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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学术界，如今法学家的身影也闪现在从人大到政府的许多部门
不久前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笔墨浓重地以“中国的新革命”为封面文章，聚焦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以期全方位描述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叙述新一代中国官员的文章里，《时代》把目光投向子那些以前曾经是法学教授的官员们。
事实上，在中国各级人大，在党和政府的各个机构，都闪现着越来越多的法学家身影。《时代》周刊这样描述他们中的一些人：“能说一口无可挑剔的英语，态度和蔼亲切。”
这些新型官员的出现，使人们把他们与中国正着力建设的“民主法治社会”联系了起来。
孙潮与“公共政府”
被《时代》周刊称为“执教于耶鲁大学、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宪法学家”就是上海徐汇区区长、华东政法学院立法研究所所长孙潮。
1999年孙潮走进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成为第一个专职委员。对立法技术和立法程序的精通，无疑使得他在新岗位上游刃有余。五年备受好评的人大专职委员任职期满后，2003年，孙潮就任徐汇区区长。
从讲坛到政坛，法学家印记烙在了孙潮的施政方略上。在徐汇区政府网站上，孙潮的留言直述自己的执政思路：“我们提出了建设‘透明、高效、职业化’的公共政府的目标理念，旨在改变政府工作中那些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习惯思维。”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胡伟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公共政府”是孙潮区长的一个创意，虽然从学理上说政府本来就应该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但问题在于我们一些政府恰恰就缺乏“公共性”，所以“公共政府”的提出是很有针对性的，实际上就是政府如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的问题。
理论上讲这并不新鲜，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型的官员，孙潮将此理念贯彻进施政纲领中，意义就不同了。
按照孙潮自己的解析，政府应成为“阳光下的政府”，成为时时刻刻接受人民监督的政府。根据《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政府公报和媒体等，向社会公开政府的行政信息，使政府行政行为进一步走向公平、公正、公开。
目前，徐汇区政府所有的信息、规定全部都可以在区政府网上查到，“我们的财政、编制是公开的，对个人的审计报告包括对我的审计报告都是公开的。”孙潮说。
徐汇区一位工作人员评价孙潮“因为学术背景的缘故，特别强调程序”。在孙潮看来，程序讲究的是合法，追求的是合法有序。推进政府工作流程再造后，新流程被打造成一条流水线，一旦启动，就开始高效运转。
带博士生的“议员”
周一一大早上班，丁伟推开大剧院旧式洋楼里办公室的房门，书桌上的文件已经堆得老高。这里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办公地。
丁伟才坐定，一位法学专业的博士生就赶来了，向老师请教问题。作为人大主管立法的副主任，丁伟还有另一个身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经济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丁伟有着一份沉甸甸的履历。跻身于上海十大优秀法学家的他，1997年就受聘担任澳门政府法律翻译办公室首席中国法律专家，多年来直接从事澳门法律本地化工作。而后他又担任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委员会仲裁员。
2002年，丁伟进入上海市教委，成为主管全市教学的教学秘书长。2003年丁伟当选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人大法制委办公室主任邬立群评价，丁伟因为有着理论研究背景，对立法工作能很快适应，“立法是各种利益的平衡，矛盾利益冲突中，他能够深入阐述自己法律方面的观点，并使之得到大家的认同。”
从学法、教法、研究法、用法，直到立法，丁伟的经历跨越了法律在整个国家和社会中的全过程。
丁伟说，在法学领域中，立法、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之间是相互交融的，立法工作积累的经验对不断深化理论研究、丰富法学教学内容有帮助。法律其实是对社会多种关系的协调和约束，立法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很多法律关系对应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过去我国的这几个环节都是相互脱节的，现在灵活的人才任用机制，扩大了法律人才的人生舞台，更丰富于法学家的法律实践。”丁伟说。
社科院走出的政坛新星
“很多人把我当作法学界从学者到官员角色转换的一个成功例子。”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原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党委书记信春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她用一贯委婉而低调的语气表示自己对此不打算多说什么，“做被人评说的对象吧。”
今年48岁的信舂鹰，身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研究生学位制度后第一位女法学硕士，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她是内蒙古通辽人，1973年到农村插队，1975年10月被推荐到吉林大学法律系学习。1978年应届毕业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法学系研究法理学，是当年研究生院最年轻的学员。1981年，她获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在法学所工作。
1993年，信春鹰被评为研究员，成为当年中国社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1995年被任命为法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兼任《政治学研究》主编。从此开始了政治学研究，为之后的从政道路奠定了基础。
她没有径直通往著作等身的学者道路。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一届常委会委员名单，信春鹰和其他18名备受瞩目的“特别常委”走上前台。其后，信春鹰担任了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事实上，之前，法学家也有在人大中担任职务的。德高望重的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法学家江平就曾出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但两者角色已有根本不同，江平一直是个学者，而信春鹰已完成了从学者到高级立法者的角色转变，代表了法学家从政的潮流。”信春鹰的同事、法学家范亚峰评论说。
