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土本典昭找到了他终生纪录的对象：水俣病患者，拍摄了这个系列的第一部电视纪录片《水俣病的孩子还活着》。从这一时期到1970年代，日本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逐渐显现，其中最严重并广为人知的事件就是水俣病的爆发。当时，九州岛的一家公司因污染排放而导致附近水域周边的许多居民汞中毒，在过去40年里有：1000多人死亡，更多的人肢体变形，终生残废。从1965年开始，土本典昭便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水俣病的影像调查，先后拍摄了《水俣病患者的世界》(1971)、《水俣报告系列》(1973)、《水俣病起义——寻找生命意义的人们》(1973)、《医学意义上的水俣病》(1974)、《不知火海》(1975)、《水俣日记》(1995年)等17部纪录片。为拍摄该系列的影片，他和妻子搬到当地居住，以常人的眼光观察受害者的日常生活。在“云之南”放映《水俣病患者的世界》时，观众并不多，长达160多分钟的片子，没有任何噱头，运镜缓慢，讲述细腻，对观者的耐心无疑是个考验。这样的影片不仅要看，更要读。但它们不是给国际电影节评委看的，不是给艺术评论家读的，它们的观众就是那些被侮辱与伤害的人。
　　王众一先生说：“当初小川绅介的《三里冢》系列和土本典昭的《水俣》系列，由于尖锐地触及了日本的社会现实，在普通的电影院里无法上映。于是他们自己拿着片子在全国各地巡回放映，这个办法后来被称为自主上映，今天在全世界许多地方都流行开来。”
　　水俣系列的影像里不仅有哭诉、反抗，更有自然的美丽和人们的坚强。土本典昭在关于《水俣日记》的导演阐述中说道：
　　“那个时候，患者们一直盼望着的水俣病问题的政治解决开始出现了转机。在以市长吉井正澄为首的市政府的干预下，加害方开始正式道歉和进行赔偿。自水俣病被发现40年后，患者们终于获得了‘市民权’。每一个人都在思考要如何在水俣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比如，在填埋地举行的第一次火节上，以前一直为死去的鱼类的灵魂惋惜，不忍靠近填海地带的患者衫本荣子，登上了祭坛，向鱼儿谢罪，并献上了感恩的祈祷。这情景在那些把填埋场看成是死者和受污染的鱼儿们的‘坟场’的人们心里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市民们感到了‘地壳在震动’。这个大海、鱼和人类的聚会既还原了水俣的本来面目，更是灵魂复苏的声音。”
　　土本典昭借助一个持续其一生的纪录行动，完成了外在与内在世界从污染到净化的生命转化历程。
　　
　　道路越难走，就越接近真理
　　
　　2005年3月，我忙于繁杂的影展会务，没有跟土本典昭先生详谈。但因为参加2007年10月的山形纪录电影节，却得到与他见面的机会。
　　10月14日上午，在明治大学的“云之东”讨论会开始前，藤冈朝子带我们去土本典昭先生的工作室，同行的有天津的纪录片作者冯艳、“云之南”的策展人易思成、杨昆和我。我们步行穿过几条小街，到了另一条小街的一座平房前。进屋，我顾不得东张西望，只看清了墙上一张水俣系列电影的海报：一只被飞速的现代化和工业污染扭曲了的手。
　　聊了一阵，我们跟土本典昭先生去看他的收藏。一个像车库又像书库的房间里，一排一排的书架上排列着装订整齐的剪报，它们都按各种专题归类，有：“地球环境”、“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水俣”等等，以及“中国”。土本典昭先生说，他收集了《朝日新闻》上1969年以来99％有关中国的文章，分36个主题，编辑为：160册。光做剪报就消耗了全部精力，没时间读了，打算死后捐给大学的图书馆。
　　我发现，书架上还有《毛泽东选集》和《星 火燎原》。
　　吃中饭前，土本典昭先生讲起和中国的缘分。他讲话直截了当，不掩饰内心的感情，说他曾加入过日本共产党。1950年代发生朝鲜战争，当时很相信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有很多人下乡搞运动。他受日共的派遣，带枪下乡当农村工作队，结果被捕。在狱中读《矛盾论》等书，学会了看中文。
　　他说，以前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狱中却完全无法抵挡毛泽东思想的力量。又说，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说中国是极权统治，他不认可这种观点。“文化大革命”有问题，但毛泽东思想并没有失去价值。
　　19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土本典昭期望去中国看看。可因为他1968年到前苏联，拍摄了纪录片《西伯利亚人的世界》，被中国当作亲苏分子，没有接到邀请。一直等到2003年，他才自费访问了中国。2005年3月，他又应“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的邀请第二次去中国，认识了云南。他觉得中国很了不起，非常喜欢。
