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真好噢！”翠茵看着竞争向上的高楼，琳琅满目的商橱，车水马龙的街道赞道。
　　“好，好！”华姐表情平淡，辨不出她的回答是肯定还是否定。
　　华姐今天休息，带她到某大酒店见工。她才来香港三天，就急于去“淘金”。一到大酒店门前，她就被它外表的金碧辉煌所吸引。刚到门口，两扇落地玻璃门就自动开了。水晶灯、荷花灯、珍珠灯、麦穗灯放出來的白光，五颜六色大理石的反光，不同角度的镜子射出来的棱光，光怪陆离，令人眩目。这里是大酒店旅馆部新楼的底层，它比一般的大礼堂还要大，旁边摆着许多行李。许多金头发、红头发、白头发、棕头发、黑头发的外籍人士、都在等着分配房间。穿西装佩蝴蝶领结的侍应生匆忙地奔走着，讲着英语、日语、马来西亚语……翠茵仿佛邀游于水晶宫，感到扑朔迷离。
　　“走吧！”华姐不耐烦地拉她一下。听人说，在香港做了几年工，性格就变得急躁起来。她不信，她认为在这仙境般的地方工作，只能使人的性格更加柔和。她在内地是个幼稚园教师，很早就羡慕当个工人，工人阶级嘛，多光荣！一想到自己将成为工人阶级了，心里一阵高兴。
　　银光闪闪的轮带式的电梯为她代步，徐徐地把她们输送到二楼，二楼是环廊式的结构，给人以皇宫般典雅庄严的感觉。倚着雕栏彩杆往下看，可见刚才经过的底层，底层大堂中央，半月形的喷水池忽高忽低地喷射着晶莹的水珠。池底装嵌着七彩日光灯，映照得水雾彩虹般地迷人夺目。喷水池旁设有钢琴台，有人在弹奏着，那曲调是高山流水，是阳春白雪，使在茶座中恬憩的旅客情迷心醉，留连忘返。茶座设在水池与琴台以外，设计得如花园曲径，栽着许多室内常青藤和花木。眼前的水晶宫使翠茵心花怒放，沉醉于“人过海来便是仙”的境界。
　　一道小门自动开了，升降的电梯把她们直往上送。电梯内有两面全身镜，前后都照出人的影子，翠茵也感到新奇。华姐告诉她，从三楼以上都是旅客房间，毗连三座楼宇，少说也有一千间。
　　指示灯“16”字亮了，翠茵只觉得升降机震动一下，电梯门开了，她又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这里厅连着三条走廊，地上铺着织有牡丹花的绿地毯，壁上都裱着米黄色的墙纸，两厢都是房间，每隔二、三步就镶嵌着一面对称的落地长方形镜子，两镜之间的上方都悬着以闪光的金属为花托的莲花灯，由廊头看过去，就像朵朵白莲浮在绿水江边。她从镜里看出自己青春焕发的倩影，白底红花的连衣百折裙，使她的身段更显露出曲线的美，搭肩的烫发衬着白里透红的面庞，稍许弯曲的刘海飘拂额前，弯眉毛下长着一对水灵灵的眼睛，她调皮地向自己的影子眨眯了一下，她太开心了。
　　走到一个拐弯处，华姐碰了一下她的臂肘说：“这是总统套房，住一夜六千多元港币。”
　　“什么？那我们做半年工还不够他住一夜呀！”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再过去那边是公主套房，住一夜也要四千多元。”
　　“那么，这些普通房间呢？”
　　“这层楼每间要一千多元，其余只要四、五百元。”
　　“咦，奇怪！你看，一张硬纸片插进壁缝里，门就打开了。”翠茵巴眨着眼，好奇地看着一位金发女郎开门进房，轻声对华姐说。
　　“这是电脑钥匙，是塑胶制的，客人登记住多久，它就可以用多久。如果时间一超过，它就自动失灵，再也开不进去了。”华姐解释说。
