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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为期两周的“世界公民素养”网络课程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启动，旨在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思考“抗疫之道”。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如何给学生上好这堂“人生大课”？作为中外合作大学的执行校长，席酉民对教育的“现在”与“未来”有什么样的思考？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席酉民。
教育不等同于教学，“融合”是大趋势
记者：有人说疫情是一面镜子，既照出了真善美，也照出了假恶丑。对此，您认为西交利物浦大学开展“世界公民素养”教育对当代学生认识世界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席酉民：没错，疫情对于每个人来说不仅是“试金石”也是“磨刀石”，抗疫过程可以淬炼人们适应未来世界的领导力，特别是塑造人们生存于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社会的心智模式。本次疫情是人类百年未遇的一次严重挑战，也是培养世界公民素养的一次实战机会。
“世界公民素养”教育就是要帮助学生从孩子成长为拥有素养、能力和知识三大体系，且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世界公民。世界公民素养课程涵盖社会责任、数字素养、可持续发展、社会创新四大方向下10项不同主题的模块课程，通过线上授课与互动、小组线上研讨和策划、教师远程指导、线上提交作业等方式展开。
课程在引导和帮助学生学习知识、训练技能的基础上，大力提升他们面对社会现实挑战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终身学习的习惯及积极探索与创新的精神。
记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线教育成为“停课不停学”的主要方式。您如何看待在线教育给传统教育带来的挑战以及在线教育的发展方向？这对校长在学校建设、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席酉民：疫情期间，在线教育呈现大爆发式发展，上亿师生涌向线上。然而，在线教育并不会完全替代校园教育，因为大学不只是教知识的地方，更应是帮助学生实现转变和成长的地方。教育不等同于教学。从技术上看，传统单向输入式的教学已经可以被在线教学所替代;但技术无法替代教育，在线教学在实现“改变人、提升人”这一教育目标上与实体环境下的教育还有很大差距。因此，“线上与线下教育融合”是在线教育的发展方向，“融合”是大趋势。
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教育以“教”为主，由教师和学校主导着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体系。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教育的知识和信息传播功能不断下降，传授知识已有网络、云端资源、搜索引擎等替代方案。现在的挑战是，在这种新的环境下，人们如何形成更有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变得更有造诣。特别是考虑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会改变人类的很多生活方式和习惯、形成新的社会存在形态，人们更需要智慧，要能甄别杂乱和似是而非的信息，能把碎片化的知识整合成一个整体，要有创造性——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基本就没有未来。因此，在线教育的未来也必然服务于数字时代的人才培养。
结合现代技术进步的在线教育在未来一定能发挥很大作用，但它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可以预见，当疫情过后，绝大多数网课都会迅速降温，大部分人还是会回到往常的教育环境中。但传统教育的弊端经过此次网络教育的洗礼会暴露得更加充分，教育和大学只有真正具有吸引力、能把现代技术的附加价值充分体现出来，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教育要利用实体校园优势，形成对线上教育的升级，同时整合外部线上教育资源，以提升教育随时随地廉价的便捷性和充分放大网络数字智能时代教育的价值。
在线教学和校园教育在教学设计、支持系统和学习模式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在线教育的发展，也对学校升级校园和教室的相关硬件设施、完善在线教育平台、汇聚在线教育资源、提升教师的教育技术水平、解决线上教学的管理支撑和质量保障体系等制度性问题提出了新要求。
摆脱围绕“指标”打转转的局面，还大学以宁静
记者：无论线上学习还是线下学习，营造优良学风都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必要条件。2019年，高校学术不端和学风失范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您如何看待学术腐败的病因？对此，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席酉民：首先，学风归根到底是大学的定位和教育理念问题。如果忘了大学育人的根本使命，成天围绕着各种“工程”“指标”或“排名”打转转，校园很难宁静，学风一定会浮躁和失范，教育回归本质很难落实到位。其次，是教师的职业精神问题。其实大部分教师心里明白“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使命，但在异化的评估体系和资源配置逻辑面前，很多人难以坚守，学术真诚被蚕食，教师在抱怨中做了很多有违使命和职业操守的事，如浮夸和弄虚作假等。最后，是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和行为。当然，学生会受到上述两方面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刷分、追文凭的学习定位在某种程度上也瓦解着学风，如考试作弊等。
