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旭，199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任职于新华社国内部，参与《新华每日电讯》的创办工作。2005年获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政治传播/国际公关学博士学位。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克朗凯特新闻学院战略媒体与公共关系助理教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政治传播学理论，国际公共关系战略与实践，危机公关，政府公关，“软实力”操作化研究，新媒体秩序与公众舆论研究等。主要学术专著有：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2007)；该书中文版《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先后在世界传播学顶尖学术刊物和研讨会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复旦大学国际公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我的中文名字，再普通不过。前几天，自己“谷歌”了一下“吴旭”这两个字，居然能搜罗出数十个散布在各行各业、履历形形色色、还都算有头有脸的同名同姓者。可若换成是汉语拼音标注的英文字母，这名字就突然显得有特色了。首先，简洁精练——Xu Wu——仅4个字母，几乎是你可能找到的最短的英文名字；而且还不包括那个重复使用的字母 “u”。每次讲“高级公共关系写作”课的时候，我都会自鸣得意地向学生们打趣，“克朗凯特新闻学院聘用我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名字体现了现代公关写作的基本原则：简洁、易记、有视觉冲击力。”再则，这个名字“Xu”，对于西方人来说超级难念。来美八年，能够准确念出我中文名字“旭”的发音的美国人，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把它读成“树”（近似于英文里“鞋”的发音——shoe）。每每自我介绍完，看着美国同事或朋友，象初次学用筷子夹花生米一般、费力而又小心翼翼地“树”、“顺”、“睡”，自己也就赶紧找个近似的发音，打住这个语音矫正训练了。
　　本来这都是小事。直到有一天，一个美国教授同事很认真严肃地问我，“shoe （旭），为什么你们出国的中国人都爱起个英文名字呢？用你们原来的名字不是很好吗？”“大概是为了让西方人叫起来方便吧？”我随意答道，心里暗想：您老先生的发音就太不给面子了。他或是不同意我的解释，或是想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继续追问，“如果美国人不会发音或读不准，你们可以教他们学呀！一次不行，两次，三次。这是你们的文字，你们的文化，很美很世界的东西，为什么不保留推广呢？”
　　仔细一想，还真是他说的那样。大凡赴美留学工作的中国学生、或是在国内跨国公司工作的中国人，都会给自己起个“入乡随俗”的英文名字，不是“艾丽丝·高”，就是“乔治·刘”；有的干脆来个“混血儿”名字组合，在中文名字里凭空再塞个英文“百家姓”进去，成了土洋结合的“张·乔治·三”或是“李·玛丽·四”。如果这是世界公例，那倒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可情况并不是这样。拿我们的邻居韩国、日本来说，绝大多数出国工作学习的韩国、日本学生，都会沿用自己同样拗口难读的名字，像“金旭勋”、“高桥凉子”等等；同样，来自东欧国家像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的留学生也都没有想过把自己的“诺维奇”、“柳宾卡”之类的姓名“盎格鲁·撒克逊化”。有的甚至把这种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符号的崇拜，上升到了一种“个性反叛”的高度。在美国生活，处处少不了签名付款；至少有两个韩国同学，就曾略带炫耀自豪地向我展示过他们在美国支票上的韩文签名。
　　对于那些移民国家来说，每个人名字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属性和族群符号，就显得更加突出和无法回避。每逢新学期开学，最让我头疼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进行的一项程序就是：课堂点名。我常教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是“公关战略与技巧”，这是门大课，一般都会有80多个公共关系专业本科的学生选修。花名册一打印出来，你就看吧：那简直就是个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名单。除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常见“美国名字”以外，西班牙语名字、法语名字、德语名字、日语名字、斯拉夫语名字，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绝对考验你的发音技巧和心理素质。有时候实在拿不准这音该怎么发，我就向学生们抱怨，“你们就没有叫约翰·史密斯的，让我省省事吗？”其实，不单我这个中国教授拿不准发音，就是土生土长的美国教授，碰到这些非英语名字时也都是连蒙带猜，一带而过。当然，学生们也都对老师的蹩脚发音习以为常。除了有人举手纠正外，基本上都是脸带微笑，不介意地说，“嗯，差不多”（Yeah, Close）。有一次，实在被这些拗口的名字搞得为难，我就语带挑衅地对下面的学生说，“只要你们能准确无误地读出我的名字，我就能读出你们的名字。”于是乎，底下一片“树”、“顺”、“谁”的艰难尝试。最有趣的是这个学期期末，有个学生写了封电子邮件找我要分，她的理由冠冕堂皇，“因为我是唯一一个可以准确读出您名字的学生！”
