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中国内部的大移民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这种流动，给这个有着悠久的安土重迁传统的民族带来了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但与之相伴随，流动撕碎了这个稳定社会的外衣，乃至动摇了它的根基：我们的观念、伦理、制度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突。
　　与历史上因为战乱或者社会动荡造成的大移民不同，此次流动伴随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化、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变化，也包含着个体从单位以及血缘和伦理共同体中游离出走。这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我们引以自豪的经济高速增长有赖于此，我们的制度和文化创新也与这种流动密不可分。在我们城市的每个工地厂房中，在我们社会管理体制的每个角落，在我们每个有冲击力的艺术作品中，都能看到流动带来的深刻印记。它甚至重塑了中国的人文地理、语言体系、风俗民情。流动也为千千万万试图改变命运、寻求成功的个体提供了机会，30年来，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中国梦成为现实，而这些成功者激发了更多的勇敢上进的年轻人。正是他们这种生气勃勃的雄心，使得当代中国成为这个星球上最有活力、充满机会的国度。
　　然而与井喷式的活力相伴的，必然是纹理层叠的难解矛盾。流动使得原本植根于稳态社会的管理体制显得笨拙落后，比如户籍体制；而对那些原本互相隔绝的人群来说，流动对他们的意义绝不仅是空间的转换。接连不断的集体冲突表明，民族之间、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不同人群之间既有的相处模式已被打破，他们必须学会在矛盾中重塑群体的界限；也许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流动背后潜藏着一种全新的逻辑，它使得对变化的接受，成为一种新的准则。正是因此，犬儒式的多元主义和尖锐分歧的观念冲突才会同时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使得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艰难。而个体的撕裂感和焦虑感，则成为这场大迁徙中最令人难以释怀的心灵感受。人们已无法在既有的道德规范与伦理准则中安放自己，不安定和无奈写在每年春节前后返乡离乡的列车上。若将这种情绪推演到极端，就变为个体在精神上的迷失与放纵。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人口迁移运动中，一些新的阶层和群体诞生了，比如农民工，他们与此前单位制体系中的工人阶层仅仅具有表面意义上的相似性。这样的一些阶层的出现，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冲击。我们仅仅只在劳动力转移，或者其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层面上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但究竟他们有什么样的经济和文化特征，又有何种政治和社会诉求，我们所知甚少。但稍具历史感的人就不难看出，这场流动绝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强势的资本逻辑所导致的结果，乡土中国向流动中国的转变，在于晚清以来战争与革命再造中国的延续。它既是几十年时间的大转变，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力量沉淀的结果。如果我们不去具体而深刻地体会这种流动的内涵、方向和价值，而妄图简单地从外部对流动加以管束，这样的尝试当然也就难以奏效。事实上，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必然应当建基于我们对流动中国的敏锐洞察和深刻了解之上。
　　《文化纵横》编辑部
　　2012年0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