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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即和谐”，和谐指事物协调地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和谐” 是美学理论与实践中最重要的一个范畴，也是在美学史上最早涉及的一个范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和谐的理念。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谐” ，本文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发现，中西和谐观既有相同之处，更有着文化特质上的差别。
关键词： 中西和谐观 差异 共同点
西方美学最早的阐述者当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该学派在历史上首次自问自答了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什么是最美的？——和谐。”［１］这就明确提出了“美即和谐”的思想，那么什么是“和谐”呢？和谐(Harmony)指事物协调地生存与发展的状态。从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类的角度来看，和谐包括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和谐的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和谐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但由于中西方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它们之间也有一些不同之处。
一、中西和谐观的差异
（一）中西和谐观不同的起源
中国古代哲学表示“和谐”观念的范畴是“和”。对于“和”字历代都有很多解释，但就其本义而言，人们一般采用许慎的说法，认为“和”是个形声字，指人声附和、响应。高华平认为，“和”乃“和谐”，它是中国音乐史上音程学的概念，因中国古代最早的乐器可能是吹奏乐器，故汉语“和”字从“口”。《管子》、《吕氏春秋》、《礼记》、《史记》等书都有远古传说时代我国先民用吹奏乐器定乐律的记载;现代田野考古也发现了我国原始社会的陶埙和商代的骨笛，都具有很高的音乐水平，故“三分损益”的乐律原理在我国春秋时代已得到普遍运用。这些都说明中国古代“和谐”的本义也应始于音乐——具体为吹奏乐器上的音程学原理。但是由于文化和历史等背景的不同，中国对音乐的认识使中国的音乐有了政治功能，并且用模糊的风和气来说明。
西方文化的和谐也是从音乐的和谐开始，但是它更侧重从科学的角度看待和谐，认为和谐即为数的和谐，和谐的本质在于数的和谐。因此，西方的和谐是用明晰的数来表示，西方的音乐具有科学的性格。
（二）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
中国古代“中和”美学建立在综合、整体的理论思维方式与重情重感悟的艺术思维方式基础之上。“中和”是众多因素对立的统一，可概括为阴阳统一，刚柔统一。这种统一，不是那种部分与部分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统一，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感统一。对中和之美的阐释，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以感悟、综合的方式进行的。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美是本于自然无为的大地之“大美”，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没有人工雕琢痕迹的自足的朴素自然之美。这种对美的品评，显然是一种综合感悟式的评断。
西方“和谐”美学建立在辩证分析、二元对立的理性思维方式之上。古希腊哲学的基本范畴由一对对矛盾组成，如一和多、静和动、本质和现象、必然和偶然、永恒和变化、存在和生成、原因和结果、纯粹和杂多、理智和感觉、形式和质料等，解决矛盾的途径是辩证法。建立在这种哲学观上的古希腊“和谐”美学偏重在比例、调和、均衡、对称以至“黄金分割率”等事物形体关系，采用辩证、分析、理性的思维方式。
（三）不同的建构方式
中国人是一种综合感悟式的思维方式，所以虽然对中和之美的评点和阐释在各种文章典籍中并不少见，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都对之有名言警句式的体悟式品评，但由于缺乏理性逻辑的分析，而不能将这种感受和体认作系统、严密的说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西方民族采用一种辩证的、分析的理性思维方式，擅长于逻辑分析，故古希腊“和谐”美学有比较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如柏拉图的“理念说”，亚里士多德的“有机整体说”。
二、中西和谐观共同点
虽然中国古代“中和”美学与西方“和谐”美学有众多相异之处，但是并非毫无共同点。
中西方都是从从哲学的观点辨证看问题，认为“和谐”原本就是一个差别概念，没有差别，就无所谓和谐，纯粹的“无差别境界”是不存在的。中国古代哲学向来辩证地看“和谐”，《国语·郑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文解字》对“和”的解释是“相应也”。在古人看来，“和谐”就是一个差别概念，它强调的是矛盾的双方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中相互适应，形成相辅相成的均衡状态。多元、差异、矛盾、斗争是“和谐”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中正、中和、和合、均衡、协调是“和谐”的基本精神。没有差别和矛盾，“和谐”就无从谈起。
西方哲人同样辩证地看和谐。最早提出和谐概念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在寻找美的规律时，古希腊人最早提出美学史上最著名的论断——“和谐为美”，认为美存在于不同要素按照一定规律构成的统一体中。美不仅不排斥差异，而且视差异的内在和谐为美。社会和谐是自然美向社会领域的延伸，毕达哥拉斯说：“一定要公正，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是最大的恶。”此后的思想家对公正和谐的理解，大体上承袭了这个观点。西方政治哲学家对“社会和谐”的论述，都是从当时社会的不和谐，即从社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出发，寻找和设计用以求得社会和谐的理论观点。
总之，和谐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时代课题。古今中外的历代哲人对此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追求，形成了本质相同而又各具特色的和谐思想。虽然中西方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特点，造成中西方早期“和谐”观的差异，但中西方文化的上述不同特点，并不代表它们在价值上有高下之分，二者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期会通。
参考文献：
［１］礼记·乐记.
