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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很多城市近郊的农村也被卷入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它们是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地区。城市地区对这类农村的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在这种形势下，撤村建居成为了城市化的重要方式，本文从制度嵌入、非制度因素影响、生产要素边际生产率提升三个方面构建了城郊农村顺利实现城市化的路径，以供其他地区借鉴。
关键词：城市化；改制转型；城郊农村；股份合作制
在城市化过程中，许多郊区农村都成为“村改居”地区，以城市化经营为中心的单一路径是造成“村改居”急速推进的原因，在政府主导的理念下，“村改居”的趋势在短期内是不可逆转的。[1]因此，如何在城市化中，避免政府单方面主导，保证农民的利益，减少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促进城郊农村顺利转入城市，是非常值得研究且具有很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以成功实现城市化的M村为例，对城市化的具体途径展开研究。
一、北京市M村基本情况介绍
该村位于南三环，人口总数1600多，常住外来人口2万多，平均每天到此经商的流动人口达到10万多人，属于典型的城郊农村。该村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其所在乡镇中产值倒数的典型贫困村，但在城市化的推进之下，不但没有成为被动的牺牲品，反而依据自身改革成为了年产值近7亿元的新农村典范，因此本文中将以此为案例，来深入研究其顺利融入城市的途径，以供其他地区借鉴。
二、城市化下农村改制转型的动力机制分析
（一）市场经济主体对土地这一生产要素具有旺盛需求
北京市作为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一方面汇聚了大量企事业单位，经济活动的开展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所以这些生产性企业的增多、规模的增大都对土地产生了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北京作为首都吸引了大量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来此工作，从农民工到大学生不断涌向北京，北京市人口的不断膨胀也对住房产生了强烈需求。在这两方面旺盛需求的作用下，北京市房价不断攀升，进而导致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断上升，然而市内土地供给呈刚性，供给弹性非常小，因此土地价格由P1上升到P2，但供给量只有很小的增加，所以城郊土地就成为增加城市供给的重要生产要素。
（二）城郊农村改制前的土地供给处于被动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需求的与日俱增，北京市城郊的土地由于是集体所有性质的，所以政府大都采取征用的方式将这些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再向市场供给，然而由于这些集体土地无法进入市场来交易，因此也无法了解它们的确切市场价值，政府通常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征用集体土地，无法反映市场的真实价值，农民无法享有市场经济带来的收益。过去20多年地方政府在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目标的诱导下，不断通过土地征用获取租金最大化，其后果不仅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大量抗争活动，而且还威胁到社会的公正和稳定性。[2]
（三）农民转居转工，劳动力被排斥在市场需求之外
随着土地的征收，农民迁入小区入住楼房，农民的农用地基本都被征收，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作为劳动力对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大量供给，然而市场需要的只是土地要素，对于农民这些劳动力除了因政策被一些国有企业消化吸收从事低端工种外，大部分都要面临失业问题。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质量不高，严重低于发达国家，而且 地域分布不均，城乡差异大， 与实现2020年发展战略目标更是尚存距离。[3]尤其对于城市郊区村民，在城市化影响下从事低端劳动的意愿很低，失业就成了严重问题。农民与政府的矛盾不断激化，上访不断，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农村未来的长期发展。
综上所述，在城市化工业化的作用下，对土地要素需求的旺盛和对农村劳动力的排斥交互作用，面临土地的流失和农村劳动力的失业，现行城市化的方式成本巨大而收益有限，于是激励了郊区农村产生巨大的改制转型动力，希望创造农村城市化的新型途径，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社区的稳定发展。
三、M村顺利实现城市化的因素和城市化路径分析
笔者所调研的M村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产生了改制的巨大动力，M村在改制前有一半的土地都被征用。创新城市化新途径、实现农村改制转型成为M村的当务之急。
（一）制度嵌入对顺利实现城市化的影响——股份合作制的主导作用
1.M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流程
1995年，M村开始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改革分以下几个步骤展开：
（1）清产核资。
M村由村民代表和财务人员共同组成清产核资小组，彻查集体债权、债务和各类资产，然后核实各个时段、各生产队资产，再聘请专业机构开展评估，最后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确认评估结果。M村注册资本金1.18亿。
（2）资产量化。
M村采取个人登记、组织审查、张榜公布三个步骤，核实每位村民个体在本集体经济组织里参加劳动的年限和户籍所在地，以户籍为依据量化基本股，以农龄为依据量化劳龄股。1995年，M村从集体净资产1.18亿总量中取出3 722万元，以老龄股的方式分配给了村民。
（3）成立股份合作制下的集体经济组织。
该组织的性质是企业法人，按照公司法对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管理和监督，该组织建立了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新型组织机构。
（4）合理设置股权结构，赋予股权权能。
