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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世界对“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还不十分了解。1984年12月，主要收录邓小平1976年以后一些带方向性、政策性讲话的《邓小平文集》英文版首次在国外出版，为外国人重新认识中国提供新的视角。邓小平在文集序言中所说的一段平和而又真诚的话——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也成为伟人感动世界的经典语录。然而不为人所知的是出版此书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波折不断。本文口述者周尔鎏先生当年是我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曾为《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出版事宜与英国出版商多次沟通，最终促成此书顺利出版。
1984年12月6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集》作为世界领袖丛书之一，在英国伦敦由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首印1万册，在世界各国引起巨大反响。由于受欢迎程度颇高，之后又重印2万册。“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之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的正义事业。”这是邓小平在英文版《邓小平文集》序言中激情洋溢的一段话。
《邓小平文集》英文版首次在国外出版，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特别是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窗口。其实，《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的出版历经4年之久，其间波折不断。英文版出版之前的一些内幕往事迄今鲜为人知。
国内通知尽快促成发行英文版
《邓小平文集》
1980年至1984年底，我由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习惯简称对外文委）派驻英国大使馆担任文化参赞，后来该机构曾经被合并到文化部，当时的部长是黄镇。对外文委和外交部同是部级单位，使馆中的大使和政务参赞由外交部派遣，我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由对外文委派出的文化参赞，主要处理和文化交流有关的一切事务。那时候吴作人、吴祖强、戴爱莲、谢晋、吴贻弓、萧乾、谭抒真、费孝通和林默涵等著名文化界人士访英之行都是我和夫人王章丽经办的。我还曾受周总理的生前嘱托，且同金山合作设法寻找到曾长期在海外的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女儿周采芹并妥善安排她回到中国。
在英国时，有一次大使馆党委开会，传达国内指示，要出《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大使和其他同志都认为这事意义非常重大，但是任务相当艰巨，怕搞砸了，而且使馆同志大多数人觉得英国没有合适的出版商，讨论下来决定回复国内请另外想办法。
我也参加了会议，但我的意见和他们有所不同。虽然这不是我文化参赞的份内事，可我觉得出《邓小平文集》英文版虽然任务重大，但是很有必要，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门刚刚启开不久，世界亟须倾听中国的声音。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导者，是总设计师，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对外交往也迈开了步子。出他的文集可以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
还有就是我对邓小平也很有感情，而且这感情由来已久。我在第二野战军政大学读书时，邓小平是政委，刘伯承是司令员。二野的任务是解放大西南与其他野战军相互配合最后解放全中国。二野军大的战士中有许多人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出身地主家庭，邓小平针对这一情况还专门来给我们上过党课。他说：参加革命要过三关，就是军事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这次讲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可以说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因为二野军政大学结业后，我本来有机会被分配到刘、邓等首长身边当机要员，也正是听了邓小平的讲课，我主动申请下基层以便更好地锻炼自己。那时候我是总理亲属的身份没有暴露，谁都不知道我和总理的关系。所以，我1949年先到武汉和第四野战军汇合，之后参加解放重庆，然后又主动从地方下乡工作队干起。1954年我考取南开大学读书时，总理还和我说起这件事，问我：你们的邓政委当时是怎么和你们说要过社会主义关的？还对我说：你们的政委是善于打上党战役等战略仗的一位领导。
所以，我内心是非常希望《邓小平文集》能在国外顺利出版的。
第一次见面出版商敷衍了事