　　她们穿过一座跨街的天桥，径到东楼，再乘电梯下M楼，华姐带她到管家部。一位四十多岁、身躯肥胖、头发修得很短的女管家，上下打量她一番，问了几句话，便向旁边一位营养型的男副管家仰仰下巴颏儿，她算是被通过了。填过表，影印过临时身份证，找了两个担保人，她就成了这里的工人，分配十四楼，第二天正式上班。
　　十天过去了，她的体重一下子减轻了五磅。她禁不住想，那些阔太太何必花那几千成万元去美容院减肥呢？来这里减肥不是很好吗？不仅免费，还有工资收入呢。她活了二十五春，从来没有这么辛苦、疲劳过。一个人负责十四间客房的清洁打理，单就整理床铺这一项，就够人受了。先要拉出笨重的沙发床，一间卧房二架床，不管床单、枕套多么干净，每天都得换掉。然后铺上三层床单二层毡，把它们折塞得有棱有角，有款有样，再把床铺推回原处。由于床又重又矮，这一拉一推，手指、腰部都要受苦的。每间卧房里，都有间巴房，巴房里的浴缸、盥漱盆、抽水马桶及地面都要洗擦得干净发亮。房内家俱、壁橱都要喷上“碧丽珠”，揩得油光可鉴。地毡要用吸尘机吸过。十四间房间单就玻璃杯要洗拭一百一十二个。她从早到晚都处在极度紧张中，拿着抹布旋风似地转，进进出出简直在跑步。尽管这样，领班还经常不满地大嚷：“阿茵，快，快，客人都来了！”她有时急了，也用闽南话嘟噜：“快快，你叉着手也不来帮帮。”
　　她很讨厌领班的一张势利脸，恨他把自己的一份活全摊到工人身上，只知道控制钥匙，收客人的贴士，说是收的贴士与工人四、六分，但不知漏在他口袋里有多少。她在这里只是个“哑巴”，奇怪的是那么多人听不懂她标准的普通话，他们跟她讲话多是打手势。有的会讲普通话的，怕被人看轻，也假装不会，偏说着半生不熟的广东话。早来的工人很痛恨新来的“大陆仔”，认为这些廉价的劳动力，是他们争夺饭碗的劲敌。
　　一天，她和小李被分配洗楼梯，从十六层洗到一层。小李只有十七、八岁，满脸愠色，总是用仇恨的眼睛看人，她默默地刷着扶手和墙壁，抿紧嘴，半天一言不发。忽然，不情愿地把刷子一摔，气咻咻地用闽南话骂起来：“他妈的，尽把一些硬活儿派给新手！”翠茵听见乡音，十分高兴，便动以乡情，终于打开了小李的话匣子：“你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有什么话可说呢！我原是很乐观的人，爱说，爱唱，爱笑，可是，我现在变成了木头人。去年，我跟妈一起来港，起初，一切都觉得新鲜，后来我失望了。我哭了好几天，我想家，还是家乡好啊！这里的人虚伪、狡诈、势利，只认钱，不认亲，没有一个是好人。我的舅父是个大资本家，可我和我妈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还要睡店里简陋的床架，一间房子住二、三十人，连张桌子都没有！”小李的心理变态使翠茵大为震惊；小李对家乡的怀念，引起她内心的共鸣，牵动她缕缕乡情。她想起了幼稚园那些可爱的小朋友：上课时，他们像红石榴般咧着嘴笑，祝“老师好”。下课后，他们围着她拍着小手歪着苹果脸，跳呀，唱呀。那时候，她天天迎着旭日放声歌唱，快乐得像只无忧的小鸟。而现在，她只能听到电视机发出的靡靡之音和疯狂嘶哑的歌声，自己要是润喉歌唱，就会被人讥为“痴神”！ 　　她们都沉浸在浩茫的心事里，缄默不语了，只有刷墙壁的嚓嚓声，在诉说着她们难言的遭遇。
　　半个月过去了，有一天翠茵揽镜自照，不禁吓了一跳，发现两颊渗出许多疲惫斑，她憔悴了。她真想哭，哭它几天几夜。
　　不久，她認识了两位上海人，她们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听起来觉得特别亲切。她们也都是刚从内地出来的，张芳原是中学教师，林菁原是工程师，都是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她们虽然各有苦衷，偶尔相遇，也会说些笑话。