M村设立了30%集体股、约8%作为固定的生活储备基金、约60%个人股。生活储备基金的作用就是以丰补歉。个人股分为：劳动贡献股、现金股（9份劳动贡献股搭配1份现金股）、经营管理股（<14%）。1 173人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转让权能：个人股可以依法转让，但在同等条件下由本集团优先回购，或者由本集团股东购买；退出变现：不可以退出变现；股权继承：配偶和子女可以继承，具备法定继承人资格但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人员（子女）可以继承，但没有表决权。 2.M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对顺利实现城市化的影响
股份合作制嵌入农村，实现了制度变迁，本文以布坎南的“元制度”概念作为出发点，构建一个有着横向纵向多维层级关系的制度体系来清晰展现制度变迁关系的基础上，以此来分析股份合作制改革依循的路径，以及对推进城市化产生的巨大作用。布坎南作为公共选择学派代表，曾从政治角度对制度体系内部结构进行阐述，提出“元制度”这一概念，即对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最基本的制度；它决定了对“后续行动”也就是后续具体制度的选择。王婷婷在此基础上提出元制度与派生制度的分类来表示制度层次的关系[4]。本文将延续这一概念。
（1）分配制度发生了改变。
本文将集体所有制和公司制作为元制度，因为集体所有制是农村集体中最为根本的制度形式，与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存在很大的区别。而由元制度又派生出3个层级的派生制度，传统集体所有制向股份合作制的变迁也正是本文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这种转变从实际来看就是分配制度的变化。
传统集体产权：经营性资产由村委会或农工商联合公司来负责，由村干部来经营管理和支配，原因是村民人数众多，因此由村民利益的代表村干部来统一负责。村民如果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工作，只能作为劳动力享受按劳分配，收益形式或分配方式为工资+奖金。
股份合作制产权：经营性资产由集体经济组织即股份合作组织来负责，该组织中，村民不仅是劳动者，更是资产所有者即股东，收益分配方式不由少数人决定，而是由代表广大股东的股东代表投票决定，村民的收益形式为工资+奖金+分红。
传统集体产权下M村的人均纯收入0.7万元，村民不享受股金分红。股份合作制产权下2011年M村的全村总收入12.48亿元，创生产总值4.18亿元；上缴税金2.27亿元，税后纯收入2.32亿元；人均纯收入5.9万元，股东股金分红总额4 105万元，人均分红2.57万元。
产权制度的改革赋予了村民对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的稳定所有，不以任何人为因素而改变，因此，产权改革带来的分配方式使得股民享受了集体分配的股息和红利，增加了其财产性收入，尤其是近郊地区，在城市化影响下，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农村地区引进了很多服务性和高端性产业，集体经济有很大发展的情况下，村民的财产性收入更是实现了巨大增长。
结论：按股分红的分配方式使M村村民获得了过去没有的财产性收入，失去了农用地的村民有了进入城市的保障。
（2）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机制发生改变。
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中通常都会建立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三会”制度，因此对于集体经济组织计划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必须经过股东代表大会全体股东代表的表决，经过监事会成员的监督，再由董事会去执行。这种现代企业管理组织架构的建立，使得集体经济运行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传统的集体经济产权下，集体资产皆由村干部等少数成员单独决策，其他村民无法参与集体经济的运营管理以及决策，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村干部等少数成员道德风险的存在，很多村集体中的村干部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占去高额集体经营利润、甚至私下变卖和转让集体资产，导致集体资产和收益的流失，损害了村民的所有者利益；在新型产权制度下，集体经济组织的任何决策、集体资产的任何变动、组织的经营管理、财务状况和收益分配等都必须严格经过“三会”，这种新型的经济运行机制重新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信息更为公开透明，因此降低了村民参与经济管理和运行的成本，防止资产流失，保护了村民的股东利益。
M村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人数69人，董事会人数7人、监事会人数5人，还有高级经理人员以及财务、人事、社保、安全和综合治理部门等机构设置。各部门成员5年进行一次换届选举。
集体经济运行效率差异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参与集体经济监督管理的成本变化。原组织架构下村民没有参与经济运营管理和决策监督的渠道，集体经济的一切权利由村干部等少数利益群体以政治影响力来垄断，普通村民没有与之谈判的能力，改制后的三会设置下，村民可以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参与集体资产管理和监督。
2）委托-代理关系的变化。原组织中村干部作为村民利益的代理人执行经济经营管理职能，但是作为委托人，无法参与决策也难以有效监督，委托代理关系是村民-村干部，但中间缺少制约机制，容易产生道德风险；而改制后，委托代理关系是村民-股东代表/监事会-董事会和经营管理者，定期召开股东大会，制约机制较为严密。
结论：企业管理组织架构的建立搭建了监督平台，对集体资产的监督保证了流失的减少，实现了村民进入社区以后依然对集体资产总量的稳定持有。
（3）建立了股权激励机制和对经营者的约束机制。
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有正向影响。[5]M村村民按份获得了集体资产的产权，对集体经济的发展包括投资方向、项目承接都比过去更积极，尤其村里一些乡村能人会主动搜集经济发展的机会和信息，在股东大会上提出自己的建议，还会针对最后的经营收益来对经营管理者进行评判，对集体经济的运营过程主动进行监督。在对该村实地访谈时，某经营管理者称：“过去做投资决策都是班子内讨论来决定，现在感觉压力很大，从投资项目的考察到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情况都要及时定期公开，追逐利润保证安全是最主要的目标 ，如果未能产生收益甚至如果经营不利产生了损失， 村民们的舆论压力也很大”。集体资产的产权得到了明晰化，所以农民成为了企业的主人，农民对集体经济组织有了更高的关切，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都有提高。在人民的监督下，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者和运营者也更加注重按照市场规律发展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上都较以前进行了规范，集体资产的经营效益也就有很大提高。
