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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巾帼枭雄之义海豪情》真切书写了抗战中全民所遭遇的深重苦难，以一种务实而体谅的态度书写乱世中人，以富有人道主义意味的书写凸显与阐释爱国主义。它以多种方式，表达了一种诚挚凝重的人道主义关怀。
关键词：《巾帼枭雄之义海豪情》;思想内涵;人道主义
2010年，tvb电视剧《巾帼枭雄之义海豪情》（以下简称“《义海》”）的出现毫无疑问称得上“横空出世”。毋庸置疑，它已然获得了商业上与口碑上的巨大成功。但稍稍令人遗憾的是，这部作品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多少关注，而仅有的几篇论文，对本作的思想内涵，评价过低，不够重视，自然也就论述得过于肤浅，甚至有失偏颇。实际上，本作的创作者们，以诚恳而独立的思考，赋予了本作丰富厚重的思想内涵。这既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水准，也无疑是作品受到观众欢迎的重要原因。对这部作品的解读也许是说不尽的，而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思想内涵，恐怕就在于文本表现的诚挚凝重的人道主义关怀：“关爱生命、尊重生命，把生命当作存在的第一原则”。
《义海》人道主义关怀首先体现在，它以广州为舞台，以一个乌托邦般团结的小社区“猪笼里”与一个全广州最大的黑道集团郑家“东泰公司”为主要书写对象，通过他们在抗战中的命运，毫不粉饰而又饱含同情地展示了人民在抗战中所遭遇的深重苦难。对苦难的书写是如此的详尽真切，每一时段都各有其特点，无不穷形极相，而又以悲、愤、惨、惧贯穿其间。在这种书写既有广度更富有深度。《义海》不时强调，这是一场全民性的浩劫，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置身事外。而它对战争罪恶的控诉与对乱世中人的同情，并不仅仅停留在战争给人带来的人身伤害与财产损失这一层面，更深入到乱世中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义海》通过大量细节，深刻地挖掘与揭示了他们心中的压抑、恐怖、焦虑、无助，以“紧张——稍微放松——更迫切的紧张”的戏剧氛围变化，展现出中国人民在接踵而至，日益深重的苦难中，以蟑螂一般的忍耐力，一边适应又一边崩溃的心路历程。通过对抗战中全民所遭遇的深重苦难的真切书写，《义海》沉痛地控诉了战争的罪恶，对在战争中受苦的千万百姓表达了真诚的同情与殇挽。
《义海》的人道主义关怀还体现在，它一直拒绝将战争浪漫化，甚至是在有意消解这种浪漫化叙事：当猪笼里诸人听到国军击落敌军多架飞机，一起随着收音机唱《大刀进行曲》时，固然慷慨激昂，但下一幕，猪笼里中的女性久等出外参与战场救援行动的男性们未归，以为他们已经罹难，哭作一团，杨太太甚至想与儿子共赴黄泉时，收音机里依然播着《大刀进行曲》，这时曲子不仅毫无煽动性，更颇具反讽色彩。笔者并不认为创作者在否定爱国主义，甚至否定抗日，笔者认为，创作者通过这样的情节设置想要表达的恐怕是：创作者通过这样的情节设置想要表达的恐怕是：千万百姓在战争中罹受着的沉重苦难是最切实的，无法被空洞的宣传粉饰的。作品由此反对肤浅的战争罗曼蒂克，而呼唤对战争中人所受深重苦难的正视与关切。《义海》以拒绝将战争浪漫化的形式，体现其对乱世中人的务实而体谅的态度，它严肃而真诚地将对人，对生命的关切放置在应有的高度，由此高扬人道主义。