使馆会议后不久我回国，先向部长黄镇汇报了工作，然后到有关单位去联系工作。在国家出版局，我碰到了周水玉处长，她以前是我在对外文委工作时的同事。她见了我很高兴，告诉我正在为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的事情发愁，出版商罗伯特·马克斯维尔先生很难打交道，希望我能给她出出主意并提供协助。她是后来具体经办出版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如果不是因为她和我说起出版过程中的种种难处，我可能就不会和这件事有多少关联。
周水玉向所属单位领导汇报了我的情况，当时的国家出版局局长宋木文接见了我，说了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的重要性和碰到的难题，表示深切希望我本人能帮忙解决。我那时才知道，国内其实已经和马克斯维尔先生接触联系过，他同意并要求出版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文史资料。他本人为此也来过中国，国内有关方面考虑到邓颖超当时已年迈，曾经表示不便去麻烦她老人家，只给了他邓小平的有关部分材料。但他取走邓小平的材料后却一拖再拖，甚至说材料丢失了。国内对此很不满意，但鞭长莫及，便要使馆努力促进这件事。
我由上述情况知道国内在出版英文版《邓小平文集》这件事上很犯难。回英国后，我打听并了解到培格曼出版公司和公司总经理罗伯特·马克斯维尔先生的一些情况。马克斯维尔1923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父母都是犹太人，在二战中没能逃脱纳粹的魔掌。二战后，马克斯维尔独自来到英国，改名换姓生存下来。虽然他只读过三年书，但他天资聪明，通过努力成为英国资产超过亿万的报业巨子，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亿万富翁。他旗下的《每日镜报》、《伦敦每日新闻报》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报纸。马克斯维尔是个非常成功的大企业家，据说脾气古怪，是个很难相处的人。不过也有消息说他和世界各国许多政要都保持着非常好的私人友谊。
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大使汇报后，他勉强觉得可以试试。于是我们一起来到伦敦培格曼出版公司的大楼。但第一次见面很不愉快，马克斯维尔先生故意冷淡我们，让我们在外面等了好长时间。我知道他在办公室，但他就是不出来。我觉得这样很不友好，为了维护尊严和留有余地，我想了一下就冒然闯进董事长的办公室，并面对他本人说：“贵公司的秘书过于保护你了。”这样反而使他感到理亏。
我们把想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的事情和他说明之后，他耸耸肩说考虑考虑。这样的敷衍使大使很气愤。出来后我对大使说，国内很重视这件事，我再想想办法。因为当时尚无更适当的人选。
美术大师吴作人鼎力相助
我也觉得马克斯维尔先生的态度很傲慢，我必须想办法。这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忘年交老朋友、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先生。他是我父亲辈的著名文化界人士。我原先认识徐悲鸿的太太廖静文，她曾经对我说过：吴作人是徐悲鸿先生的大弟子，是徐悲鸿最好的接班人，是继徐悲鸿之后中国美术界的又一领军人物，也是我国当代美术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杰出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所以我对他很有好感，非常敬重他的人品和学术修养。“文革”时期，他被打成“黑画家”，下放劳动，不能绘画使他很苦恼。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周总理向中央建议，需要一批画家，画一批好画装扮人民大会堂。这样吴作人和其他一批画家，才被名正言顺地解放出来重新拿起画笔，他为此创作了《吴哥朝晖》、《贡嘎雪峰》、《镜泊湖》等大幅油画和中国画多幅。他的中国画《熊猫》，由邮电部印制成第二套《熊猫》特种邮票（共六枚）发行。他还曾经获得法国文化部授予艺术文学最高勋章、比利时国王授予王冠荣誉勋章、法国最杰出中国画家作品特别奖等殊荣。
粉碎“四人帮”后，吴作人到英国访问交流，国家给他的钱有限，经济很拮据，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住。知道他的窘境后，作为驻英使馆文化参赞，我觉得有责任帮他。于是我就找到方召麐女士，她是张大千唯一的女弟子，也是位知名画家，长期旅居伦敦和香港两地。我让吴作人住到方召麐女士家，为他节省了一大笔钱，所以，虽然我是晚辈，但吴作人先生很感谢我。加上他和周总理的感情非常好，他了解我的身世，总理去世后，他还写了悼念诗词书画赠送给我。
事实上，他在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这件事上确实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时，培格曼出版公司已经刊登了广告，要出版吴作人先生的画册并举行开幕式，还邀请吴作人亲自出席开幕式。吴作人先生从1954年起曾连续当选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人大代表在英国相对于国会议员，所以英国人很尊重他。其中如马克斯维尔等人往往出于商业利益的目的，也非常迁就他。英国人不一定瞧得起政客，但对艺术家特别是大艺术家，整个社会都是抱着敬重的态度的。艺术不分国界，所以他们视吴作人为上宾。
我把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碰到的困难和吴作人说后，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如果他们不肯出《邓小平文集》英文版，那我的画册就不考虑给他们出。听他这样一说，我就心定了。事实上，英国人做事是非常讲计划的，吴作人的画展如期举行，作为使馆文化参赞，我们夫妇也应邀出席。马克斯维尔见了我，说：你们说的出版邓小平文集的事，我将积极考虑，并尽早落实。