可见，股份化给村民带来了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激励，更给经营管理者带来了行为上的制约，使他们不断学习和改善经营管理方式来提高运营效率。 结论：股权激励提高了股东参与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对经营者的制约提高了其资产运营效率，村集体的发展和扩张使得村民被吸纳入集体经济的企业当中就业，解决了城市化的后顾之忧。
（4）股份合作制改革没有改变集体所有的元制度。
产权制度改革后的股份合作组织比较注重平等和公平，成员们平等地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决策权等，在股东代表大会中进行选举和决策时实行一人一票制，选票按照人头来计算，而并不按股权集中度，这会避免决策权力的集中；如果一个集体成员的股份相对比较多，那么他可以依据自己享有的股份或者说集体资产的份额，享有相对应的收益分配权，股权收益依股权份额而有所差异，但在投票权上平等享有一票。
M村在产权制度改革以后上访率接近于零，访谈中一位村民称：“大多数情况下，一些重要事宜尤其在集体资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股东大会上进行商议，每个成员都有平等的决策权， 和过去相比，多数程序都是公开透明的， 任何一项重大决策都需要股东代表和监事会成员的把关， 我们有想法也可以提， 所以不至于去上访。” 同时，在对待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滞留资产方面，也进行了合理的处置，从根本上理清了已转人员与未转人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减少了矛盾纠纷，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
结论：在股份化的同时保持了集体所有制的原则，实现了民主管理与和谐稳定，消除了过去城市化模式所带来的巨大的矛盾。
（二）非制度因素对顺利实现城市化的影响——村干部的重要补充作用
村干部作为联系村民与外界之间关系的主体，其经验能力、个人声誉和营造的村级文化都对M村城市化的顺利进行产生了重要作用。
1.经验能力对把握市场经济信息、引进先进人才的作用
（1）村干部在改制前就通过学习外地的经验，为村集体积累了不少的原始资产。
M村村干部陈某曾担任了20多年的乡级干部，和其他村干部相比，有着更宏观的眼光和相对准确的判断能力。村民A说：“在股改之前，村支书顶着很大的压力，别的村撤村建居了，大家都上楼了，集体资产都被瓜分了，但是他不想分家，就学习南方建了酒店，后来带大家搞建筑、办猪场和鱼塘，我们也都不怕进了城而没饭吃，大家都有了事干。”据陈某说，1984年，该村建立了北京市第一家完全由农民投资施工的酒店，营业以后安置了100多名村民的就业，1986年还进行了升级改造， 该酒店成为了北京第一批涉外定点饭店和二星级饭店，村里服务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1994年，村里的经济收入就已经超过了亿元，成为了先进村。1995年，M村与乡级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组建房地产开发公司，这也是北京市第一家有着土地开发权的农民房地产公司。积极投资企业使农民分享到城市化的收益。
现在，M村集体经济组织下属企业20多家，包括提供四星级养老服务的养老院、成为中国服装品牌的孵化基地、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为商贸提供金融服务、成立建筑公司且建筑项目企业占地面积多达365万平米、会展中心提供各种比赛、演出以及服装会展。
（2）村干部思想开放、能够积极吸引人才，为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本。
M村股份合作组织章程中规定个人股可以依法转让，但在同等条件下由本集团优先回购，或者由本集团股东购买。而且设置了近乎14%的经营管理股，吸引了近200个优秀技术人才进入集体经济，而且稳定性非常强，对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人才和技术支持。我们在访谈时，陈支书也提出说：“希望你们能回去帮我们宣传我们对人才的需求，让大家知道我们不会亏待大家的，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人才。”在访谈过程中，村干部一直都对我们非常热情，积极介绍村里的情况，也对我们需要的资料积极配合，强烈表现出他们对人才的渴求。也正是这样的思想，才使得M村较其他村优先给外来人才配置了经营管理股，对这些人才产生了很大的激励，边际产出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2.个人声誉对缓解村民与外界、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矛盾的作用
M村村支书在1990年成为乡党委书记的第一人选，然而他放弃了国家干部的身份，却继续兼任M村村党总支部书记，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和为集体干实事的工作态度与正直的为人都使得全村老百姓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敬意，M村村民B说：“我们支书现在已经岁数不小了，依然还在为村经济的发展到处奔波， 我们大家有时候看着都心疼，最初的时候，别的村村民上楼以后都没有工作，即使给安排了也是很差的那种， 可是我们那时候跟着我们支书自己搞经济， 他不仅带领大家致富、而且我们股份合作社的资产也比别的村多，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后， 我们都有了稳定的不少的收入，所以日子好了，大家矛盾也少了，遇到问题找支书， 他都能缓解矛盾。”可见，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村民都对村干部产生了依附感和信任，所以这种信任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矛盾的减少和城市化的顺利推进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3.村级文化建设对实现城市化的影响
该村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培养了自己优秀的艺术团，并参加多次国际交流比赛，获得多项国际大奖，管弦乐团曾经分两批去往亚非欧国家参加演出。每月1号升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村民的道德修养。2010年被评选为“全国十佳幸福村”。另外，每次会议（包括股东代表大会和周六例会）都会合唱本村自己创作的歌曲。树立了本村形象：投身社会福利、具有帮扶助困基金，不仅对本村困难居民进行帮扶补助，还向其他困难地区进行帮助，比如曾经向青海省直接捐助资金200万，还曾帮助困难村集体发展产业，提高经济水平。村干部说，发展文化事业的目标就是提高村民综合素质、培养其爱岗敬业的精神。