信春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其实我一直还是从事法律工作，只不过之前有过这个知识储备。本身并没有觉得有多大的转变。”
也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信春鹰的路径是法学家与政治家两种职业使命的更好结合。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信春鹰是法律精神和公共利益的实践者。比起一些担任行政部门首长的法学家来，她更接近法律人的本色形象。”
“神秘”的保密局长
6月7日，在国务院公布的人事任免名单中，著名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夏勇被任命为国家保密局局长。
作为国家要害部门的“掌门”，夏勇的背景一度让海外媒体猜测“其在中共高层的作用不可小觑”。
1978年夏勇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当时 叫西南政法学院)，大学毕业后当过助教、讲师，之后在西南政法读了硕士，在北京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做过访问学者。
在北大学习期间，夏勇师从著名法学家陈守一，并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在纪念陈守一教授的文章《忆陈老，念北大》中，夏勇写道：
“那时候，我的生活是相当单调的，除了图书馆和宿舍，我常去的地方就是后湖，在那里散步，思考。三年的时间，我完成了《人权概念起源》一书，很多老师和朋友都惊诧我竟然查阅了那么多的资料。其实，正是这份平静契合了我的心路历程，才促成了它的诞生，而这种平静的心态也深深影响了我日后的研究和生活。”
夏勇的朋友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注重实践的学者，从他的学术研究可以看出来。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做基层调查，他对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推进基层的依法治理提出了许多建议，他的治学方法很有特点。”
夏勇曾提出过“新民本说”，即以民权的程序法则，来成全传统的民本。关于法治的基本原则，夏勇提出：法律必须普遍，必须公布，必须可预期，必须明确，必须无内在矛盾，必须可循，必须确定，政府必须在法律之下，司法必须有权威，司法必须公正。
2000年9月，时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的夏勇作为主讲人，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部部长作了“西部开发与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法治保障”的讲座。
2003年3月1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名单中出现了夏勇的名字。
2004年2月，新华社发表夏勇《“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的署名文章后，香港《文汇报》社评认为，以新华社的名义播发这位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专论“一国”与“两制”关系的文章，不能简单地看成一般专家的意见。文章的发表方式和文章本身所带出的信息，都值得香港社会重视。
得知夏勇出任保密局局长一职，与之有同窗之谊的贺卫方评价：“夏勇在权利问题和人权保障问题上，有比较深刻的思考。这种观念如果能够通过他在政府内部这样一个系统的工作得以实现，影响政府的决策，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奥组委的法学家
与校友夏勇相比，现为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法律事务部部长的武树臣则更显低调。
和共和国同龄的武树臣，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后留校任教，先后被评为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于1992年至1997年任系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与教学工作。
1997年，尉健行兼任北京市委书记时，政法委正好有几个空缺，尉健行对北京市委组织部提出要求，不要在圈子里选干部，要到学术界和教育单位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武树臣回忆起那时的事情，还记忆犹新，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那时候要选一个47岁到50岁之间的共产党员，有管理经验，最好是教授、博导。组织部的同志还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那两所大学有两位教授的年龄不太合适，所以我就幸运地人围了。”
1997年4月15日，北京市十届人大第36次常委会会议决定武树臣担任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从事民事审判工作。
“武院长给人的感觉是思维很清晰，办事很果断，但为人很低调。”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同事评价说。
武树臣讲到，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学校学习和研究的领域都是历史，在实践中遇到的东西和理论中所向往的，会有一些差距，但是他并不觉得遗憾。
一般人变换了工作环境，可能会感到有些不适应，但是武树臣自信地说：“我是个农民，过去在农村插队干过很多年，我很了解中国国情，了解中国的生存发展。到北大之后，我也不觉得到了书斋自己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常委会的任命下来之后，我第二天就去上班了。”
武树臣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一直对判例制度很感兴趣，因此来到二中院工作可以让他更深入地了解社会现实，“我想知道现实生活中判例制度是怎样的，我很高兴这和我的研究有关系。”
在二中院工作之后，武树臣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近两年，他每年都会出版三本书，2004年，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了武树臣所著的《判例制度研究》。
武树臣说：“学者当法院院长有优势也有劣势，毕竟不是从书记员到助审员到审判员再到副庭长、庭长，这么上来的，有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所以还要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要更努力。”