我知道由吴作人出面，事情会顺利不少。吴作人先生马上陪我去马克斯维尔的办公室。这次，马克斯维尔就没有让我们在外面等候，接见我们时态度也很好。但他也说了心里话，他说：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我有实际困难，我出了世界上许多领导人的书，我都见过他们。但我对邓小平先生不了解。见他如此说，我们也不能强求。回去后，我和吴作人讨论，觉得马克斯维尔可能是想见邓小平，但这不是我们能随便答应的。
我把事情汇报给大使后，大使也很为难。尽管事情比想象的要困难许多，但我想不能半途而废。吴作人先生和我又去见马克斯维尔，希望他能改变初衷。去之前，吴作人对我说：你是国家干部，是外交官，又是总理的侄子，有些话还是我来说比较好。这次，吴作人先生就对马克斯维尔说：我们知道您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出版家，出版过许多国家领导人的书。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改革开放的思路可以说也是周恩来精神的延续。邓小平的子女也在公开场合说过，邓小平的路线是没有周恩来的周恩来路线。根据经验和常规，只要贵公司举措得当，您安排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后，相信邓小平先生会见您的。我们可以帮您实现这个愿望，但是现在不能给您承诺，您要相信我们会努力促其实现。
多方努力使《文集》顺利出版
我们知道马克斯维尔先生有点犹豫，但我又不能太着急，得给他时间考虑。那时，正好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曹总经理在伦敦，他和英国出版商有业务联系。他也是我的朋友，我把他请到使馆后，我和吴作人一起向他说了这件事。他听后，答应出面帮忙。后来知道，其实，马克斯维尔先生也通过吴作人和曹总经理在了解我，当他知道我是一名学者型的外交官后，态度有非常明显的转变，不久，还邀请我们夫妇到他家去参加非常豪华的大型宴会。他家在牛津，家里的草坪一望无际。那天，我和夫人王章丽应邀赴宴，发现连警察局都派了许多警员来维持秩序，报上还登了盛会的消息，那排场几乎可以说不输皇室盛会。之后，他经常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把我当作了朋友并告诉我他将尽快出版《邓小平文集》。
后来，我们把情况反馈给国内。国内派出版局的同志专门联系出版事项，周水玉就是其中一个，听说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1984年底，我结束驻英使馆文化参赞的任期回国。回国之后没几天，就听说《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在英国出版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引起西方舆论界的轰动。《邓小平文集》英文版首印1万册，影响非常好，不久又加印了2万册。而且之后不久，1985年8月2日下午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了马克斯维尔。得知这一消息，我感到很欣慰，我觉得我之前的工作还是有成效的。
综上所述，此事以后进展顺利，而我回首往事，必须提及英国一位长者的关爱和帮助。此人就是当年著名的对华友好人士F·格林先生。他是周恩来总理的朋友，并曾致力于拍摄邓小平的彩色纪录片。此人不仅向使馆建议我办理出版一事的适当人选，并多次提供咨询意见。这一切令我迄今仍然感念在心。
责任编辑 周峥嵘
1984年12月6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集》作为世界领袖丛书之一，在英国伦敦由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首印1万册，在世界各国引起巨大反响。由于受欢迎程度颇高，之后又重印2万册。“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之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的正义事业。”这是邓小平在英文版《邓小平文集》序言中激情洋溢的一段话。
《邓小平文集》英文版首次在国外出版，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特别是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窗口。其实，《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的出版历经4年之久，其间波折不断。英文版出版之前的一些内幕往事迄今鲜为人知。
国内通知尽快促成发行英文版
《邓小平文集》
1980年至1984年底，我由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习惯简称对外文委）派驻英国大使馆担任文化参赞，后来该机构曾经被合并到文化部，当时的部长是黄镇。对外文委和外交部同是部级单位，使馆中的大使和政务参赞由外交部派遣，我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由对外文委派出的文化参赞，主要处理和文化交流有关的一切事务。那时候吴作人、吴祖强、戴爱莲、谢晋、吴贻弓、萧乾、谭抒真、费孝通和林默涵等著名文化界人士访英之行都是我和夫人王章丽经办的。我还曾受周总理的生前嘱托，且同金山合作设法寻找到曾长期在海外的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女儿周采芹并妥善安排她回到中国。
在英国时，有一次大使馆党委开会，传达国内指示，要出《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大使和其他同志都认为这事意义非常重大，但是任务相当艰巨，怕搞砸了，而且使馆同志大多数人觉得英国没有合适的出版商，讨论下来决定回复国内请另外想办法。