　　土本典昭先生开玩笑说，他的运气没有小川绅介好，虽然他先跟中国发生联系，小川却先被介绍到中国了。
　　下午12点过后，我们陪土本典昭夫妇走路去明治大学。他弓着腰急急往前赶，等到达开会的大楼下，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他已年近80，弯腰站在石梯上，一口口地喘气，两眼瞪着天空，心里只把会场当作唯一的目标。我看着他，知道这是一个终身在追求自己理想的人。
　　下午的会议，先放了云南藏族作者扎西尼玛的《冰川》，然后，土本先生激动地讲了心里话。我坐在旁边，匆匆做着笔记：
　　“我们在战后的废墟上建立起影像的记忆，一切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那时，社会主义如太阳般耀眼。经过严酷的军国主义时期，我们把目光转向与之相反的苏联和中国。我在战后没领过工资，而加入了小小的‘日中友好协会’，发行报纸杂志，介绍中国的电影。
　　“战后，我们由剧情片开始，对世界的纪录片睁开了眼睛。1970年代以前，苏联大使馆经常举办放映会，大约持续了10年。印象最深的是此前没有看过的纪录片，如一个叫基尔基特的大师，他晚年很凄凉，很想看他的片子，为此找了苏联大使馆的官员，却被他们拒绝，感觉社会主义抱有拒绝纪录片的态度。1968年，因为想去苏联，接受了丰田财团的资助，前往西伯利亚。从日本的那贺港出发，跟电视台横穿欧亚大陆，制作8集纪录片。我们在中苏边境拍到两国居民的冲突，向往共产主义的我对此很难理解。我在黑龙江边问有蒙古血统的边民为什么拿枪对着中国人?在莫斯科我说出自己的想法，遭到批判，叫我回日本。
　　“今天忽然捡起记忆的碎片，第一次对中国朋友讲这些事情。我找过苏联电视台做纪录片的年轻人，问他们拍了什么。他们什么都没拍，因为收入很好，一切都有保障，只要计划通过审查，预算很优厚，想用多少胶片就有多少，机器也很好，不必多想什么，还反问我在西伯利亚拍了啥。可我倒觉得他们一生的自由很有限，而无政府主义状态的日本反而更自由。他们唯一的拍摄可能是拍旅行、风景、节日。但如果想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把握，就得反映出作者内心的声音。因此我得出结论：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拍真正的纪录片。
　　“后来竟如自己的期待，不是去了北京，而是去了云南。2005年请我去参加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此前还参加过北京的一个电影展。感觉社会主义的中心城市有文化官僚，所以想远离中心，去接近边缘的人。在那里内心得到了释放，不是简单的心情轻松。每个人都可以打开自己的心灵。在那里，年轻作者都围着高手，让我能安静地仔细观察电影展的情况。在一家酒吧看了关于讨论建大坝的片子，感觉这才是真正的纪录片。那样自主的放映会，那样兴高采烈地看电影。于是理解了民族的多样性，理解了年轻作者的热情。看到他们的身影，令我非常感动，为之，我写了有关云南的随笔。
　　“纪录片是用影像的方式表达强烈的愿望，这样的拍摄还会持续很长时间。经验告诉我，把自己感受到的表达出来。不是要说服谁，只是用嘴，用语言无法说的，可以用影像表达出来，从内心的挣扎中拿出来。
　　“10年前就有专家宣布水俣病已扑灭，可如今又发现5000多病人。周围有很多质疑的眼光，问为什么还要援助他们?可能10年前他们没有说，或不愿意说。现在我要再去拍，继续用纪录片去追究真相。
　　“真实就像太阳光，瞳孔睁大，眼睛就被刺瞎了。”
　　土本典昭先生讲述时，他的妻子坐在右手边，两眼紧盯着丈夫，随着他一会儿激动，一会儿笑。当演讲结束，大家鼓掌时，她也拿着背包上布娃娃的小手使劲拍巴掌。
　　今天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重演着日本当年追逐现代化的戏剧。也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的民间纪录运动蓬勃兴起。这个运动，无疑受到了土本典昭、小川绅介的精神感召，并由此把亚洲新一代思想者和行动者的精神世界联系起来了。我想，亚洲的希望不在森林般耸起的高楼里，而会在那些把觉悟贯彻到影像、文字和行动中的人们身上。靠了他们的努力，那只被水俣病残害的手，会不会变成一只自我拯救的手?
　　2008年7月2日，藤冈朝子转来土本典昭夫人给中国朋友的信：
　　“非常感谢你们。很怀念我们在云南的日子。土本典昭非常喜欢在云南遇到的人们，也很敬重你们。我被你们的来信打动，那表明你们永远不会忘记土本典昭。
　　“道路越难走，你们就越接近真理。只要土本典昭留在你们的记忆中，他就会一直关注着你们。我对此深信不疑。”
　　
　　(作者为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