2005年5月中旬，武树臣被调到奥组委，任法律事务部部长。被问及为何调换工作，他说：“我从不主动选择自己的工作岗位，我是个老党员，一切服从组织分配。”
不久前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笔墨浓重地以“中国的新革命”为封面文章，聚焦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以期全方位描述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叙述新一代中国官员的文章里，《时代》把目光投向子那些以前曾经是法学教授的官员们。
事实上，在中国各级人大，在党和政府的各个机构，都闪现着越来越多的法学家身影。《时代》周刊这样描述他们中的一些人：“能说一口无可挑剔的英语，态度和蔼亲切。”
这些新型官员的出现，使人们把他们与中国正着力建设的“民主法治社会”联系了起来。
孙潮与“公共政府”
被《时代》周刊称为“执教于耶鲁大学、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宪法学家”就是上海徐汇区区长、华东政法学院立法研究所所长孙潮。
1999年孙潮走进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成为第一个专职委员。对立法技术和立法程序的精通，无疑使得他在新岗位上游刃有余。五年备受好评的人大专职委员任职期满后，2003年，孙潮就任徐汇区区长。
从讲坛到政坛，法学家印记烙在了孙潮的施政方略上。在徐汇区政府网站上，孙潮的留言直述自己的执政思路：“我们提出了建设‘透明、高效、职业化’的公共政府的目标理念，旨在改变政府工作中那些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习惯思维。”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胡伟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公共政府”是孙潮区长的一个创意，虽然从学理上说政府本来就应该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但问题在于我们一些政府恰恰就缺乏“公共性”，所以“公共政府”的提出是很有针对性的，实际上就是政府如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的问题。
理论上讲这并不新鲜，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型的官员，孙潮将此理念贯彻进施政纲领中，意义就不同了。
按照孙潮自己的解析，政府应成为“阳光下的政府”，成为时时刻刻接受人民监督的政府。根据《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政府公报和媒体等，向社会公开政府的行政信息，使政府行政行为进一步走向公平、公正、公开。
目前，徐汇区政府所有的信息、规定全部都可以在区政府网上查到，“我们的财政、编制是公开的，对个人的审计报告包括对我的审计报告都是公开的。”孙潮说。
徐汇区一位工作人员评价孙潮“因为学术背景的缘故，特别强调程序”。在孙潮看来，程序讲究的是合法，追求的是合法有序。推进政府工作流程再造后，新流程被打造成一条流水线，一旦启动，就开始高效运转。
带博士生的“议员”
周一一大早上班，丁伟推开大剧院旧式洋楼里办公室的房门，书桌上的文件已经堆得老高。这里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办公地。
丁伟才坐定，一位法学专业的博士生就赶来了，向老师请教问题。作为人大主管立法的副主任，丁伟还有另一个身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经济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丁伟有着一份沉甸甸的履历。跻身于上海十大优秀法学家的他，1997年就受聘担任澳门政府法律翻译办公室首席中国法律专家，多年来直接从事澳门法律本地化工作。而后他又担任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委员会仲裁员。
2002年，丁伟进入上海市教委，成为主管全市教学的教学秘书长。2003年丁伟当选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人大法制委办公室主任邬立群评价，丁伟因为有着理论研究背景，对立法工作能很快适应，“立法是各种利益的平衡，矛盾利益冲突中，他能够深入阐述自己法律方面的观点，并使之得到大家的认同。”
从学法、教法、研究法、用法，直到立法，丁伟的经历跨越了法律在整个国家和社会中的全过程。
丁伟说，在法学领域中，立法、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之间是相互交融的，立法工作积累的经验对不断深化理论研究、丰富法学教学内容有帮助。法律其实是对社会多种关系的协调和约束，立法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很多法律关系对应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过去我国的这几个环节都是相互脱节的，现在灵活的人才任用机制，扩大了法律人才的人生舞台，更丰富于法学家的法律实践。”丁伟说。
社科院走出的政坛新星
“很多人把我当作法学界从学者到官员角色转换的一个成功例子。”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原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党委书记信春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她用一贯委婉而低调的语气表示自己对此不打算多说什么，“做被人评说的对象吧。”
今年48岁的信舂鹰，身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研究生学位制度后第一位女法学硕士，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她是内蒙古通辽人，1973年到农村插队，1975年10月被推荐到吉林大学法律系学习。1978年应届毕业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法学系研究法理学，是当年研究生院最年轻的学员。1981年，她获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在法学所工作。
1993年，信春鹰被评为研究员，成为当年中国社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1995年被任命为法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兼任《政治学研究》主编。从此开始了政治学研究，为之后的从政道路奠定了基础。
她没有径直通往著作等身的学者道路。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一届常委会委员名单，信春鹰和其他18名备受瞩目的“特别常委”走上前台。其后，信春鹰担任了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事实上，之前，法学家也有在人大中担任职务的。德高望重的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法学家江平就曾出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但两者角色已有根本不同，江平一直是个学者，而信春鹰已完成了从学者到高级立法者的角色转变，代表了法学家从政的潮流。”信春鹰的同事、法学家范亚峰评论说。
