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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随着股市的转暖，深圳开始酝酿发行新股。新股上市方案从1991年3月份开始酝酿，也通过报纸征求意见，最后在7个备选方案中，“面向全国发行，让普通百姓也受益”这个老方案得到袭用。
也许深圳市政府的领导们太希望深圳股市能够迅速壮大，在发行方案上，最终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和斟酌便按照既定的方式运作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面的“8.10风波”埋下了隐患。多年之后，时任深圳市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李灏谈起这件事情，坦诚地说：“在这个事件上，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的责任。”
事实上，在“8.10风波”的1个月前，就有许多人得到了即将发行新股的消息，知道买“抽签表”需要凭个人身份证。这就在深圳之外引发了一场身份证租借大战。有些职业炒家开始从各地尤其是内地农村大量收购身份证。有的邮局收到装有多达700张身份证的包裹，还有一部分人当上了身份证租借专业户，借用一张收几十元。据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1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深圳。
各地的股民按以往的经验估计，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价格至少可翻10倍。于是，从7月下旬开始，各地股民便纷纷南下深圳，在“抽签表”发售的前几天，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炒到400元1张，汽车票甚至炒到上千元1张。据估计，外地来深圳的股民至少70万人，深圳市的大小酒店、旅馆、招待所全部暴满，许多人露宿街头。深圳、东莞许多工厂都停工了，工人被老板拉到各销售点通宵排队。
8月6日晚，深圳电视台在新闻中播出发放“抽签表”的通知。发放时间为当月的9日至10日两天。
8月7日，《深圳商报》头版刊登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深圳市公安局、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深圳市监察局联合发布的《1991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共17条。其中第一条规定：“发售新股认购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约为10%（实际中签率按回收的抽签表的总数计算）。每张中签表可以认购本次发行公司的股票1000股。”第六条规定：“每1张身份证限购新股抽签表1张。为减少排队人数，每1排队者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表。”第五条规定：“每张抽签表收费100元”。第十四条规定：“今年除发行股票外，还将发行可转换股票的债券。”“为此，新股认购抽签表下联，不论中签与否，一律由购买者保留，以便凭以参与将发行的可转换股票债券的抽签，并据以交款认购。”在巨大利益的诱使下，上百万人在303个销售点排队认购。
8月8日，由于多个售表点的排队队伍发生争吵、打斗，深圳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以加强组织协调和维护秩序。
8月9日清晨，在已投入8000警力仍难以维持各售点秩序的情况下，深圳市政府又抽调1100名武警上岗协助维持秩序。7点半，“认购表”运达各网点。8点整，“认购表”在市监察局和工商局工作人员监督下拆封、发售。有些网点秩序混乱，出现多起打斗现象，直到11点才发售“认购表”。在这个过程中，各医院陆续收到被打伤、挤伤和中暑人员。当晚7点35分，深圳电视台宣布，90%的网点“抽签表”售完。原定两天销售的一天就售完了。由于发售组织工作存在失误，一些网点发生内部舞弊行为。有的发售点数千人排队，但只有30多人买到“抽签表”；有的发售点刚刚宣布卖完“抽签表”，就有一些“黄牛”手握几十张、上百张的“抽签表”，以每张700～1000元的价格兜售。舞弊现象导致广大股民的极度愤怒和上街闹事。
8月10日下午5点，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发布通告，宣布原定10日下午6点的截止收表时间，推迟到11日11点。这一通告犹如一颗火种，一下子就点燃了群众的怒火。他们推测银行推迟截止时间，是为了给那些舞弊者、拥有大量“认购表”的人创造方便，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高价卖出从后门弄来的“认购表”。于是，投诉、上访蜂拥而来。据有关方面统计，市长专线接到群众投诉400多个，市公安局接到投诉93个，有5批群众上访。
10日傍晚，股民开始聚集、围观，聚集的人群沿着深南中路向市政府方向游行。沿途游行队伍迅速扩充，各销售网点的股民知道后又一批批赶来。晚上8点左右，情况恶化，数万人围在市政府周围，阻塞了深南中路，造成交通中断。随着事态进一步发展，少数人开始使用暴力，砸汽车，砸摩托车，攻击执勤干警。