充分发展本村文化，对于提高村民之间的凝聚力，缓解城市化以后的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提高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对实现城市化的影响
1.保持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对实现城市化的影响——土地要素的集约化 通过实地调研得知，M村是一个少有的保持了集体建设用地的村，村干部说：“我们和其他村相比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坚持保留了建设用地，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源，是万万不能随意放弃的。”其他村在非常早的时期土地就被政府征收了，出租的也以很低的价格进行了租期很长的出租，M村早期租出67亩土地30年租金是2.8万元，后来该村不仅没有往外出租土地，而且还在大家纷纷出租的时候收回了200多亩，把租出去的也尽量收了回来。M村非常注重土地资源，也看好了其未来的发展空间，争取到了土地自主开发的权力，集体土地成为了该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本，从而使农民分享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农民可以带着资产进城。1995年，北京市提出在该村所在地区建立一个大型服装商贸市场，政府原本是打算通过征地的方式来加以建设，但M村书记在保有农民土地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最终在保留农民土地的基础上，争取到了这个建设项目。随后，M村将存量的土地集约化的使用，建成了商贸城二期、三期以及四期福成商厦，打造出该地区的服装专业市场品牌。曾经地铁4号线部分路段在M村附近规划修建地上路段时，村干部陈某以乡党委书记的身份向区有关部门建议应该节约农民土地，修建地铁应该设计地下路段。进而又为农民节约不少的土地。
因此，M村的发展模式由出租土地转为就地建设市场，由一个近郊农村发展为城市商业圈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些土地之上，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自己的企业，而今该村下属企业已经达到20多家，是其他村集体所无法比拟的。这些企业本身就成为了城市化的一部分，而村民也跟随企业顺理成章进入了城市，城市化成本很小。
2.人力资本培训与福利机制建设对实现城市化的影响——提升劳动力要素的边际产出率
M村改制转型之后，充分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提高村民的社会福利，为将失地农民培养成新一代管理型和专业型人才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1）建立退休制度。退休费从1982年的每月20元增长到现在的每月1 860元。
（2）整治村内环境。修建公园、卫生服务站、设立大病统筹基金、修建福利敬老院。
（3）1985年，M村设置一系列实用技能培训，并开设法制班、管理班等，全村村干部、会计均参与学习，村里报销学习费用。2000年6月成立职工学校，陆续开设在职高中班、大专班、本科班等课程。2003年，该职校获评成人教育培训工程先进村校。同年，制定了学生进入高等教育不同阶段的具体奖励办法。1997年至今，村内有近50名村干部完成经济管理专业大专班、本科班课程学习，考试合格，均已取得毕业证书。300多人通过区党校和各类专业学校培训，成长为大专生、本科生，或者会计师、经济师、工程师、律师以及其他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现在组织中决策者、管理者、监管者等的受教育水平80%在大专以上，多是后期进修所得。
总之，经过多年的人力资本投入，M村村民或者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就业、或者在城市中从事相对比较体面的工作，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使得市场经济不再将其排斥在外，劳动力被市场经济所充分吸纳，解决城市化以后村民的持续发展问题。
四、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城郊农村通过改制转型而顺利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
（一）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
通过改变分配方式使村民获得股份分红这一财产性收入；进而激发村民积极参与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和监督、制约少数利益群体的行为、保障集体资产的完整性；提高集体经济的经营效率，从而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来保障村民收入、就业和福利水平的提升。
（二）充分发挥非制度性因素作用，培养有能力、有远见、有号召力的村干部
村干部通过经验能力、个人声誉和营造的村级文化三个方面来对本村城市化的顺利进行产生了重要作用。丰富强大的经验能力可以使其具有敏锐的市场经济信息把握的能力，具有较为现代化的市场眼光，积极把握机遇发展集体经济，敢于投资带领村民致富，奠定城市化的物质基础；良好的个人声誉可以减少村民与外界以及村民之间的交易成本，能够有效缓解矛盾，减少城市化的阻力；独特的村级文化可以增加村民之间的凝聚力，提高村民综合素质，大局为重，提高自身生产力的基础上，保障城市化以后村民的精神生活，实现城市化以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牢牢地把握农村所有的生产要素，集约化利用以最大化集体经济的产出
随着土地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断上涨，村集体更要具有长远眼光，不要为短期利益而不顾农民长远发展而卖地，要把土地要素掌握在自己手里，积极配合周边产业发展规划，在集体土地上发展有潜力和可持续的产业，从而有效吸纳本村劳动力，解决城市化后顾之忧，由被动城市化向主动城市化转变；要将部分改制成果积极用于本村劳动力水平的提高上来，要认清农村劳动力水平低下，被市场经济所拒斥的现状，不断利用集体经济自身发展的成果加大对农村劳动的教育培训的投入，从而更大化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率，为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后备人力资本。
参考文献
[1]石绍斌.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变化——基于宁波市城区“村改居”的实证分析[J]. 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12（09）：28-31+19.