必须提及的是，《义海》对人道主义的强调，绝非在鼓吹麻木顺从。事实上，《义海》中的爱国主义与人道主义内在地关联着。一方面，在一定意义上，《义海》越在书写中灌注人道主义关怀，爱国者的形象就越高大。作品真切细致地呈现了日寇统治的残酷与战争年代百姓生活的艰难，对人们无奈地屈从也表示谅解，这恰恰使爱国行为的不易与凶险被充分凸显，从而提升了《义海》中表现的爱国行为的艺术震撼力：当郑九妹、刘醒为代表的众人作出真正有成效的爱国行为，保全百姓、帮助军队、甚至智杀敌将时，人们只会更感佩其忠肝义胆、智勇双全。另外一方面，《义海》中众人的爱国热情或从无到有，或从幼稚空泛到深刻切实的过程，也正是作品尝试以人道主义阐释爱国主义的过程。一方面，如上文所言，这场浩劫是全民的浩劫，连年战争让人们意识到，自私也未必能自保，一味屈从未更必能苟活。另一方面，在自己与亲朋好友所遭受的痛苦与屈辱中，在生活的艰辛不易中，人们真更深切地体会到了热爱国家的现实意义：在异国统治下，本国人切身体会到不公的非人的待遇，切身体会到往日并非理想但起码相对平静的生活一去不复返，这些切身体会使他们的爱国热情与反抗意识直抵灵魂深处。《义海》由此以人道主义阐释爱国主义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使《义海》中的爱国主义更为读者所深刻认同。
《义海》中富有人道主义关怀的书写，事实上使爱国者的形象更为高大，而本作又尝试以人道主义诠释爱国主义，又使《义海》中的爱国主义更为读者所深刻认同。《义海》中的人道主义与爱国主义不仅并不矛盾，人道主义增添了爱国主义的光彩。
《义海》沉痛地控诉了罪恶的战争，对战争中蒙受痛苦的千万百姓给予深切的同情。它以务实而体谅的态度关照乱世中人，拒绝对战争的浪漫化书写，还尝试以富有人道主义意味的书写凸显与阐释爱国主义，它满怀对生命的重视与对乱世中生灵的悲悯，地体现出一种诚挚凝重的人道主义情怀。这份人道主义情怀，以及显然与之密切关联的，对不义战争的沉痛悲愤，对历史的公允端敬，都是如此的难能可贵——毕竟2010年正处于“中国电视剧抗日题材过度娱乐化，罔顾公共理性的闹剧时代。”当观众看到这部灌注着人道主义情怀的电视剧时，他既会感到眼前一亮，更会饱含同情地迫不及待地关注那些让他们倍感亲切的剧中人物的命运。由此，《义海》这部在口碑上与商业上取得双重成功的电视剧，就以其独特的思想意蕴，对之后抗日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达敏.从启蒙人道主义到世俗人道主义——论新时期至新世纪人道主义文学思潮[J].文学评论.2009（5）.
[2]刘文欣.中国抗日题材电视剧异化根源分析[J].电影文学.2014（10）.
作者简介：黄海丹（1994—），男，籍贯：广东东莞人，河南大学2012级汉语言文学（师范）本科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巾帼枭雄之义海豪情》;思想内涵;人道主义
2010年，tvb电视剧《巾帼枭雄之义海豪情》（以下简称“《义海》”）的出现毫无疑问称得上“横空出世”。毋庸置疑，它已然获得了商业上与口碑上的巨大成功。但稍稍令人遗憾的是，这部作品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多少关注，而仅有的几篇论文，对本作的思想内涵，评价过低，不够重视，自然也就论述得过于肤浅，甚至有失偏颇。实际上，本作的创作者们，以诚恳而独立的思考，赋予了本作丰富厚重的思想内涵。这既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水准，也无疑是作品受到观众欢迎的重要原因。对这部作品的解读也许是说不尽的，而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思想内涵，恐怕就在于文本表现的诚挚凝重的人道主义关怀：“关爱生命、尊重生命，把生命当作存在的第一原则”。
《义海》人道主义关怀首先体现在，它以广州为舞台，以一个乌托邦般团结的小社区“猪笼里”与一个全广州最大的黑道集团郑家“东泰公司”为主要书写对象，通过他们在抗战中的命运，毫不粉饰而又饱含同情地展示了人民在抗战中所遭遇的深重苦难。对苦难的书写是如此的详尽真切，每一时段都各有其特点，无不穷形极相，而又以悲、愤、惨、惧贯穿其间。在这种书写既有广度更富有深度。《义海》不时强调，这是一场全民性的浩劫，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置身事外。而它对战争罪恶的控诉与对乱世中人的同情，并不仅仅停留在战争给人带来的人身伤害与财产损失这一层面，更深入到乱世中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义海》通过大量细节，深刻地挖掘与揭示了他们心中的压抑、恐怖、焦虑、无助，以“紧张——稍微放松——更迫切的紧张”的戏剧氛围变化，展现出中国人民在接踵而至，日益深重的苦难中，以蟑螂一般的忍耐力，一边适应又一边崩溃的心路历程。通过对抗战中全民所遭遇的深重苦难的真切书写，《义海》沉痛地控诉了战争的罪恶，对在战争中受苦的千万百姓表达了真诚的同情与殇挽。
