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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唐宋时期经济繁荣，对外贸易频繁，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日本便受到了我国古文化的巨大影响。日本平安时代在陶器的艺术风格上大致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本文从历史，文化，艺术风格等方面阐述这三个时期艺术风格与中国同时期陶器的对比研究。
【关键词】：越窑;青瓷;奈良三彩;平安绿釉;对外贸易
一、时代背景
平安时代是日本古代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日本古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从8世纪末至12世纪末镰仓幕府成立的这段时期我们称之为为平安时代。日本的平安时代长达约四百年左右，我们又将其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中期和后期。这三个时期日本在瓷器风格上面呈现出很多风格上的变化。前期基本延续了奈良时期的风格，此时期最为著名的就是奈良三彩，奈良三彩深受中国唐三彩的影响，这个时期的风格特点以华贵，典雅为主。到为了中期，随着唐王朝的逐渐衰弱，北宋王朝的建立，受到外交政策的影响及中国本土瓷器风格的转变，日本陶器的风格也开始发生变化。
平安时代的日本与中国唐朝之间的贸易往来，由原来的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唐学习，变成了民间商船的往来通航，主要原因是因为唐王朝逐渐的衰弱以及日本主动停止官方上的外交政策。日本宽平六年（894），被任命为第19次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据在唐僧人中谨给天皇的报告书，上表呈请停派遣唐使：【1】 “……大唐调敝之情.载之具矣。更告勿需入朝，应停遣唐之使。”由此可见，此时的日本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官方统治的，而是通过日本的僧侣来宋，亦或宋朝的商人访日进行着频繁的贸易往来。
宋朝作为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可从诸多历史文献，以及地方州志可以进行考察。
而在唐以后，中国的瓷器作为新兴的商品流入了国际的市场，并大受欢迎。中国的英文单词是“CHINA”而小写的“CHINA”又有瓷器之意，故而可以看出，中国在国外人眼中的很大一部分的印象是来源于瓷器。
有关于浙江龙泉青瓷的外销，在很多历史文献资料上都有所考证，其中，南宋赵汝适的《诸藩志》以及《宋会要辑稿》曾有记载，太宗雍熙四年（约公元987年）“遣内侍八人，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召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珍珠、龙脑;每纲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不仅仅中国的历史文献可以找到，在很多国外的文献资料中也有考证，美国人霍布逊和海索林顿在合著的《中国陶人艺术》一书中阐述：“中国古今名瓷分布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即印度，菲律宾，爪哇、苏门答拉、婆罗州、波斯、阿拉伯以及非洲的埃及和赞稷也都大量使用中国浙江青瓷……”
二、日本平安时代与中国同时代陶器艺术风格对比
“日本人将青瓷比作是‘秋季的天空讹静静的蓝色的大海’”【2】越窑是中国南方著名的青瓷窑口，起始于东汉，兴盛于三国两晋，繁荣在唐代，衰弱于宋代，后由龙泉窑取而代之。唐五代越州窑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唐，中晚唐，五代十国。
公元十世纪左右，浙江的越州窑达到顶峰状态成为当时最为著名的窑口之一。唐中期之后，越窑的品质越来越趋于上乘，生产的数量也逐渐增多。明州港口是宋朝最为主要的出口贸易港口之一，使得越窑的青瓷器占到了最大的地利条件，也使得越窑的出口贸易更加频繁。从公元9世纪开始，中国对日本的输出日益增多，直接导致越窑青瓷的大量出口，到10世纪左右，达到了一个最为繁荣的状态。