李灏在多年后回忆这场风波时称：“8月10日那天晚上，市里正好请来深圳视察工作的一位中央领导吃饭，其间不断有人来嘀嘀咕咕。吃完饭，别人告诉我说出事了，股民上街游行了。我一听，急忙赶回市政府，来不及去办公室，刚到一楼传达室，就与在那里的几位市领导一起商量怎么办。当时游行队伍很快就到了市政府，信号弹都打起来了，他们群情激动，高喊口号，要求惩治走后门，甚至砸车烧车，打伤公安武警人员，秩序相当混乱。晚上9点18分，公安防暴队向密集人群施放了催泪弹，又动用高压水枪来驱散游行队伍。”
当时的情况万分紧急，万一处理不当会酿成重大政治事件。
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李灏提议把计划在第二年发行的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李灏说道。有人说这个办法不行。把明年的额度挪用到今年，等于是寅吃卯粮，况且，没有中央方面的批准。至少需要请示一下。千钧一发，分秒必争啊！哪里还有时间给你层层请示！李灏拍板：“事不宜迟，就这样定了，全部责任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
10日晚上9点40分，解决方案以市政府《公告》形式拿到广播车去广播，同时市政府派出机关人员在人群集中地点宣传《公告》。《公告》的5条主要内容是：你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惩治腐败；市里决定增发500万张“抽签表”，将明年的额度提前发行；明天还在原来地点买。后两条最关键，游行队伍一下散去了，都去排队点排队了。
晚上11点，市里召开局级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上，李灏说：“这次事件不仅是一个敏感的经济问题、利益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会使民众不满、积怨沸腾，酿成政治风波，成为社会问题。特区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股票市场，就要十分注意在管理尚未完善、措施不健全的情形下，抓好我们自己的队伍建设。个别党政干部、管理人员受利益诱惑，在这次售抽签表中营私舞弊，把抽签表在内部分给有关系的人，使在外面排队几天几夜、日晒雨淋的群众没能买到。走后门，影响很坏，一定要查，要严肃处理。市里还要求所有的机关干部第二天都到销售点去，落实《公告》的5点要求，如果再发生舞弊行为，追究领导责任。”
一切部署完毕，已是8月11日凌晨1点左右。
事后，中央对“8.10风波”发了通报：深圳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受到通报批评。
“8.10风波”成了深圳股市当年最大的利空消息，早先普遍认为新股“抽签表”发售势必牵动人气的乐观估计被事实击得粉碎。股灾过后，行情显示屏上尽是卖盘，股价下跌，又一轮熊市降临了。
（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资本的崛起：中国股市二十年风云录》 作者：赵迪）
也许深圳市政府的领导们太希望深圳股市能够迅速壮大，在发行方案上，最终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和斟酌便按照既定的方式运作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面的“8.10风波”埋下了隐患。多年之后，时任深圳市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李灏谈起这件事情，坦诚地说：“在这个事件上，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的责任。”
事实上，在“8.10风波”的1个月前，就有许多人得到了即将发行新股的消息，知道买“抽签表”需要凭个人身份证。这就在深圳之外引发了一场身份证租借大战。有些职业炒家开始从各地尤其是内地农村大量收购身份证。有的邮局收到装有多达700张身份证的包裹，还有一部分人当上了身份证租借专业户，借用一张收几十元。据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1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深圳。
各地的股民按以往的经验估计，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价格至少可翻10倍。于是，从7月下旬开始，各地股民便纷纷南下深圳，在“抽签表”发售的前几天，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炒到400元1张，汽车票甚至炒到上千元1张。据估计，外地来深圳的股民至少70万人，深圳市的大小酒店、旅馆、招待所全部暴满，许多人露宿街头。深圳、东莞许多工厂都停工了，工人被老板拉到各销售点通宵排队。
8月6日晚，深圳电视台在新闻中播出发放“抽签表”的通知。发放时间为当月的9日至10日两天。
8月7日，《深圳商报》头版刊登了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深圳市公安局、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深圳市监察局联合发布的《1991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共17条。其中第一条规定：“发售新股认购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约为10%（实际中签率按回收的抽签表的总数计算）。每张中签表可以认购本次发行公司的股票1000股。”第六条规定：“每1张身份证限购新股抽签表1张。为减少排队人数，每1排队者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表。”第五条规定：“每张抽签表收费100元”。第十四条规定：“今年除发行股票外，还将发行可转换股票的债券。”“为此，新股认购抽签表下联，不论中签与否，一律由购买者保留，以便凭以参与将发行的可转换股票债券的抽签，并据以交款认购。”在巨大利益的诱使下，上百万人在303个销售点排队认购。