[2]赵德余. 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地方政府与国家的关系互动[J]. 社会学研究，2009（02）：93-129.
[3]丁祎. 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现状与长效机制构建原则[J]. 现代经济信息，2015（02）：11.
[4]王婷婷. 适应性效率理论探讨[D].浙江财经学院，2011.
[5]王锐，龙子午. 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1（02）：85-91.
关键词：城市化；改制转型；城郊农村；股份合作制
在城市化过程中，许多郊区农村都成为“村改居”地区，以城市化经营为中心的单一路径是造成“村改居”急速推进的原因，在政府主导的理念下，“村改居”的趋势在短期内是不可逆转的。[1]因此，如何在城市化中，避免政府单方面主导，保证农民的利益，减少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促进城郊农村顺利转入城市，是非常值得研究且具有很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以成功实现城市化的M村为例，对城市化的具体途径展开研究。
一、北京市M村基本情况介绍
该村位于南三环，人口总数1600多，常住外来人口2万多，平均每天到此经商的流动人口达到10万多人，属于典型的城郊农村。该村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其所在乡镇中产值倒数的典型贫困村，但在城市化的推进之下，不但没有成为被动的牺牲品，反而依据自身改革成为了年产值近7亿元的新农村典范，因此本文中将以此为案例，来深入研究其顺利融入城市的途径，以供其他地区借鉴。
二、城市化下农村改制转型的动力机制分析
（一）市场经济主体对土地这一生产要素具有旺盛需求
北京市作为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一方面汇聚了大量企事业单位，经济活动的开展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所以这些生产性企业的增多、规模的增大都对土地产生了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北京作为首都吸引了大量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来此工作，从农民工到大学生不断涌向北京，北京市人口的不断膨胀也对住房产生了强烈需求。在这两方面旺盛需求的作用下，北京市房价不断攀升，进而导致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断上升，然而市内土地供给呈刚性，供给弹性非常小，因此土地价格由P1上升到P2，但供给量只有很小的增加，所以城郊土地就成为增加城市供给的重要生产要素。
（二）城郊农村改制前的土地供给处于被动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需求的与日俱增，北京市城郊的土地由于是集体所有性质的，所以政府大都采取征用的方式将这些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再向市场供给，然而由于这些集体土地无法进入市场来交易，因此也无法了解它们的确切市场价值，政府通常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征用集体土地，无法反映市场的真实价值，农民无法享有市场经济带来的收益。过去20多年地方政府在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目标的诱导下，不断通过土地征用获取租金最大化，其后果不仅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大量抗争活动，而且还威胁到社会的公正和稳定性。[2]
（三）农民转居转工，劳动力被排斥在市场需求之外
随着土地的征收，农民迁入小区入住楼房，农民的农用地基本都被征收，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作为劳动力对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大量供给，然而市场需要的只是土地要素，对于农民这些劳动力除了因政策被一些国有企业消化吸收从事低端工种外，大部分都要面临失业问题。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质量不高，严重低于发达国家，而且 地域分布不均，城乡差异大， 与实现2020年发展战略目标更是尚存距离。[3]尤其对于城市郊区村民，在城市化影响下从事低端劳动的意愿很低，失业就成了严重问题。农民与政府的矛盾不断激化，上访不断，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农村未来的长期发展。
综上所述，在城市化工业化的作用下，对土地要素需求的旺盛和对农村劳动力的排斥交互作用，面临土地的流失和农村劳动力的失业，现行城市化的方式成本巨大而收益有限，于是激励了郊区农村产生巨大的改制转型动力，希望创造农村城市化的新型途径，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社区的稳定发展。
三、M村顺利实现城市化的因素和城市化路径分析
笔者所调研的M村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产生了改制的巨大动力，M村在改制前有一半的土地都被征用。创新城市化新途径、实现农村改制转型成为M村的当务之急。
（一）制度嵌入对顺利实现城市化的影响——股份合作制的主导作用
1.M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流程
1995年，M村开始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改革分以下几个步骤展开：
（1）清产核资。
M村由村民代表和财务人员共同组成清产核资小组，彻查集体债权、债务和各类资产，然后核实各个时段、各生产队资产，再聘请专业机构开展评估，最后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确认评估结果。M村注册资本金1.18亿。
（2）资产量化。
M村采取个人登记、组织审查、张榜公布三个步骤，核实每位村民个体在本集体经济组织里参加劳动的年限和户籍所在地，以户籍为依据量化基本股，以农龄为依据量化劳龄股。1995年，M村从集体净资产1.18亿总量中取出3 722万元，以老龄股的方式分配给了村民。
（3）成立股份合作制下的集体经济组织。
该组织的性质是企业法人，按照公司法对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管理和监督，该组织建立了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新型组织机构。
（4）合理设置股权结构，赋予股权权能。