由于中国青瓷器的影响，日本开始学习中国青瓷的烧制技术，它基本上是按照越州窑和龙泉窑的样式而烧制，同时在釉色上面，还特意保留了青瓷器的苍翠，浑厚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文献中看到例如：“砧青瓷”“天龙寺手”“七官”就是特指宋、元、明三代的龙泉青瓷。
1、日本平安前期的瓷器特点
平安前期，瓷器的艺术风格基本延续了奈良时期奈良三彩的风格，主要还是以华贵，典雅，色彩浓重，造型规整为主，这个时期仍然是以宫廷贵族为中心的审美情趣，宫廷贵族仍然钦慕唐三彩华贵的色彩和样式，并融合了本民族的特点，烧制出了由绿、褐、白色形成三彩或绿、白二色二彩的样式。中国唐朝的唐三彩是作为明器使用的，大多数作为陪葬品，而日本的奈良三彩则是作为宫廷，达官贵人等上流社会的日用品，在作用方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2、日本平安中后期的瓷器特点
平安中后期，审美的情趣更加的细腻，开始注重精神和感觉上的细腻变化，开始追求一种既雅致又高贵的感觉，同时由于这个时期中国青瓷器传入日本，这种典雅不做作的风格开始大行其道。这个时期的艺术风格开始试图摆脱奈良时期那种繁复的，色彩浓重的艺术风格，开始走向清淡典雅。由于越窑的大量出口，这种样式的瓷器深得当时平安时期贵族们的喜爱和追捧，使得本国的制瓷工艺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正是这个时期，奠定了日本之后瓷器的统一风格，例如日本的白瓷，骨瓷都有这个时期的风格艺术特点。这个时期，奈良三彩那种浓重色彩，富有大唐韵味的瓷器以及逐渐退出了歷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绿釉”的瓷器。绿釉瓷器也有与越窑青瓷钵花纹十分相似的暗花。从具体的艺术风格上来看，10世纪以后，约是在北宋到南宋期间，一种是淡青釉陶器，一种是绿釉陶器。淡青釉陶器的烧制方法与越窑的烧制方法十分相似，主要是由爱知县的猿投窑开始烧制。猿投窑烧制的陶器与同时期中国越窑烧制的陶器形式，式样，花纹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另外一种绿釉陶瓷器，大约在公元10世纪左右开始出现，主要的制作工艺是在经过烧制的陶器上面涂上一层薄薄的绿色铅釉，呈现出淡绿色。此样式与中国的越州窑出口的青瓷在颜色和式样上也基本一致。【3】日本的平安绿釉令人感到颇与中国五代和北宋时期的越州窑青瓷相似，如水罐、唾壶和体等，有的还刻有与越州畜青瓷体的花纹同样的暗花。
三、日本茶文化对于陶器的影响
平安时代，日本人民以及深受中国茶道文化的影响，百丈怀海禅师也已将禅寺中的茶事制度化，列入《百丈清规》之中。中国茶圣陆羽也将越州窑推为各窑之首，同时由于越州窑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青瓷的出口更加便利。中国商船将青瓷带至日本，收到了宫廷贵族的热捧，同时也由于僧侣和贵族饮茶的热爱对于青瓷的需求量与日俱增，进口的青瓷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时社会上的需求，故而，日本开始模仿青瓷的烧制工艺，并结合本民族的特点烧制出名为平安绿釉的茶具。
平安京也出土了大量的越州窑青瓷，有的完整也有碎片，这些充分佐证了我国与日本当时频繁的贸易往来。多数是玉壁底青瓷碗，荷花口碗，刻划花草纹的青瓷钵、盒子、水注、壶等，基本上都以茶器为主。
平安初期记载宫廷中年中活动和制度施行细则的《延喜式》，在其第二十三卷“民部式”的“年料杂器”中有这样的记载 ：“尾张国瓷器，大碗五个（径各九寸五分），中碗五口（径各七寸），茶小碗（径各六寸）。”“长门国瓷器，大碗五个（径各九寸五分），中碗十口（径各七寸），小碗十五口（径各六寸）。茶碗二十口（径各五寸）。花盘三十口（径各五寸五分）。花形盐杯十口（径各三寸）。瓶十口（大四口小六口）。”根据《延喜式》的记载和考古发现，在平安时期，日本就有专门陶器茶具的生产，并且这些专用的茶具陶器使用的平安绿釉陶器，跟中国宋朝青瓷茶具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日本的平安绿釉茶具的广泛使用，跟中国唐朝茶文化的传播以及浙江越州窑青瓷器的在日本的流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陶艺方面，有模仿唐三彩的奈良三彩，也有模仿越州窑青瓷钵的平安绿釉，这期间的中国的陶艺茶具和日本的陶艺茶具都有着高度的同步性，不难看出两国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