　　不难看出，对于自己传统文化符号的自豪和坚守，是一个跨民族的普遍现象。它也从侧面反映出在跨国交往、对外传播过程中，小至个人、大至国家的文化自信力和民族潜意识等深层问题。对于“中国人取英文名”这一现象，很多人会自然联系到“崇洋媚外”、“数典忘祖”、“全盘西化”等激愤的说法，进而指责这是现今中国人丢失文化尊严、民族气节的表现。本来嘛，不要说名字称呼了，现在是穿着要讲究西装革履，吃饭要西餐洋酒，住所要“欧陆经典”，更有甚者，现今的中国人已经把本属“舶来品”的“情人节”、“愚人节”、“圣诞节”过得比西方还西方了。虽然也有中国古典文化、礼仪、传统的部分回归复兴，但在二三十年市场商业化大潮的推涌下，不过是泛起的些许浪花罢了。与之相比，韩国、日本那种执着得近乎迂腐的文化固守主义，倒显得有点让人肃然起敬了。前一阵子，韩国将首都的中文译名强硬地由“汉城”改为“首尔”，颇激起了很多中国人的不满和不解。但细想想，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倒是和一个国家国民的个人抉择，息息相关而又如出一辙。
　　取个英文名，还是延用自己中文名字的译音，对于很多将要出国学习工作的国人来说，这确实是个很实际的问题。特别是像姓“何”，姓“尤”，姓“佘”，姓“胡”的朋友，转到英语的拼音名字后就变成了容易产生误解、甚至是尴尬搞笑的“He”，“You”，“She”，和“Hu (Who?)”，就更是多了一层麻烦。麻烦归麻烦，但名字本身所包含和传递的文化信息，却往往是最细微深刻，而又最具影响和穿透力的。
　　在跨文化交往中，是融入还是拒绝，是坚守还是放弃，作出任何一种抉择，都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和实力。当然，更关键的要看，坚守的是什么，放弃的又是什么。中国人在出国改名字之前，不妨先想一想：老外们到底领不领这个情？这就仿佛，英国球星大卫·贝克汉姆把自己的名字换成个中文的“白汉达”，或者是世界泳坛奇才麦克·菲尔普斯非要给自己取个中文名字叫“范普思”，不仅他们不知所云，我们自己听着也别扭。特别是在美国，本来就是个建立在移民基础上的“合众国”，多样性恰恰是常态；而从文化意义上讲，特立独行在这里就是循规蹈矩。与其搞个不伦不类的土洋结合，不如奉献出原汁原味，让施者和受者都觉得舒服自然。而且，从大的层面看，中华文明的复兴和现代中国的重新崛起，最终的成功标志恰恰是民族心态的成熟和文化自信的复归。从孔子学院的遍地开花到渗透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魅力攻势”，从北京奥运会掀开的巨大文化图卷，到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图景，都试图在传达一个清晰一贯的中国符号和中国概念。名字虽小，个人之力虽微，但每个出国的国人无疑都是没有官衔的中国“文化大使”，而那短短两三个字的名字就像是打开中国文化之门的“广告引领辞”。更何况，中文本来就是联合国指定的官方语言之一，而汉语拼音的广泛采用，已经方便了中国与其他字母语言国家之间的正常交流与沟通。剩下的，似乎就是那份文化自信力与教授老外如何发音的耐心了。
　　当然，对于那些长期在异国他乡艰苦打拼，并定居生活了几代、甚至几十代的海外华人来说，关于名字的问题又不是简单的道德责难所能涵盖的了。这里有文化的原因，更有历史的原因。百多年来，中国国力的起伏消长，直接对应着海外华人腰板的挺直度和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能见度。在国力衰败时，数千万海外华人以随遇而安、入乡随俗为处世安身之道，虽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但都能安身立命，融入当地的背景色中，并顽强而又不显山露水地散射着中华文化之光。当中国强大繁荣时，中华文明以其深厚积淀和旺盛生命力，以令西人吃惊艳羡的活力魅力，重又迸发勃勃生机。至今，很多已经完全“美国化”或“欧洲化”的华人移民后代，虽然中文已经不会讲，但都有个地地道道的中文名字，并能工工整整地把名字写出来。从中文名字在海外华人文化圈的起伏迁演中，不难梳理出一条近现代中国在世界版图上跌宕沉浮的历史轨迹。
　　莎士比亚曾经问过那个著名的问题，“名字里到底有什么呢？”是呀，从小处看，每个人的名字，不过是社会生活中一个便利沟通交往的指代符号罢了；可从大处看，名字背后又隐含着出身、教养、学识、甚至是文化历史传承、民族集体自信力等等挥之不去的深刻元素。信奉精通命性之学的人士，甚至能从这两三个字的名字中，揣摩预测名字所有者前世来生的轨迹。孔老夫子有言在先，“必也正名乎？”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可问题是，有时候即便名字“正”了，这言还是“顺”不起来。别人不管，我自己看来还要继续“树”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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