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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按病种付费成本核算分析，麦肯锡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医务人员和病床价值被严重低估，且医院和科室管理成本未获得任何补偿。
今年2月，麦肯锡上海分公司的办公室，一场会议正在进行。
与会者是6家为消费者提供健康方面保险的中外保险公司和10家全球排名前20强的跨国制药企业。会议的主题是商业保险如何与这些跨国药企在中国上市的创新药相结合，解决创新药在未进入中国医保目录期间药品的商业支付问题。
其实，对于商业保险与创新药的结合，已有先行试水者。据长期关注中国医疗支付体系建设的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乐诚铎介绍，罗氏于2012年底在中国同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和瑞士再保险公司合作，推出防癌险，一方面解决了罗氏癌症创新药的支付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为公司产品的推广拓宽了道路。
“在中国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那些拥有创新药，而又未被纳入到中国医保目录的企业，在中国医改的大环境中，都有很强烈的需求，希望做些什么来暂时应对未进入到中国医保目录的创新药的支付问题。”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王锦对此深有感触。
当然，对适应中国医疗卫生环境的支付方式的探讨不只存在于那些创新药的探讨，涉及到整个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的讨论和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试水支付体系改革
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要“强化医疗保障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完善支付制度”。进而，人社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意见》明确了要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逐步形成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发展相适应，激励与约束并重的支付制度。自此，对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实践就在更深、更广的层面逐步展开。
“尽管在医改的执行过程中，每个省、市出台的医改方案不尽相同，但是一个基本一致的判断是中国医改的关键在于公立医院改革而公立医院改革最核心的就是支付体系的完善与跟进。”关注中国医改进程的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李一诺表示。
其实，在大部制改革之前，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曾经坦言，医保基金面临着既要保证有效供给，又要控制费用上涨过快的双重压力。在医改“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通过改革医保支付手段，加大医保经办机构和医疗机构控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
在这一政策大背景下，结合国际上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趋势和经验，基本明确了中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方向：门诊按人头付费，住院按病种付费，同时在此基础上，对医院进行预算精确化管理，探索总额预付的方式。
2011年，北京对6家三甲医院的108个病组，试水住院病人按病种付费的医保支付方式。一个公开的数据是，截止到2012年5月31日，北京按病种付费的病例已经有1.6万余例，覆盖了106个病组，医院平均医疗支出下降了18%。与北京的按病种付费方式不同，上海尝试的是医保费用总额控制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种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开展过程中，一些疑虑也渐渐浮现。因为不管是总额预付还是按病种付费，传递的信号都是要控制费用，而这种信号的背后可能产生推诿病人等影响医疗质量的情况发生。
RDPAC执行总裁卓永清在北京大学IPEM毕业典礼专题报告会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达了他对中国目前进行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担心。他认为，现在一些执行支付方式改革的医院，有的会通过各种方式化解支付方式改革后因费用控制而对医院运营产生的挑战。例如将处方量减少，一些慢性病患者本来每月去一次医院买药即可，现在不得不每月去几次。
还有一个可以分享的案例是，2012年实行总额预制改革的北京积水潭医院，在门诊药房和住院药房之外，又开设了另外一个以销售高端药品为主的药房，这可看作是用来缓解费用控制压力的一种方式。
“其实，没有一项支付方式能够满足所有的医疗需求。成功的支付制度应该集合良好的支付方式以及后续支持流程，并满足本国国情的需要。”李一诺说。
而中国医疗体制的“国情”是什么？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是其一。所以在支付体系改革执行之前需要添加的重要环节是医疗服务价格谈判机制。当然，这一机制的形成需要让包括公立医院在内的医疗服务机构对支付体系提供给医疗服务的价格高度认可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合理的支付方式和补偿机制，调动医护人员积极性和提高医疗效率和质量，引导病患合理的就医行为。
医务人员和病床价值被低估
这时候，一套完整的医疗成本核算体系十分必要。为此，在中华医学会的带领下，麦肯锡医疗卫生业务团队在榆林市星元医院、府谷县县级公立医院、神木县县级公立医院等三家县级医院进行了医疗成本核算分析。“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确立按病种付费方式的成本核算方法。”李一诺表示。
具体操作是根据这三家医院住院病人的分布情况，选取顺产和脑梗两个病种作为医疗成本分析的对象。在成本核算分析之前，麦肯锡通过与三家医院的管理层及众多医师访谈后发现，临床路径的建立和医院资源的分摊是最终完成单病种成本核算的两大核心工作。
于是在大量访谈和调研工作的基础上，麦肯锡项目小组根据每家医院实际情况为顺产和脑梗建立了初步的临床路径。
以顺产为例。其临床的初步路径分为四部分，分别是门诊收住院及产前服务、检查产后护理、出院；而门诊收住院及产前服务又按照服务单元分为医师诊断、护士/助产士产前服务、医技检查三部分；之后是将每个单元的作业内容按照顺序列出，并进行时间上的衡量。例如，医师诊断分为5个作业内容，分别是：初步检查及收住院（15分钟）、询问病史，查体，开化验单、B超，完成初步诊断（10-15分钟）、病历书写（20分钟）、上级医师查房与分娩方式评估（5-10分钟）、交代分娩注意事项，相关医疗文书及医保合疗手续。
接下来是统计和归类医院所有的可用资源，将资源按照合理可行的基础分摊至医院的各种作业内容和服务单元中，最后按照某一病种的临床路径将相关医院行为分解为服务单元并计算单元成本。
通过对按病种付费成本核算分析，麦肯锡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医务人员和病床价值被严重低估，且医院和科室管理成本未获得任何补偿。这一明确的信号给未来支付方式的调整指明了方向，即诊疗、护理和医院管理是支付方式改革中应该重点提高和增补费用项目。