M村设立了30%集体股、约8%作为固定的生活储备基金、约60%个人股。生活储备基金的作用就是以丰补歉。个人股分为：劳动贡献股、现金股（9份劳动贡献股搭配1份现金股）、经营管理股（<14%）。1 173人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转让权能：个人股可以依法转让，但在同等条件下由本集团优先回购，或者由本集团股东购买；退出变现：不可以退出变现；股权继承：配偶和子女可以继承，具备法定继承人资格但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人员（子女）可以继承，但没有表决权。 2.M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对顺利实现城市化的影响
股份合作制嵌入农村，实现了制度变迁，本文以布坎南的“元制度”概念作为出发点，构建一个有着横向纵向多维层级关系的制度体系来清晰展现制度变迁关系的基础上，以此来分析股份合作制改革依循的路径，以及对推进城市化产生的巨大作用。布坎南作为公共选择学派代表，曾从政治角度对制度体系内部结构进行阐述，提出“元制度”这一概念，即对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最基本的制度；它决定了对“后续行动”也就是后续具体制度的选择。王婷婷在此基础上提出元制度与派生制度的分类来表示制度层次的关系[4]。本文将延续这一概念。
（1）分配制度发生了改变。
本文将集体所有制和公司制作为元制度，因为集体所有制是农村集体中最为根本的制度形式，与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存在很大的区别。而由元制度又派生出3个层级的派生制度，传统集体所有制向股份合作制的变迁也正是本文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这种转变从实际来看就是分配制度的变化。
传统集体产权：经营性资产由村委会或农工商联合公司来负责，由村干部来经营管理和支配，原因是村民人数众多，因此由村民利益的代表村干部来统一负责。村民如果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工作，只能作为劳动力享受按劳分配，收益形式或分配方式为工资+奖金。
股份合作制产权：经营性资产由集体经济组织即股份合作组织来负责，该组织中，村民不仅是劳动者，更是资产所有者即股东，收益分配方式不由少数人决定，而是由代表广大股东的股东代表投票决定，村民的收益形式为工资+奖金+分红。
传统集体产权下M村的人均纯收入0.7万元，村民不享受股金分红。股份合作制产权下2011年M村的全村总收入12.48亿元，创生产总值4.18亿元；上缴税金2.27亿元，税后纯收入2.32亿元；人均纯收入5.9万元，股东股金分红总额4 105万元，人均分红2.57万元。
产权制度的改革赋予了村民对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的稳定所有，不以任何人为因素而改变，因此，产权改革带来的分配方式使得股民享受了集体分配的股息和红利，增加了其财产性收入，尤其是近郊地区，在城市化影响下，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农村地区引进了很多服务性和高端性产业，集体经济有很大发展的情况下，村民的财产性收入更是实现了巨大增长。
结论：按股分红的分配方式使M村村民获得了过去没有的财产性收入，失去了农用地的村民有了进入城市的保障。
（2）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机制发生改变。
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中通常都会建立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三会”制度，因此对于集体经济组织计划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必须经过股东代表大会全体股东代表的表决，经过监事会成员的监督，再由董事会去执行。这种现代企业管理组织架构的建立，使得集体经济运行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传统的集体经济产权下，集体资产皆由村干部等少数成员单独决策，其他村民无法参与集体经济的运营管理以及决策，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村干部等少数成员道德风险的存在，很多村集体中的村干部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占去高额集体经营利润、甚至私下变卖和转让集体资产，导致集体资产和收益的流失，损害了村民的所有者利益；在新型产权制度下，集体经济组织的任何决策、集体资产的任何变动、组织的经营管理、财务状况和收益分配等都必须严格经过“三会”，这种新型的经济运行机制重新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信息更为公开透明，因此降低了村民参与经济管理和运行的成本，防止资产流失，保护了村民的股东利益。
M村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人数69人，董事会人数7人、监事会人数5人，还有高级经理人员以及财务、人事、社保、安全和综合治理部门等机构设置。各部门成员5年进行一次换届选举。
集体经济运行效率差异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参与集体经济监督管理的成本变化。原组织架构下村民没有参与经济运营管理和决策监督的渠道，集体经济的一切权利由村干部等少数利益群体以政治影响力来垄断，普通村民没有与之谈判的能力，改制后的三会设置下，村民可以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参与集体资产管理和监督。
2）委托-代理关系的变化。原组织中村干部作为村民利益的代理人执行经济经营管理职能，但是作为委托人，无法参与决策也难以有效监督，委托代理关系是村民-村干部，但中间缺少制约机制，容易产生道德风险；而改制后，委托代理关系是村民-股东代表/监事会-董事会和经营管理者，定期召开股东大会，制约机制较为严密。
结论：企业管理组织架构的建立搭建了监督平台，对集体资产的监督保证了流失的减少，实现了村民进入社区以后依然对集体资产总量的稳定持有。
（3）建立了股权激励机制和对经营者的约束机制。
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有正向影响。[5]M村村民按份获得了集体资产的产权，对集体经济的发展包括投资方向、项目承接都比过去更积极，尤其村里一些乡村能人会主动搜集经济发展的机会和信息，在股东大会上提出自己的建议，还会针对最后的经营收益来对经营管理者进行评判，对集体经济的运营过程主动进行监督。在对该村实地访谈时，某经营管理者称：“过去做投资决策都是班子内讨论来决定，现在感觉压力很大，从投资项目的考察到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情况都要及时定期公开，追逐利润保证安全是最主要的目标 ，如果未能产生收益甚至如果经营不利产生了损失， 村民们的舆论压力也很大”。集体资产的产权得到了明晰化，所以农民成为了企业的主人，农民对集体经济组织有了更高的关切，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都有提高。在人民的监督下，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者和运营者也更加注重按照市场规律发展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上都较以前进行了规范，集体资产的经营效益也就有很大提高。