参考文献：
[1]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2]吴越滨《浙江青瓷史》，中国文艺出版社，2007
[3]（日）三上次男《从陶瓷贸易看中日文化的友好交流》，社会科学战线，1980
【关键词】：越窑;青瓷;奈良三彩;平安绿釉;对外贸易
一、时代背景
平安时代是日本古代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日本古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从8世纪末至12世纪末镰仓幕府成立的这段时期我们称之为为平安时代。日本的平安时代长达约四百年左右，我们又将其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中期和后期。这三个时期日本在瓷器风格上面呈现出很多风格上的变化。前期基本延续了奈良时期的风格，此时期最为著名的就是奈良三彩，奈良三彩深受中国唐三彩的影响，这个时期的风格特点以华贵，典雅为主。到为了中期，随着唐王朝的逐渐衰弱，北宋王朝的建立，受到外交政策的影响及中国本土瓷器风格的转变，日本陶器的风格也开始发生变化。
平安时代的日本与中国唐朝之间的贸易往来，由原来的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唐学习，变成了民间商船的往来通航，主要原因是因为唐王朝逐渐的衰弱以及日本主动停止官方上的外交政策。日本宽平六年（894），被任命为第19次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据在唐僧人中谨给天皇的报告书，上表呈请停派遣唐使：【1】 “……大唐调敝之情.载之具矣。更告勿需入朝，应停遣唐之使。”由此可见，此时的日本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官方统治的，而是通过日本的僧侣来宋，亦或宋朝的商人访日进行着频繁的贸易往来。
宋朝作为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可从诸多历史文献，以及地方州志可以进行考察。
而在唐以后，中国的瓷器作为新兴的商品流入了国际的市场，并大受欢迎。中国的英文单词是“CHINA”而小写的“CHINA”又有瓷器之意，故而可以看出，中国在国外人眼中的很大一部分的印象是来源于瓷器。
有关于浙江龙泉青瓷的外销，在很多历史文献资料上都有所考证，其中，南宋赵汝适的《诸藩志》以及《宋会要辑稿》曾有记载，太宗雍熙四年（约公元987年）“遣内侍八人，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召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珍珠、龙脑;每纲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不仅仅中国的历史文献可以找到，在很多国外的文献资料中也有考证，美国人霍布逊和海索林顿在合著的《中国陶人艺术》一书中阐述：“中国古今名瓷分布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即印度，菲律宾，爪哇、苏门答拉、婆罗州、波斯、阿拉伯以及非洲的埃及和赞稷也都大量使用中国浙江青瓷……”
二、日本平安时代与中国同时代陶器艺术风格对比
“日本人将青瓷比作是‘秋季的天空讹静静的蓝色的大海’”【2】越窑是中国南方著名的青瓷窑口，起始于东汉，兴盛于三国两晋，繁荣在唐代，衰弱于宋代，后由龙泉窑取而代之。唐五代越州窑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唐，中晚唐，五代十国。
公元十世纪左右，浙江的越州窑达到顶峰状态成为当时最为著名的窑口之一。唐中期之后，越窑的品质越来越趋于上乘，生产的数量也逐渐增多。明州港口是宋朝最为主要的出口贸易港口之一，使得越窑的青瓷器占到了最大的地利条件，也使得越窑的出口贸易更加频繁。从公元9世纪开始，中国对日本的输出日益增多，直接导致越窑青瓷的大量出口，到10世纪左右，达到了一个最为繁荣的状态。
由于中国青瓷器的影响，日本开始学习中国青瓷的烧制技术，它基本上是按照越州窑和龙泉窑的样式而烧制，同时在釉色上面，还特意保留了青瓷器的苍翠，浑厚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文献中看到例如：“砧青瓷”“天龙寺手”“七官”就是特指宋、元、明三代的龙泉青瓷。
1、日本平安前期的瓷器特点