信春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其实我一直还是从事法律工作，只不过之前有过这个知识储备。本身并没有觉得有多大的转变。”
也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信春鹰的路径是法学家与政治家两种职业使命的更好结合。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信春鹰是法律精神和公共利益的实践者。比起一些担任行政部门首长的法学家来，她更接近法律人的本色形象。”
“神秘”的保密局长
6月7日，在国务院公布的人事任免名单中，著名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夏勇被任命为国家保密局局长。
作为国家要害部门的“掌门”，夏勇的背景一度让海外媒体猜测“其在中共高层的作用不可小觑”。
1978年夏勇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当时 叫西南政法学院)，大学毕业后当过助教、讲师，之后在西南政法读了硕士，在北京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做过访问学者。
在北大学习期间，夏勇师从著名法学家陈守一，并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在纪念陈守一教授的文章《忆陈老，念北大》中，夏勇写道：
“那时候，我的生活是相当单调的，除了图书馆和宿舍，我常去的地方就是后湖，在那里散步，思考。三年的时间，我完成了《人权概念起源》一书，很多老师和朋友都惊诧我竟然查阅了那么多的资料。其实，正是这份平静契合了我的心路历程，才促成了它的诞生，而这种平静的心态也深深影响了我日后的研究和生活。”
夏勇的朋友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注重实践的学者，从他的学术研究可以看出来。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做基层调查，他对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推进基层的依法治理提出了许多建议，他的治学方法很有特点。”
夏勇曾提出过“新民本说”，即以民权的程序法则，来成全传统的民本。关于法治的基本原则，夏勇提出：法律必须普遍，必须公布，必须可预期，必须明确，必须无内在矛盾，必须可循，必须确定，政府必须在法律之下，司法必须有权威，司法必须公正。
2000年9月，时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的夏勇作为主讲人，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部部长作了“西部开发与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法治保障”的讲座。
2003年3月1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名单中出现了夏勇的名字。
2004年2月，新华社发表夏勇《“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的署名文章后，香港《文汇报》社评认为，以新华社的名义播发这位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专论“一国”与“两制”关系的文章，不能简单地看成一般专家的意见。文章的发表方式和文章本身所带出的信息，都值得香港社会重视。
得知夏勇出任保密局局长一职，与之有同窗之谊的贺卫方评价：“夏勇在权利问题和人权保障问题上，有比较深刻的思考。这种观念如果能够通过他在政府内部这样一个系统的工作得以实现，影响政府的决策，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奥组委的法学家
与校友夏勇相比，现为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法律事务部部长的武树臣则更显低调。
和共和国同龄的武树臣，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后留校任教，先后被评为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于1992年至1997年任系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与教学工作。
1997年，尉健行兼任北京市委书记时，政法委正好有几个空缺，尉健行对北京市委组织部提出要求，不要在圈子里选干部，要到学术界和教育单位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武树臣回忆起那时的事情，还记忆犹新，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那时候要选一个47岁到50岁之间的共产党员，有管理经验，最好是教授、博导。组织部的同志还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那两所大学有两位教授的年龄不太合适，所以我就幸运地人围了。”
1997年4月15日，北京市十届人大第36次常委会会议决定武树臣担任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从事民事审判工作。
“武院长给人的感觉是思维很清晰，办事很果断，但为人很低调。”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同事评价说。
武树臣讲到，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学校学习和研究的领域都是历史，在实践中遇到的东西和理论中所向往的，会有一些差距，但是他并不觉得遗憾。
一般人变换了工作环境，可能会感到有些不适应，但是武树臣自信地说：“我是个农民，过去在农村插队干过很多年，我很了解中国国情，了解中国的生存发展。到北大之后，我也不觉得到了书斋自己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常委会的任命下来之后，我第二天就去上班了。”
武树臣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一直对判例制度很感兴趣，因此来到二中院工作可以让他更深入地了解社会现实，“我想知道现实生活中判例制度是怎样的，我很高兴这和我的研究有关系。”
在二中院工作之后，武树臣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近两年，他每年都会出版三本书，2004年，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了武树臣所著的《判例制度研究》。
武树臣说：“学者当法院院长有优势也有劣势，毕竟不是从书记员到助审员到审判员再到副庭长、庭长，这么上来的，有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所以还要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要更努力。”
2005年5月中旬，武树臣被调到奥组委，任法律事务部部长。被问及为何调换工作，他说：“我从不主动选择自己的工作岗位，我是个老党员，一切服从组织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