我也参加了会议，但我的意见和他们有所不同。虽然这不是我文化参赞的份内事，可我觉得出《邓小平文集》英文版虽然任务重大，但是很有必要，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门刚刚启开不久，世界亟须倾听中国的声音。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导者，是总设计师，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对外交往也迈开了步子。出他的文集可以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
还有就是我对邓小平也很有感情，而且这感情由来已久。我在第二野战军政大学读书时，邓小平是政委，刘伯承是司令员。二野的任务是解放大西南与其他野战军相互配合最后解放全中国。二野军大的战士中有许多人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出身地主家庭，邓小平针对这一情况还专门来给我们上过党课。他说：参加革命要过三关，就是军事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这次讲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可以说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因为二野军政大学结业后，我本来有机会被分配到刘、邓等首长身边当机要员，也正是听了邓小平的讲课，我主动申请下基层以便更好地锻炼自己。那时候我是总理亲属的身份没有暴露，谁都不知道我和总理的关系。所以，我1949年先到武汉和第四野战军汇合，之后参加解放重庆，然后又主动从地方下乡工作队干起。1954年我考取南开大学读书时，总理还和我说起这件事，问我：你们的邓政委当时是怎么和你们说要过社会主义关的？还对我说：你们的政委是善于打上党战役等战略仗的一位领导。
所以，我内心是非常希望《邓小平文集》能在国外顺利出版的。
第一次见面出版商敷衍了事
使馆会议后不久我回国，先向部长黄镇汇报了工作，然后到有关单位去联系工作。在国家出版局，我碰到了周水玉处长，她以前是我在对外文委工作时的同事。她见了我很高兴，告诉我正在为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的事情发愁，出版商罗伯特·马克斯维尔先生很难打交道，希望我能给她出出主意并提供协助。她是后来具体经办出版英文版《邓小平文集》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如果不是因为她和我说起出版过程中的种种难处，我可能就不会和这件事有多少关联。
周水玉向所属单位领导汇报了我的情况，当时的国家出版局局长宋木文接见了我，说了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的重要性和碰到的难题，表示深切希望我本人能帮忙解决。我那时才知道，国内其实已经和马克斯维尔先生接触联系过，他同意并要求出版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文史资料。他本人为此也来过中国，国内有关方面考虑到邓颖超当时已年迈，曾经表示不便去麻烦她老人家，只给了他邓小平的有关部分材料。但他取走邓小平的材料后却一拖再拖，甚至说材料丢失了。国内对此很不满意，但鞭长莫及，便要使馆努力促进这件事。
我由上述情况知道国内在出版英文版《邓小平文集》这件事上很犯难。回英国后，我打听并了解到培格曼出版公司和公司总经理罗伯特·马克斯维尔先生的一些情况。马克斯维尔1923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父母都是犹太人，在二战中没能逃脱纳粹的魔掌。二战后，马克斯维尔独自来到英国，改名换姓生存下来。虽然他只读过三年书，但他天资聪明，通过努力成为英国资产超过亿万的报业巨子，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亿万富翁。他旗下的《每日镜报》、《伦敦每日新闻报》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报纸。马克斯维尔是个非常成功的大企业家，据说脾气古怪，是个很难相处的人。不过也有消息说他和世界各国许多政要都保持着非常好的私人友谊。
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大使汇报后，他勉强觉得可以试试。于是我们一起来到伦敦培格曼出版公司的大楼。但第一次见面很不愉快，马克斯维尔先生故意冷淡我们，让我们在外面等了好长时间。我知道他在办公室，但他就是不出来。我觉得这样很不友好，为了维护尊严和留有余地，我想了一下就冒然闯进董事长的办公室，并面对他本人说：“贵公司的秘书过于保护你了。”这样反而使他感到理亏。
我们把想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的事情和他说明之后，他耸耸肩说考虑考虑。这样的敷衍使大使很气愤。出来后我对大使说，国内很重视这件事，我再想想办法。因为当时尚无更适当的人选。
美术大师吴作人鼎力相助
我也觉得马克斯维尔先生的态度很傲慢，我必须想办法。这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忘年交老朋友、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先生。他是我父亲辈的著名文化界人士。我原先认识徐悲鸿的太太廖静文，她曾经对我说过：吴作人是徐悲鸿先生的大弟子，是徐悲鸿最好的接班人，是继徐悲鸿之后中国美术界的又一领军人物，也是我国当代美术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杰出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所以我对他很有好感，非常敬重他的人品和学术修养。“文革”时期，他被打成“黑画家”，下放劳动，不能绘画使他很苦恼。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周总理向中央建议，需要一批画家，画一批好画装扮人民大会堂。这样吴作人和其他一批画家，才被名正言顺地解放出来重新拿起画笔，他为此创作了《吴哥朝晖》、《贡嘎雪峰》、《镜泊湖》等大幅油画和中国画多幅。他的中国画《熊猫》，由邮电部印制成第二套《熊猫》特种邮票（共六枚）发行。他还曾经获得法国文化部授予艺术文学最高勋章、比利时国王授予王冠荣誉勋章、法国最杰出中国画家作品特别奖等殊荣。
