and Professor Thomas J. Sargent for their work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f such policies. This paper presents brief introductions to the two economists, such as their academic experiences, their academic works and research papers, emphasizing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their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odels of recurrence and vector auto-regression. This article appraises their academic contributions briefly, hoping to find more significant inspira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Key words: Thomas J. Sargent; Christopher A.Sims; macroeconomic policy; recurrence mod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文字编辑:邹红 责任校对：王香丽)
收稿日期：2011-11-19
作者简介：刘三林(1968-)，男，汉族，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发展理论与经济思想。
引文格式：刘三林,彭穗生,吴华维.宏观经济政策：递归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开创研究与应用——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贡献综述［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