［２］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37.
［３］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译.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关键词： 中西和谐观 差异 共同点
西方美学最早的阐述者当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该学派在历史上首次自问自答了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什么是最美的？——和谐。”［１］这就明确提出了“美即和谐”的思想，那么什么是“和谐”呢？和谐(Harmony)指事物协调地生存与发展的状态。从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类的角度来看，和谐包括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和谐的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和谐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但由于中西方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它们之间也有一些不同之处。
一、中西和谐观的差异
（一）中西和谐观不同的起源
中国古代哲学表示“和谐”观念的范畴是“和”。对于“和”字历代都有很多解释，但就其本义而言，人们一般采用许慎的说法，认为“和”是个形声字，指人声附和、响应。高华平认为，“和”乃“和谐”，它是中国音乐史上音程学的概念，因中国古代最早的乐器可能是吹奏乐器，故汉语“和”字从“口”。《管子》、《吕氏春秋》、《礼记》、《史记》等书都有远古传说时代我国先民用吹奏乐器定乐律的记载;现代田野考古也发现了我国原始社会的陶埙和商代的骨笛，都具有很高的音乐水平，故“三分损益”的乐律原理在我国春秋时代已得到普遍运用。这些都说明中国古代“和谐”的本义也应始于音乐——具体为吹奏乐器上的音程学原理。但是由于文化和历史等背景的不同，中国对音乐的认识使中国的音乐有了政治功能，并且用模糊的风和气来说明。
西方文化的和谐也是从音乐的和谐开始，但是它更侧重从科学的角度看待和谐，认为和谐即为数的和谐，和谐的本质在于数的和谐。因此，西方的和谐是用明晰的数来表示，西方的音乐具有科学的性格。
（二）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
中国古代“中和”美学建立在综合、整体的理论思维方式与重情重感悟的艺术思维方式基础之上。“中和”是众多因素对立的统一，可概括为阴阳统一，刚柔统一。这种统一，不是那种部分与部分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统一，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感统一。对中和之美的阐释，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以感悟、综合的方式进行的。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美是本于自然无为的大地之“大美”，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没有人工雕琢痕迹的自足的朴素自然之美。这种对美的品评，显然是一种综合感悟式的评断。
西方“和谐”美学建立在辩证分析、二元对立的理性思维方式之上。古希腊哲学的基本范畴由一对对矛盾组成，如一和多、静和动、本质和现象、必然和偶然、永恒和变化、存在和生成、原因和结果、纯粹和杂多、理智和感觉、形式和质料等，解决矛盾的途径是辩证法。建立在这种哲学观上的古希腊“和谐”美学偏重在比例、调和、均衡、对称以至“黄金分割率”等事物形体关系，采用辩证、分析、理性的思维方式。
（三）不同的建构方式
中国人是一种综合感悟式的思维方式，所以虽然对中和之美的评点和阐释在各种文章典籍中并不少见，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都对之有名言警句式的体悟式品评，但由于缺乏理性逻辑的分析，而不能将这种感受和体认作系统、严密的说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西方民族采用一种辩证的、分析的理性思维方式，擅长于逻辑分析，故古希腊“和谐”美学有比较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如柏拉图的“理念说”，亚里士多德的“有机整体说”。
二、中西和谐观共同点
虽然中国古代“中和”美学与西方“和谐”美学有众多相异之处，但是并非毫无共同点。
中西方都是从从哲学的观点辨证看问题，认为“和谐”原本就是一个差别概念，没有差别，就无所谓和谐，纯粹的“无差别境界”是不存在的。中国古代哲学向来辩证地看“和谐”，《国语·郑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文解字》对“和”的解释是“相应也”。在古人看来，“和谐”就是一个差别概念，它强调的是矛盾的双方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中相互适应，形成相辅相成的均衡状态。多元、差异、矛盾、斗争是“和谐”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中正、中和、和合、均衡、协调是“和谐”的基本精神。没有差别和矛盾，“和谐”就无从谈起。
西方哲人同样辩证地看和谐。最早提出和谐概念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在寻找美的规律时，古希腊人最早提出美学史上最著名的论断——“和谐为美”，认为美存在于不同要素按照一定规律构成的统一体中。美不仅不排斥差异，而且视差异的内在和谐为美。社会和谐是自然美向社会领域的延伸，毕达哥拉斯说：“一定要公正，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是最大的恶。”此后的思想家对公正和谐的理解，大体上承袭了这个观点。西方政治哲学家对“社会和谐”的论述，都是从当时社会的不和谐，即从社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出发，寻找和设计用以求得社会和谐的理论观点。
总之，和谐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时代课题。古今中外的历代哲人对此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追求，形成了本质相同而又各具特色的和谐思想。虽然中西方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特点，造成中西方早期“和谐”观的差异，但中西方文化的上述不同特点，并不代表它们在价值上有高下之分，二者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期会通。
参考文献：
［１］礼记·乐记.
［２］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37.
［３］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译.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