学术圈内过于看重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的风气，导致学校和很多科研人员把大量的精力及资源花费在追逐这些指标上，少数人甚至会不择手段，虽然的确可能获得好看的指标甚或排名，却也误导学术偏离目标，造成极大的智力和资源浪费。对此，教育部联手科技部于近日发布《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然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会有什么效果呢？这一顽疾的根治需要系统性的方案。
“SCI至上”及相关的学风问题病因很多，但其根本原因在于目前我国教育和科技资源配置体系。尽管讨论和改革多年，依然尚未擺脱以各种“项目”“工程”为引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使得大学校园失去了应有的宁静，领导者和教授倾注大量时间和精力忙于各种“工程”和指标的追逐。
所以，良好学风的建设离不开国家教育资源配置体系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大学定位回归本质和相应评估体系的改变、教师职业精神的强化以及学校高质量的育人与支撑体系的建立。
国家及教育主管部门必须针对研究型、教学型、职业教育等不同定位，根据大学类型、性质、规模等，形成比较科学、规范、透明的资源配置体系，并根据学校运行情况持续修订完善。对那些国家重大工程问题，可通过竞投标方式吸引各种有潜质的科技资源合作攻关;对于企业所需解决的难题，可经由市场竞争吸引有积累的科技力量支持。 记者：随着时代发展，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未来学校已成为全球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引发越来越多的人对新的学校形态、学习空间、学习方式、课程体系和组织管理的探讨。那么，您眼中的未来大学教育是怎样的？
席酉民：因各种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反思教育、重塑教学、再定义大学的时代。这也给了我们一个与世界一流大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探索和重塑教育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西交利物浦大学一直坚持以教育探索、服务社会、推进人类文明为使命，着眼未来发展趋势和需求，以持续创新影响中国甚或世界教育为战略，创造一种大学、产业、社会共享共生、互动互通、互利共赢的创新生态。
未来社会，丰富与便捷的学习渠道、先进与强大的人机智能互动，会引发传统意义上的学习前移和缩短。在未来的小学和中学教育中，人们可以学到人类生存的基本知识，而且学会学习。更多人将有机会在大学时，遵从自己的内心，有针对性地学习，追求兴趣和梦想。这时，学士、硕士和博士等“帽子”只是终身学习、创新和创业路上的副产品。
在我看来，未来大学首先是一个品牌，然后是支撑这个品牌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念，其次是一个能够整合全球的教育资源的机制和平台，再次是形成不同地域、不同主题、开放式、扁平化、网上与校园融合的终身学习和创新创业卓越中心，最后是喜欢该品牌并加入这个平台的所有参与者形成的创新生态。
教育只有扎根中国，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记者：作为一所中外合作大学的校长，您认为当下中外合作办学存在什么样的办学误区？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呢？
席酉民：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中外合作办学兴起，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中外合作办学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引发社会担忧、值得关注的问题，如盲目办学、缺乏管理能力、办学水平不高、忽视外方资质、规模型增长模式遇到瓶颈等。中外合作办学的误区包括——
第一，盲目跟风或追求政绩，浮躁而无定力。对教育本质缺乏清晰认知，社会人才观念和文化趋于世俗，选拔制度逐渐标签化及僵化，导致不少教育资源配置依赖项目和工程，以及教育考核和排名异化。
第二，无准确定位和明晰愿景，缺乏长期发展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办教育不是一次短跑，而是像马拉松一样的漫长事业。一些项目因办学参与方对自身长期生存没有清醒认知或缺乏动力考虑，在跟风、趋同、缺乏长期系统设计的助推下，办学定位不清，走一步看一步，很难实现预期发展目标。一份事业即便本身不错，但因缺乏长期资源的战略规划和财务预算分析，缺乏对战略运营的足够重视，在遇到各方参与者目标与意图发生变化或因外部因素发展不断受挫时，也会因看不到希望而被利益相关者放弃。
第三，无合理有效的治理结构。治理结构是中外合作办学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一些项目从筹划到运行对此重视不足，甚或做法上不完全合法，无法给组织长期发展提供法治和制度性保证，从而为长期发展埋下了隐患。