粉碎“四人帮”后，吴作人到英国访问交流，国家给他的钱有限，经济很拮据，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住。知道他的窘境后，作为驻英使馆文化参赞，我觉得有责任帮他。于是我就找到方召麐女士，她是张大千唯一的女弟子，也是位知名画家，长期旅居伦敦和香港两地。我让吴作人住到方召麐女士家，为他节省了一大笔钱，所以，虽然我是晚辈，但吴作人先生很感谢我。加上他和周总理的感情非常好，他了解我的身世，总理去世后，他还写了悼念诗词书画赠送给我。
事实上，他在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这件事上确实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时，培格曼出版公司已经刊登了广告，要出版吴作人先生的画册并举行开幕式，还邀请吴作人亲自出席开幕式。吴作人先生从1954年起曾连续当选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人大代表在英国相对于国会议员，所以英国人很尊重他。其中如马克斯维尔等人往往出于商业利益的目的，也非常迁就他。英国人不一定瞧得起政客，但对艺术家特别是大艺术家，整个社会都是抱着敬重的态度的。艺术不分国界，所以他们视吴作人为上宾。
我把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碰到的困难和吴作人说后，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如果他们不肯出《邓小平文集》英文版，那我的画册就不考虑给他们出。听他这样一说，我就心定了。事实上，英国人做事是非常讲计划的，吴作人的画展如期举行，作为使馆文化参赞，我们夫妇也应邀出席。马克斯维尔见了我，说：你们说的出版邓小平文集的事，我将积极考虑，并尽早落实。
我知道由吴作人出面，事情会顺利不少。吴作人先生马上陪我去马克斯维尔的办公室。这次，马克斯维尔就没有让我们在外面等候，接见我们时态度也很好。但他也说了心里话，他说：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我有实际困难，我出了世界上许多领导人的书，我都见过他们。但我对邓小平先生不了解。见他如此说，我们也不能强求。回去后，我和吴作人讨论，觉得马克斯维尔可能是想见邓小平，但这不是我们能随便答应的。
我把事情汇报给大使后，大使也很为难。尽管事情比想象的要困难许多，但我想不能半途而废。吴作人先生和我又去见马克斯维尔，希望他能改变初衷。去之前，吴作人对我说：你是国家干部，是外交官，又是总理的侄子，有些话还是我来说比较好。这次，吴作人先生就对马克斯维尔说：我们知道您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出版家，出版过许多国家领导人的书。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改革开放的思路可以说也是周恩来精神的延续。邓小平的子女也在公开场合说过，邓小平的路线是没有周恩来的周恩来路线。根据经验和常规，只要贵公司举措得当，您安排出版《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后，相信邓小平先生会见您的。我们可以帮您实现这个愿望，但是现在不能给您承诺，您要相信我们会努力促其实现。
多方努力使《文集》顺利出版
我们知道马克斯维尔先生有点犹豫，但我又不能太着急，得给他时间考虑。那时，正好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曹总经理在伦敦，他和英国出版商有业务联系。他也是我的朋友，我把他请到使馆后，我和吴作人一起向他说了这件事。他听后，答应出面帮忙。后来知道，其实，马克斯维尔先生也通过吴作人和曹总经理在了解我，当他知道我是一名学者型的外交官后，态度有非常明显的转变，不久，还邀请我们夫妇到他家去参加非常豪华的大型宴会。他家在牛津，家里的草坪一望无际。那天，我和夫人王章丽应邀赴宴，发现连警察局都派了许多警员来维持秩序，报上还登了盛会的消息，那排场几乎可以说不输皇室盛会。之后，他经常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把我当作了朋友并告诉我他将尽快出版《邓小平文集》。
后来，我们把情况反馈给国内。国内派出版局的同志专门联系出版事项，周水玉就是其中一个，听说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1984年底，我结束驻英使馆文化参赞的任期回国。回国之后没几天，就听说《邓小平文集》英文版在英国出版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引起西方舆论界的轰动。《邓小平文集》英文版首印1万册，影响非常好，不久又加印了2万册。而且之后不久，1985年8月2日下午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了马克斯维尔。得知这一消息，我感到很欣慰，我觉得我之前的工作还是有成效的。
综上所述，此事以后进展顺利，而我回首往事，必须提及英国一位长者的关爱和帮助。此人就是当年著名的对华友好人士F·格林先生。他是周恩来总理的朋友，并曾致力于拍摄邓小平的彩色纪录片。此人不仅向使馆建议我办理出版一事的适当人选，并多次提供咨询意见。这一切令我迄今仍然感念在心。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