8月8日，由于多个售表点的排队队伍发生争吵、打斗，深圳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以加强组织协调和维护秩序。
8月9日清晨，在已投入8000警力仍难以维持各售点秩序的情况下，深圳市政府又抽调1100名武警上岗协助维持秩序。7点半，“认购表”运达各网点。8点整，“认购表”在市监察局和工商局工作人员监督下拆封、发售。有些网点秩序混乱，出现多起打斗现象，直到11点才发售“认购表”。在这个过程中，各医院陆续收到被打伤、挤伤和中暑人员。当晚7点35分，深圳电视台宣布，90%的网点“抽签表”售完。原定两天销售的一天就售完了。由于发售组织工作存在失误，一些网点发生内部舞弊行为。有的发售点数千人排队，但只有30多人买到“抽签表”；有的发售点刚刚宣布卖完“抽签表”，就有一些“黄牛”手握几十张、上百张的“抽签表”，以每张700～1000元的价格兜售。舞弊现象导致广大股民的极度愤怒和上街闹事。
8月10日下午5点，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发布通告，宣布原定10日下午6点的截止收表时间，推迟到11日11点。这一通告犹如一颗火种，一下子就点燃了群众的怒火。他们推测银行推迟截止时间，是为了给那些舞弊者、拥有大量“认购表”的人创造方便，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高价卖出从后门弄来的“认购表”。于是，投诉、上访蜂拥而来。据有关方面统计，市长专线接到群众投诉400多个，市公安局接到投诉93个，有5批群众上访。
10日傍晚，股民开始聚集、围观，聚集的人群沿着深南中路向市政府方向游行。沿途游行队伍迅速扩充，各销售网点的股民知道后又一批批赶来。晚上8点左右，情况恶化，数万人围在市政府周围，阻塞了深南中路，造成交通中断。随着事态进一步发展，少数人开始使用暴力，砸汽车，砸摩托车，攻击执勤干警。
李灏在多年后回忆这场风波时称：“8月10日那天晚上，市里正好请来深圳视察工作的一位中央领导吃饭，其间不断有人来嘀嘀咕咕。吃完饭，别人告诉我说出事了，股民上街游行了。我一听，急忙赶回市政府，来不及去办公室，刚到一楼传达室，就与在那里的几位市领导一起商量怎么办。当时游行队伍很快就到了市政府，信号弹都打起来了，他们群情激动，高喊口号，要求惩治走后门，甚至砸车烧车，打伤公安武警人员，秩序相当混乱。晚上9点18分，公安防暴队向密集人群施放了催泪弹，又动用高压水枪来驱散游行队伍。”
当时的情况万分紧急，万一处理不当会酿成重大政治事件。
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李灏提议把计划在第二年发行的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李灏说道。有人说这个办法不行。把明年的额度挪用到今年，等于是寅吃卯粮，况且，没有中央方面的批准。至少需要请示一下。千钧一发，分秒必争啊！哪里还有时间给你层层请示！李灏拍板：“事不宜迟，就这样定了，全部责任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
10日晚上9点40分，解决方案以市政府《公告》形式拿到广播车去广播，同时市政府派出机关人员在人群集中地点宣传《公告》。《公告》的5条主要内容是：你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惩治腐败；市里决定增发500万张“抽签表”，将明年的额度提前发行；明天还在原来地点买。后两条最关键，游行队伍一下散去了，都去排队点排队了。
晚上11点，市里召开局级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上，李灏说：“这次事件不仅是一个敏感的经济问题、利益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会使民众不满、积怨沸腾，酿成政治风波，成为社会问题。特区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股票市场，就要十分注意在管理尚未完善、措施不健全的情形下，抓好我们自己的队伍建设。个别党政干部、管理人员受利益诱惑，在这次售抽签表中营私舞弊，把抽签表在内部分给有关系的人，使在外面排队几天几夜、日晒雨淋的群众没能买到。走后门，影响很坏，一定要查，要严肃处理。市里还要求所有的机关干部第二天都到销售点去，落实《公告》的5点要求，如果再发生舞弊行为，追究领导责任。”
一切部署完毕，已是8月11日凌晨1点左右。
事后，中央对“8.10风波”发了通报：深圳市的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受到通报批评。
“8.10风波”成了深圳股市当年最大的利空消息，早先普遍认为新股“抽签表”发售势必牵动人气的乐观估计被事实击得粉碎。股灾过后，行情显示屏上尽是卖盘，股价下跌，又一轮熊市降临了。
（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资本的崛起：中国股市二十年风云录》 作者：赵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