第四，无强有力和相对稳定的领导与管理团队。领导力是稀缺资源，如果缺乏有远见和执行力的领导，好的发展模式依然会失败。
第五，缺乏有效的多校园管理模式。中国大学，包括一些独立合作办学机构，普遍采用多校园方式，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教师有效教学、科研时间显著下降，运行成本大幅度提升，违背大学的本质和文化等。
第六，大学内部教育国际化与管理体系不成熟。问题表现为大学国际化教育氛围不够、教学管理体系不健全、符合国际化教育水准的教师资源不足、国际生招生质量参差不齐、为了减少管理压力在学术或课程方面降低要求甚或放水等。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未来趋势，我认为真正理解并践行教育国际化是必然要求。教育国际化其实不只拘泥于一些显性指标，更在于理念、机制、资源、管理、校园文化等内涵的提升。真正的国际化大学要走出一条符合发展趋势和社会需求、独具特色的路，需要远见、卓识、胆略，特别是定力。
大学“国际化”不是简单的“西方化”或“欧美化”，对于中国大学而言，实现国际化应当根据国际趋势与国际标准，通过整合国际资源、文化、智慧，探索出符合中国社会特色的国际合作与融入的模式，只有这样，国际化合作才可能取得实效，而这是一个持续反思和改进的过程。扎根中国大地办高等教育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统一的，只有扎根中国，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记者：“钱学森之问”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您认为该如何培养“杰出人才”？
席酉民：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问题在于没有把“人才培养”放在教育的中心位置。另外，杰出人才大都是“冒”出来的，需要一个能够静心钻研、刺激创新、包容多元的学术生态体系，而我们目前的社会和教育环境比较浮躁、功利，不利于杰出人才的孕育。具体到大学，传统教育理念的人才培养目标过于片面化，只强调知识学习和技能获得，忽视素养的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学生习惯了背诵知识点和考试，毕业后除了一张文凭和几个证书，很难将所学的知识內化，以拥有跨文化的领导力和创新精神，来应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未来世界。
大学需要营造持续创新的校园环境。在持续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模式的同时，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可以融入国际学术圈的学习和研究支持体系以及校园氛围。当学生从被动学习迅速转型为围绕兴趣的主动学习和研究导向型学习，教师从教授知识的传统教师转型为会帮助学生成长的教育家、可以按照兴趣和社会需要静心研究的学者，大学从传授知识的学堂变成支持追随兴趣的个性化终身学习、研究、创新和创业的学术共同体和生态，各级政府和组织也从重视一些指标转变为真正支持有价值的创造，引导人们戒除浮躁，鼓励人们静心钻研，假以时日，各种突破性创新和杰出人才就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
教育不等同于教学，“融合”是大趋势
记者：有人说疫情是一面镜子，既照出了真善美，也照出了假恶丑。对此，您认为西交利物浦大学开展“世界公民素养”教育对当代学生认识世界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席酉民：没错，疫情对于每个人来说不仅是“试金石”也是“磨刀石”，抗疫过程可以淬炼人们适应未来世界的领导力，特别是塑造人们生存于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社会的心智模式。本次疫情是人类百年未遇的一次严重挑战，也是培养世界公民素养的一次实战机会。
“世界公民素养”教育就是要帮助学生从孩子成长为拥有素养、能力和知识三大体系，且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世界公民。世界公民素养课程涵盖社会责任、数字素养、可持续发展、社会创新四大方向下10项不同主题的模块课程，通过线上授课与互动、小组线上研讨和策划、教师远程指导、线上提交作业等方式展开。
课程在引导和帮助学生学习知识、训练技能的基础上，大力提升他们面对社会现实挑战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终身学习的习惯及积极探索与创新的精神。
记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线教育成为“停课不停学”的主要方式。您如何看待在线教育给传统教育带来的挑战以及在线教育的发展方向？这对校长在学校建设、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席酉民：疫情期间，在线教育呈现大爆发式发展，上亿师生涌向线上。然而，在线教育并不会完全替代校园教育，因为大学不只是教知识的地方，更应是帮助学生实现转变和成长的地方。教育不等同于教学。从技术上看，传统单向输入式的教学已经可以被在线教学所替代;但技术无法替代教育，在线教学在实现“改变人、提升人”这一教育目标上与实体环境下的教育还有很大差距。因此，“线上与线下教育融合”是在线教育的发展方向，“融合”是大趋势。