《义海》的人道主义关怀还体现在，它一直拒绝将战争浪漫化，甚至是在有意消解这种浪漫化叙事：当猪笼里诸人听到国军击落敌军多架飞机，一起随着收音机唱《大刀进行曲》时，固然慷慨激昂，但下一幕，猪笼里中的女性久等出外参与战场救援行动的男性们未归，以为他们已经罹难，哭作一团，杨太太甚至想与儿子共赴黄泉时，收音机里依然播着《大刀进行曲》，这时曲子不仅毫无煽动性，更颇具反讽色彩。笔者并不认为创作者在否定爱国主义，甚至否定抗日，笔者认为，创作者通过这样的情节设置想要表达的恐怕是：创作者通过这样的情节设置想要表达的恐怕是：千万百姓在战争中罹受着的沉重苦难是最切实的，无法被空洞的宣传粉饰的。作品由此反对肤浅的战争罗曼蒂克，而呼唤对战争中人所受深重苦难的正视与关切。《义海》以拒绝将战争浪漫化的形式，体现其对乱世中人的务实而体谅的态度，它严肃而真诚地将对人，对生命的关切放置在应有的高度，由此高扬人道主义。
必须提及的是，《义海》对人道主义的强调，绝非在鼓吹麻木顺从。事实上，《义海》中的爱国主义与人道主义内在地关联着。一方面，在一定意义上，《义海》越在书写中灌注人道主义关怀，爱国者的形象就越高大。作品真切细致地呈现了日寇统治的残酷与战争年代百姓生活的艰难，对人们无奈地屈从也表示谅解，这恰恰使爱国行为的不易与凶险被充分凸显，从而提升了《义海》中表现的爱国行为的艺术震撼力：当郑九妹、刘醒为代表的众人作出真正有成效的爱国行为，保全百姓、帮助军队、甚至智杀敌将时，人们只会更感佩其忠肝义胆、智勇双全。另外一方面，《义海》中众人的爱国热情或从无到有，或从幼稚空泛到深刻切实的过程，也正是作品尝试以人道主义阐释爱国主义的过程。一方面，如上文所言，这场浩劫是全民的浩劫，连年战争让人们意识到，自私也未必能自保，一味屈从未更必能苟活。另一方面，在自己与亲朋好友所遭受的痛苦与屈辱中，在生活的艰辛不易中，人们真更深切地体会到了热爱国家的现实意义：在异国统治下，本国人切身体会到不公的非人的待遇，切身体会到往日并非理想但起码相对平静的生活一去不复返，这些切身体会使他们的爱国热情与反抗意识直抵灵魂深处。《义海》由此以人道主义阐释爱国主义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使《义海》中的爱国主义更为读者所深刻认同。
《义海》中富有人道主义关怀的书写，事实上使爱国者的形象更为高大，而本作又尝试以人道主义诠释爱国主义，又使《义海》中的爱国主义更为读者所深刻认同。《义海》中的人道主义与爱国主义不仅并不矛盾，人道主义增添了爱国主义的光彩。
《义海》沉痛地控诉了罪恶的战争，对战争中蒙受痛苦的千万百姓给予深切的同情。它以务实而体谅的态度关照乱世中人，拒绝对战争的浪漫化书写，还尝试以富有人道主义意味的书写凸显与阐释爱国主义，它满怀对生命的重视与对乱世中生灵的悲悯，地体现出一种诚挚凝重的人道主义情怀。这份人道主义情怀，以及显然与之密切关联的，对不义战争的沉痛悲愤，对历史的公允端敬，都是如此的难能可贵——毕竟2010年正处于“中国电视剧抗日题材过度娱乐化，罔顾公共理性的闹剧时代。”当观众看到这部灌注着人道主义情怀的电视剧时，他既会感到眼前一亮，更会饱含同情地迫不及待地关注那些让他们倍感亲切的剧中人物的命运。由此，《义海》这部在口碑上与商业上取得双重成功的电视剧，就以其独特的思想意蕴，对之后抗日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达敏.从启蒙人道主义到世俗人道主义——论新时期至新世纪人道主义文学思潮[J].文学评论.2009（5）.
[2]刘文欣.中国抗日题材电视剧异化根源分析[J].电影文学.2014（10）.
作者简介：黄海丹（1994—），男，籍贯：广东东莞人，河南大学2012级汉语言文学（师范）本科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