　　“哈哈，老板的鬼心计就是多，瞧，工作服除了胸前有小口袋外，全身没有一个袋子。”张芳拉拉一身过于宽大的工作服笑了。
　　“这平底青布鞋倒很好走，但为什么偏要配着黑袜子呢？”林菁始终不解。
　　“这像泥腿子，表示我们的身份嘛！”
　　有一天张芳来翠茵这一楼替工，当翠茵走过她工作的房门口时，恰见张芳吃力地拉着床铺，不慎跌坐地下。她便悄悄地进去慰问。张芳摊着双手，痛苦地对她说：“你看看我这十指，都肿成这个样子了，又痛又硬，都弯不过来。我这弹钢琴的手啊！”
　　“你会弹钢琴，为什么来这里工作？”
　　“不会讲广东话啊！”说着，她赶快忍痛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要不，她将完不成任务了。这时，只听见领班粗声大叫：“阿芳，快点呀，你这间的客人又来了！”
　　“讨厌！”翠茵啐道，立即跑回去洗巴房。
　　女工程师林菁，和蔼可亲，翠茵很喜欢她，叫她菁姐。菁姐胸前的口袋里，总放着一封上海原单位领导写给她的信。那封信，因她经常掏出来看，已皱得不成样子。她指着信里的一段，对翠茵说：“阿茵，多感动人啊，你看，信上写：‘如果你在外面工作不如意，我们欢迎你回来复职，大家都很想念你。’”然后总要补上一句：“我太爱我的丈夫了，我为他作出了最大的牺牲。”翠茵已经三次听她说过这些话了，真担心菁姐会像祥林嫂一样，天天向人讲那阿毛的故事。
　　菁姐所在的楼有两位工人病倒了，翠茵到那里替工。她知道菁姐这几天腰痛，十分同情。于是她拼命地干完自己份内的活，立即跑去帮菁姐的忙。只见菁姐跪在巴房里刷着地板，到处都是洗洁精的泡沫。她急得直跺脚：“菁姐，谁教你这样洗法？”
　　“芸姐。”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呀，每天还念她好！她总担心我们这些大陆仔抢走她的饭碗，窄心眼促狭你，好让管家都炒我们的鱿鱼。哎，难怪你天天都应付不及，尽挨领班骂，弄得腰痛得直不起来！”翠茵一面愤愤不平，一面抓过一块大抹布，蹲在地上拭将起来，“这样不就行了，何必那样辛苦！你这个工程师可以设计一座大厦，就是不懂得这一套。”对于翠茵的啰嗦，菁姐只是笑，她喜欢翠茵的直爽和热情。
　　洗完巴房，翠茵就帮菁姐整理床铺。当她兴冲冲抱着一叠新床单往房间走时，就被高颧骨的女领班叫住了，她瞪着眼盘问翠茵：“你是哪一楼的？”翠茵口里不答，心里嘀咕：“打什么官腔，你只管四个兵，难道还不知道我是来替工的。”高颧骨又往房间里喊：“阿菁！”菁姐赶紧走出房来，手里还拿着刚换下来的枕套。
　　高颧骨用命令的口吻说：“把她手上的床单拿去！哼，还想当工程师时那么舒服！我问你，要是房间里丢了东西，是你负责，还是她负责？”
　　翠茵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她气得满脸通红，悻悻地咬紧牙，心里骂道：“白骨精！青脸夫人！”
　　那高颧骨忽然又转向翠茵，尖刻地说：“你没事干了吗？好，把所有的门窗都揩一揩。拿去！”说着，恶狠狠地扔给她一块抹布。
　　收工了，翠茵拖着疲乏的步子往家里走，任什么宫苑般的美境再也不会吸引她了，五彩缤纷的商场，她连看也不看一眼，现在最吸引她的是房租和她的工资划等号的一间九平米的斗室，那里有关心她的丈夫，和那让她舒筋松骨的木板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