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教育以“教”为主，由教师和学校主导着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体系。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教育的知识和信息传播功能不断下降，传授知识已有网络、云端资源、搜索引擎等替代方案。现在的挑战是，在这种新的环境下，人们如何形成更有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变得更有造诣。特别是考虑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会改变人类的很多生活方式和习惯、形成新的社会存在形态，人们更需要智慧，要能甄别杂乱和似是而非的信息，能把碎片化的知识整合成一个整体，要有创造性——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基本就没有未来。因此，在线教育的未来也必然服务于数字时代的人才培养。
结合现代技术进步的在线教育在未来一定能发挥很大作用，但它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可以预见，当疫情过后，绝大多数网课都会迅速降温，大部分人还是会回到往常的教育环境中。但传统教育的弊端经过此次网络教育的洗礼会暴露得更加充分，教育和大学只有真正具有吸引力、能把现代技术的附加价值充分体现出来，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教育要利用实体校园优势，形成对线上教育的升级，同时整合外部线上教育资源，以提升教育随时随地廉价的便捷性和充分放大网络数字智能时代教育的价值。
在线教学和校园教育在教学设计、支持系统和学习模式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在线教育的发展，也对学校升级校园和教室的相关硬件设施、完善在线教育平台、汇聚在线教育资源、提升教师的教育技术水平、解决线上教学的管理支撑和质量保障体系等制度性问题提出了新要求。
摆脱围绕“指标”打转转的局面，还大学以宁静
记者：无论线上学习还是线下学习，营造优良学风都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必要条件。2019年，高校学术不端和学风失范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您如何看待学术腐败的病因？对此，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席酉民：首先，学风归根到底是大学的定位和教育理念问题。如果忘了大学育人的根本使命，成天围绕着各种“工程”“指标”或“排名”打转转，校园很难宁静，学风一定会浮躁和失范，教育回归本质很难落实到位。其次，是教师的职业精神问题。其实大部分教师心里明白“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使命，但在异化的评估体系和资源配置逻辑面前，很多人难以坚守，学术真诚被蚕食，教师在抱怨中做了很多有违使命和职业操守的事，如浮夸和弄虚作假等。最后，是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和行为。当然，学生会受到上述两方面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刷分、追文凭的学习定位在某种程度上也瓦解着学风，如考试作弊等。
学术圈内过于看重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的风气，导致学校和很多科研人员把大量的精力及资源花费在追逐这些指标上，少数人甚至会不择手段，虽然的确可能获得好看的指标甚或排名，却也误导学术偏离目标，造成极大的智力和资源浪费。对此，教育部联手科技部于近日发布《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然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会有什么效果呢？这一顽疾的根治需要系统性的方案。
“SCI至上”及相关的学风问题病因很多，但其根本原因在于目前我国教育和科技资源配置体系。尽管讨论和改革多年，依然尚未擺脱以各种“项目”“工程”为引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使得大学校园失去了应有的宁静，领导者和教授倾注大量时间和精力忙于各种“工程”和指标的追逐。
所以，良好学风的建设离不开国家教育资源配置体系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大学定位回归本质和相应评估体系的改变、教师职业精神的强化以及学校高质量的育人与支撑体系的建立。
国家及教育主管部门必须针对研究型、教学型、职业教育等不同定位，根据大学类型、性质、规模等，形成比较科学、规范、透明的资源配置体系，并根据学校运行情况持续修订完善。对那些国家重大工程问题，可通过竞投标方式吸引各种有潜质的科技资源合作攻关;对于企业所需解决的难题，可经由市场竞争吸引有积累的科技力量支持。 记者：随着时代发展，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未来学校已成为全球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引发越来越多的人对新的学校形态、学习空间、学习方式、课程体系和组织管理的探讨。那么，您眼中的未来大学教育是怎样的？
席酉民：因各种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反思教育、重塑教学、再定义大学的时代。这也给了我们一个与世界一流大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探索和重塑教育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西交利物浦大学一直坚持以教育探索、服务社会、推进人类文明为使命，着眼未来发展趋势和需求，以持续创新影响中国甚或世界教育为战略，创造一种大学、产业、社会共享共生、互动互通、互利共赢的创新生态。