可见，股份化给村民带来了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激励，更给经营管理者带来了行为上的制约，使他们不断学习和改善经营管理方式来提高运营效率。 结论：股权激励提高了股东参与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对经营者的制约提高了其资产运营效率，村集体的发展和扩张使得村民被吸纳入集体经济的企业当中就业，解决了城市化的后顾之忧。
（4）股份合作制改革没有改变集体所有的元制度。
产权制度改革后的股份合作组织比较注重平等和公平，成员们平等地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决策权等，在股东代表大会中进行选举和决策时实行一人一票制，选票按照人头来计算，而并不按股权集中度，这会避免决策权力的集中；如果一个集体成员的股份相对比较多，那么他可以依据自己享有的股份或者说集体资产的份额，享有相对应的收益分配权，股权收益依股权份额而有所差异，但在投票权上平等享有一票。
M村在产权制度改革以后上访率接近于零，访谈中一位村民称：“大多数情况下，一些重要事宜尤其在集体资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股东大会上进行商议，每个成员都有平等的决策权， 和过去相比，多数程序都是公开透明的， 任何一项重大决策都需要股东代表和监事会成员的把关， 我们有想法也可以提， 所以不至于去上访。” 同时，在对待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滞留资产方面，也进行了合理的处置，从根本上理清了已转人员与未转人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减少了矛盾纠纷，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
结论：在股份化的同时保持了集体所有制的原则，实现了民主管理与和谐稳定，消除了过去城市化模式所带来的巨大的矛盾。
（二）非制度因素对顺利实现城市化的影响——村干部的重要补充作用
村干部作为联系村民与外界之间关系的主体，其经验能力、个人声誉和营造的村级文化都对M村城市化的顺利进行产生了重要作用。
1.经验能力对把握市场经济信息、引进先进人才的作用
（1）村干部在改制前就通过学习外地的经验，为村集体积累了不少的原始资产。
M村村干部陈某曾担任了20多年的乡级干部，和其他村干部相比，有着更宏观的眼光和相对准确的判断能力。村民A说：“在股改之前，村支书顶着很大的压力，别的村撤村建居了，大家都上楼了，集体资产都被瓜分了，但是他不想分家，就学习南方建了酒店，后来带大家搞建筑、办猪场和鱼塘，我们也都不怕进了城而没饭吃，大家都有了事干。”据陈某说，1984年，该村建立了北京市第一家完全由农民投资施工的酒店，营业以后安置了100多名村民的就业，1986年还进行了升级改造， 该酒店成为了北京第一批涉外定点饭店和二星级饭店，村里服务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1994年，村里的经济收入就已经超过了亿元，成为了先进村。1995年，M村与乡级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组建房地产开发公司，这也是北京市第一家有着土地开发权的农民房地产公司。积极投资企业使农民分享到城市化的收益。
现在，M村集体经济组织下属企业20多家，包括提供四星级养老服务的养老院、成为中国服装品牌的孵化基地、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为商贸提供金融服务、成立建筑公司且建筑项目企业占地面积多达365万平米、会展中心提供各种比赛、演出以及服装会展。
（2）村干部思想开放、能够积极吸引人才，为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本。
M村股份合作组织章程中规定个人股可以依法转让，但在同等条件下由本集团优先回购，或者由本集团股东购买。而且设置了近乎14%的经营管理股，吸引了近200个优秀技术人才进入集体经济，而且稳定性非常强，对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人才和技术支持。我们在访谈时，陈支书也提出说：“希望你们能回去帮我们宣传我们对人才的需求，让大家知道我们不会亏待大家的，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人才。”在访谈过程中，村干部一直都对我们非常热情，积极介绍村里的情况，也对我们需要的资料积极配合，强烈表现出他们对人才的渴求。也正是这样的思想，才使得M村较其他村优先给外来人才配置了经营管理股，对这些人才产生了很大的激励，边际产出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2.个人声誉对缓解村民与外界、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矛盾的作用
M村村支书在1990年成为乡党委书记的第一人选，然而他放弃了国家干部的身份，却继续兼任M村村党总支部书记，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和为集体干实事的工作态度与正直的为人都使得全村老百姓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敬意，M村村民B说：“我们支书现在已经岁数不小了，依然还在为村经济的发展到处奔波， 我们大家有时候看着都心疼，最初的时候，别的村村民上楼以后都没有工作，即使给安排了也是很差的那种， 可是我们那时候跟着我们支书自己搞经济， 他不仅带领大家致富、而且我们股份合作社的资产也比别的村多，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后， 我们都有了稳定的不少的收入，所以日子好了，大家矛盾也少了，遇到问题找支书， 他都能缓解矛盾。”可见，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村民都对村干部产生了依附感和信任，所以这种信任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矛盾的减少和城市化的顺利推进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3.村级文化建设对实现城市化的影响
该村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培养了自己优秀的艺术团，并参加多次国际交流比赛，获得多项国际大奖，管弦乐团曾经分两批去往亚非欧国家参加演出。每月1号升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村民的道德修养。2010年被评选为“全国十佳幸福村”。另外，每次会议（包括股东代表大会和周六例会）都会合唱本村自己创作的歌曲。树立了本村形象：投身社会福利、具有帮扶助困基金，不仅对本村困难居民进行帮扶补助，还向其他困难地区进行帮助，比如曾经向青海省直接捐助资金200万，还曾帮助困难村集体发展产业，提高经济水平。村干部说，发展文化事业的目标就是提高村民综合素质、培养其爱岗敬业的精神。