今年2月，麦肯锡上海分公司的办公室，一场会议正在进行。
与会者是6家为消费者提供健康方面保险的中外保险公司和10家全球排名前20强的跨国制药企业。会议的主题是商业保险如何与这些跨国药企在中国上市的创新药相结合，解决创新药在未进入中国医保目录期间药品的商业支付问题。
其实，对于商业保险与创新药的结合，已有先行试水者。据长期关注中国医疗支付体系建设的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乐诚铎介绍，罗氏于2012年底在中国同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和瑞士再保险公司合作，推出防癌险，一方面解决了罗氏癌症创新药的支付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为公司产品的推广拓宽了道路。
“在中国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那些拥有创新药，而又未被纳入到中国医保目录的企业，在中国医改的大环境中，都有很强烈的需求，希望做些什么来暂时应对未进入到中国医保目录的创新药的支付问题。”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王锦对此深有感触。
当然，对适应中国医疗卫生环境的支付方式的探讨不只存在于那些创新药的探讨，涉及到整个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的讨论和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试水支付体系改革
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要“强化医疗保障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完善支付制度”。进而，人社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意见》明确了要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逐步形成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发展相适应，激励与约束并重的支付制度。自此，对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实践就在更深、更广的层面逐步展开。
“尽管在医改的执行过程中，每个省、市出台的医改方案不尽相同，但是一个基本一致的判断是中国医改的关键在于公立医院改革而公立医院改革最核心的就是支付体系的完善与跟进。”关注中国医改进程的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李一诺表示。
其实，在大部制改革之前，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曾经坦言，医保基金面临着既要保证有效供给，又要控制费用上涨过快的双重压力。在医改“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通过改革医保支付手段，加大医保经办机构和医疗机构控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
在这一政策大背景下，结合国际上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趋势和经验，基本明确了中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方向：门诊按人头付费，住院按病种付费，同时在此基础上，对医院进行预算精确化管理，探索总额预付的方式。
2011年，北京对6家三甲医院的108个病组，试水住院病人按病种付费的医保支付方式。一个公开的数据是，截止到2012年5月31日，北京按病种付费的病例已经有1.6万余例，覆盖了106个病组，医院平均医疗支出下降了18%。与北京的按病种付费方式不同，上海尝试的是医保费用总额控制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种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开展过程中，一些疑虑也渐渐浮现。因为不管是总额预付还是按病种付费，传递的信号都是要控制费用，而这种信号的背后可能产生推诿病人等影响医疗质量的情况发生。
RDPAC执行总裁卓永清在北京大学IPEM毕业典礼专题报告会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达了他对中国目前进行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担心。他认为，现在一些执行支付方式改革的医院，有的会通过各种方式化解支付方式改革后因费用控制而对医院运营产生的挑战。例如将处方量减少，一些慢性病患者本来每月去一次医院买药即可，现在不得不每月去几次。
还有一个可以分享的案例是，2012年实行总额预制改革的北京积水潭医院，在门诊药房和住院药房之外，又开设了另外一个以销售高端药品为主的药房，这可看作是用来缓解费用控制压力的一种方式。
“其实，没有一项支付方式能够满足所有的医疗需求。成功的支付制度应该集合良好的支付方式以及后续支持流程，并满足本国国情的需要。”李一诺说。
而中国医疗体制的“国情”是什么？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是其一。所以在支付体系改革执行之前需要添加的重要环节是医疗服务价格谈判机制。当然，这一机制的形成需要让包括公立医院在内的医疗服务机构对支付体系提供给医疗服务的价格高度认可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合理的支付方式和补偿机制，调动医护人员积极性和提高医疗效率和质量，引导病患合理的就医行为。
医务人员和病床价值被低估
这时候，一套完整的医疗成本核算体系十分必要。为此，在中华医学会的带领下，麦肯锡医疗卫生业务团队在榆林市星元医院、府谷县县级公立医院、神木县县级公立医院等三家县级医院进行了医疗成本核算分析。“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确立按病种付费方式的成本核算方法。”李一诺表示。
具体操作是根据这三家医院住院病人的分布情况，选取顺产和脑梗两个病种作为医疗成本分析的对象。在成本核算分析之前，麦肯锡通过与三家医院的管理层及众多医师访谈后发现，临床路径的建立和医院资源的分摊是最终完成单病种成本核算的两大核心工作。
于是在大量访谈和调研工作的基础上，麦肯锡项目小组根据每家医院实际情况为顺产和脑梗建立了初步的临床路径。
以顺产为例。其临床的初步路径分为四部分，分别是门诊收住院及产前服务、检查产后护理、出院；而门诊收住院及产前服务又按照服务单元分为医师诊断、护士/助产士产前服务、医技检查三部分；之后是将每个单元的作业内容按照顺序列出，并进行时间上的衡量。例如，医师诊断分为5个作业内容，分别是：初步检查及收住院（15分钟）、询问病史，查体，开化验单、B超，完成初步诊断（10-15分钟）、病历书写（20分钟）、上级医师查房与分娩方式评估（5-10分钟）、交代分娩注意事项，相关医疗文书及医保合疗手续。
接下来是统计和归类医院所有的可用资源，将资源按照合理可行的基础分摊至医院的各种作业内容和服务单元中，最后按照某一病种的临床路径将相关医院行为分解为服务单元并计算单元成本。
通过对按病种付费成本核算分析，麦肯锡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医务人员和病床价值被严重低估，且医院和科室管理成本未获得任何补偿。这一明确的信号给未来支付方式的调整指明了方向，即诊疗、护理和医院管理是支付方式改革中应该重点提高和增补费用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