未来社会，丰富与便捷的学习渠道、先进与强大的人机智能互动，会引发传统意义上的学习前移和缩短。在未来的小学和中学教育中，人们可以学到人类生存的基本知识，而且学会学习。更多人将有机会在大学时，遵从自己的内心，有针对性地学习，追求兴趣和梦想。这时，学士、硕士和博士等“帽子”只是终身学习、创新和创业路上的副产品。
在我看来，未来大学首先是一个品牌，然后是支撑这个品牌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念，其次是一个能够整合全球的教育资源的机制和平台，再次是形成不同地域、不同主题、开放式、扁平化、网上与校园融合的终身学习和创新创业卓越中心，最后是喜欢该品牌并加入这个平台的所有参与者形成的创新生态。
教育只有扎根中国，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记者：作为一所中外合作大学的校长，您认为当下中外合作办学存在什么样的办学误区？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呢？
席酉民：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中外合作办学兴起，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中外合作办学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引发社会担忧、值得关注的问题，如盲目办学、缺乏管理能力、办学水平不高、忽视外方资质、规模型增长模式遇到瓶颈等。中外合作办学的误区包括——
第一，盲目跟风或追求政绩，浮躁而无定力。对教育本质缺乏清晰认知，社会人才观念和文化趋于世俗，选拔制度逐渐标签化及僵化，导致不少教育资源配置依赖项目和工程，以及教育考核和排名异化。
第二，无准确定位和明晰愿景，缺乏长期发展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办教育不是一次短跑，而是像马拉松一样的漫长事业。一些项目因办学参与方对自身长期生存没有清醒认知或缺乏动力考虑，在跟风、趋同、缺乏长期系统设计的助推下，办学定位不清，走一步看一步，很难实现预期发展目标。一份事业即便本身不错，但因缺乏长期资源的战略规划和财务预算分析，缺乏对战略运营的足够重视，在遇到各方参与者目标与意图发生变化或因外部因素发展不断受挫时，也会因看不到希望而被利益相关者放弃。
第三，无合理有效的治理结构。治理结构是中外合作办学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一些项目从筹划到运行对此重视不足，甚或做法上不完全合法，无法给组织长期发展提供法治和制度性保证，从而为长期发展埋下了隐患。
第四，无强有力和相对稳定的领导与管理团队。领导力是稀缺资源，如果缺乏有远见和执行力的领导，好的发展模式依然会失败。
第五，缺乏有效的多校园管理模式。中国大学，包括一些独立合作办学机构，普遍采用多校园方式，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教师有效教学、科研时间显著下降，运行成本大幅度提升，违背大学的本质和文化等。
第六，大学内部教育国际化与管理体系不成熟。问题表现为大学国际化教育氛围不够、教学管理体系不健全、符合国际化教育水准的教师资源不足、国际生招生质量参差不齐、为了减少管理压力在学术或课程方面降低要求甚或放水等。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未来趋势，我认为真正理解并践行教育国际化是必然要求。教育国际化其实不只拘泥于一些显性指标，更在于理念、机制、资源、管理、校园文化等内涵的提升。真正的国际化大学要走出一条符合发展趋势和社会需求、独具特色的路，需要远见、卓识、胆略，特别是定力。
大学“国际化”不是简单的“西方化”或“欧美化”，对于中国大学而言，实现国际化应当根据国际趋势与国际标准，通过整合国际资源、文化、智慧，探索出符合中国社会特色的国际合作与融入的模式，只有这样，国际化合作才可能取得实效，而这是一个持续反思和改进的过程。扎根中国大地办高等教育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统一的，只有扎根中国，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记者：“钱学森之问”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您认为该如何培养“杰出人才”？
席酉民：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问题在于没有把“人才培养”放在教育的中心位置。另外，杰出人才大都是“冒”出来的，需要一个能够静心钻研、刺激创新、包容多元的学术生态体系，而我们目前的社会和教育环境比较浮躁、功利，不利于杰出人才的孕育。具体到大学，传统教育理念的人才培养目标过于片面化，只强调知识学习和技能获得，忽视素养的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学生习惯了背诵知识点和考试，毕业后除了一张文凭和几个证书，很难将所学的知识內化，以拥有跨文化的领导力和创新精神，来应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未来世界。
大学需要营造持续创新的校园环境。在持续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模式的同时，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可以融入国际学术圈的学习和研究支持体系以及校园氛围。当学生从被动学习迅速转型为围绕兴趣的主动学习和研究导向型学习，教师从教授知识的传统教师转型为会帮助学生成长的教育家、可以按照兴趣和社会需要静心研究的学者，大学从传授知识的学堂变成支持追随兴趣的个性化终身学习、研究、创新和创业的学术共同体和生态，各级政府和组织也从重视一些指标转变为真正支持有价值的创造，引导人们戒除浮躁，鼓励人们静心钻研，假以时日，各种突破性创新和杰出人才就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