平安前期，瓷器的艺术风格基本延续了奈良时期奈良三彩的风格，主要还是以华贵，典雅，色彩浓重，造型规整为主，这个时期仍然是以宫廷贵族为中心的审美情趣，宫廷贵族仍然钦慕唐三彩华贵的色彩和样式，并融合了本民族的特点，烧制出了由绿、褐、白色形成三彩或绿、白二色二彩的样式。中国唐朝的唐三彩是作为明器使用的，大多数作为陪葬品，而日本的奈良三彩则是作为宫廷，达官贵人等上流社会的日用品，在作用方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2、日本平安中后期的瓷器特点
平安中后期，审美的情趣更加的细腻，开始注重精神和感觉上的细腻变化，开始追求一种既雅致又高贵的感觉，同时由于这个时期中国青瓷器传入日本，这种典雅不做作的风格开始大行其道。这个时期的艺术风格开始试图摆脱奈良时期那种繁复的，色彩浓重的艺术风格，开始走向清淡典雅。由于越窑的大量出口，这种样式的瓷器深得当时平安时期贵族们的喜爱和追捧，使得本国的制瓷工艺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正是这个时期，奠定了日本之后瓷器的统一风格，例如日本的白瓷，骨瓷都有这个时期的风格艺术特点。这个时期，奈良三彩那种浓重色彩，富有大唐韵味的瓷器以及逐渐退出了歷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绿釉”的瓷器。绿釉瓷器也有与越窑青瓷钵花纹十分相似的暗花。从具体的艺术风格上来看，10世纪以后，约是在北宋到南宋期间，一种是淡青釉陶器，一种是绿釉陶器。淡青釉陶器的烧制方法与越窑的烧制方法十分相似，主要是由爱知县的猿投窑开始烧制。猿投窑烧制的陶器与同时期中国越窑烧制的陶器形式，式样，花纹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另外一种绿釉陶瓷器，大约在公元10世纪左右开始出现，主要的制作工艺是在经过烧制的陶器上面涂上一层薄薄的绿色铅釉，呈现出淡绿色。此样式与中国的越州窑出口的青瓷在颜色和式样上也基本一致。【3】日本的平安绿釉令人感到颇与中国五代和北宋时期的越州窑青瓷相似，如水罐、唾壶和体等，有的还刻有与越州畜青瓷体的花纹同样的暗花。
三、日本茶文化对于陶器的影响
平安时代，日本人民以及深受中国茶道文化的影响，百丈怀海禅师也已将禅寺中的茶事制度化，列入《百丈清规》之中。中国茶圣陆羽也将越州窑推为各窑之首，同时由于越州窑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青瓷的出口更加便利。中国商船将青瓷带至日本，收到了宫廷贵族的热捧，同时也由于僧侣和贵族饮茶的热爱对于青瓷的需求量与日俱增，进口的青瓷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时社会上的需求，故而，日本开始模仿青瓷的烧制工艺，并结合本民族的特点烧制出名为平安绿釉的茶具。
平安京也出土了大量的越州窑青瓷，有的完整也有碎片，这些充分佐证了我国与日本当时频繁的贸易往来。多数是玉壁底青瓷碗，荷花口碗，刻划花草纹的青瓷钵、盒子、水注、壶等，基本上都以茶器为主。
平安初期记载宫廷中年中活动和制度施行细则的《延喜式》，在其第二十三卷“民部式”的“年料杂器”中有这样的记载 ：“尾张国瓷器，大碗五个（径各九寸五分），中碗五口（径各七寸），茶小碗（径各六寸）。”“长门国瓷器，大碗五个（径各九寸五分），中碗十口（径各七寸），小碗十五口（径各六寸）。茶碗二十口（径各五寸）。花盘三十口（径各五寸五分）。花形盐杯十口（径各三寸）。瓶十口（大四口小六口）。”根据《延喜式》的记载和考古发现，在平安时期，日本就有专门陶器茶具的生产，并且这些专用的茶具陶器使用的平安绿釉陶器，跟中国宋朝青瓷茶具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日本的平安绿釉茶具的广泛使用，跟中国唐朝茶文化的传播以及浙江越州窑青瓷器的在日本的流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陶艺方面，有模仿唐三彩的奈良三彩，也有模仿越州窑青瓷钵的平安绿釉，这期间的中国的陶艺茶具和日本的陶艺茶具都有着高度的同步性，不难看出两国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
参考文献：
[1]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2]吴越滨《浙江青瓷史》，中国文艺出版社，2007
[3]（日）三上次男《从陶瓷贸易看中日文化的友好交流》，社会科学战线，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