充分发展本村文化，对于提高村民之间的凝聚力，缓解城市化以后的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提高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对实现城市化的影响
1.保持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对实现城市化的影响——土地要素的集约化 通过实地调研得知，M村是一个少有的保持了集体建设用地的村，村干部说：“我们和其他村相比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坚持保留了建设用地，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源，是万万不能随意放弃的。”其他村在非常早的时期土地就被政府征收了，出租的也以很低的价格进行了租期很长的出租，M村早期租出67亩土地30年租金是2.8万元，后来该村不仅没有往外出租土地，而且还在大家纷纷出租的时候收回了200多亩，把租出去的也尽量收了回来。M村非常注重土地资源，也看好了其未来的发展空间，争取到了土地自主开发的权力，集体土地成为了该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本，从而使农民分享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农民可以带着资产进城。1995年，北京市提出在该村所在地区建立一个大型服装商贸市场，政府原本是打算通过征地的方式来加以建设，但M村书记在保有农民土地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最终在保留农民土地的基础上，争取到了这个建设项目。随后，M村将存量的土地集约化的使用，建成了商贸城二期、三期以及四期福成商厦，打造出该地区的服装专业市场品牌。曾经地铁4号线部分路段在M村附近规划修建地上路段时，村干部陈某以乡党委书记的身份向区有关部门建议应该节约农民土地，修建地铁应该设计地下路段。进而又为农民节约不少的土地。
因此，M村的发展模式由出租土地转为就地建设市场，由一个近郊农村发展为城市商业圈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些土地之上，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自己的企业，而今该村下属企业已经达到20多家，是其他村集体所无法比拟的。这些企业本身就成为了城市化的一部分，而村民也跟随企业顺理成章进入了城市，城市化成本很小。
2.人力资本培训与福利机制建设对实现城市化的影响——提升劳动力要素的边际产出率
M村改制转型之后，充分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提高村民的社会福利，为将失地农民培养成新一代管理型和专业型人才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1）建立退休制度。退休费从1982年的每月20元增长到现在的每月1 860元。
（2）整治村内环境。修建公园、卫生服务站、设立大病统筹基金、修建福利敬老院。
（3）1985年，M村设置一系列实用技能培训，并开设法制班、管理班等，全村村干部、会计均参与学习，村里报销学习费用。2000年6月成立职工学校，陆续开设在职高中班、大专班、本科班等课程。2003年，该职校获评成人教育培训工程先进村校。同年，制定了学生进入高等教育不同阶段的具体奖励办法。1997年至今，村内有近50名村干部完成经济管理专业大专班、本科班课程学习，考试合格，均已取得毕业证书。300多人通过区党校和各类专业学校培训，成长为大专生、本科生，或者会计师、经济师、工程师、律师以及其他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现在组织中决策者、管理者、监管者等的受教育水平80%在大专以上，多是后期进修所得。
总之，经过多年的人力资本投入，M村村民或者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就业、或者在城市中从事相对比较体面的工作，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使得市场经济不再将其排斥在外，劳动力被市场经济所充分吸纳，解决城市化以后村民的持续发展问题。
四、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城郊农村通过改制转型而顺利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
（一）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
通过改变分配方式使村民获得股份分红这一财产性收入；进而激发村民积极参与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和监督、制约少数利益群体的行为、保障集体资产的完整性；提高集体经济的经营效率，从而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来保障村民收入、就业和福利水平的提升。
（二）充分发挥非制度性因素作用，培养有能力、有远见、有号召力的村干部
村干部通过经验能力、个人声誉和营造的村级文化三个方面来对本村城市化的顺利进行产生了重要作用。丰富强大的经验能力可以使其具有敏锐的市场经济信息把握的能力，具有较为现代化的市场眼光，积极把握机遇发展集体经济，敢于投资带领村民致富，奠定城市化的物质基础；良好的个人声誉可以减少村民与外界以及村民之间的交易成本，能够有效缓解矛盾，减少城市化的阻力；独特的村级文化可以增加村民之间的凝聚力，提高村民综合素质，大局为重，提高自身生产力的基础上，保障城市化以后村民的精神生活，实现城市化以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牢牢地把握农村所有的生产要素，集约化利用以最大化集体经济的产出
随着土地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断上涨，村集体更要具有长远眼光，不要为短期利益而不顾农民长远发展而卖地，要把土地要素掌握在自己手里，积极配合周边产业发展规划，在集体土地上发展有潜力和可持续的产业，从而有效吸纳本村劳动力，解决城市化后顾之忧，由被动城市化向主动城市化转变；要将部分改制成果积极用于本村劳动力水平的提高上来，要认清农村劳动力水平低下，被市场经济所拒斥的现状，不断利用集体经济自身发展的成果加大对农村劳动的教育培训的投入，从而更大化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率，为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后备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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