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她都是知青子女，结了婚，生了女儿，后来离婚了。离婚的原因很偶然，发生了一点儿矛盾，吵着吵着就当了真，偏偏他又是个极内向的人，不会哄也不会骗，就这样一直别扭着，直到办了手续。离婚后她带着女儿住在父母留给她的一套一居室里。这期间，她在一家超市做营业员，他开出租车。每个周末，他都来看一次女儿，捎带着帮她做点粗重活。离婚三年，他和她都没有再找另一半，亲戚朋友都说，好好的离什么婚呢。
　　那个星期六，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来看女儿，她有点奇怪，女儿吵着要爸爸，她便往他家打了个电话，结果却是晴天霹雳，他肝坏死，已经昏迷住院。
　　她一下蒙了头，深一脚浅一脚往医院赶。医生的话简单得像一根冰条直戳人心：必须进行肝移植，否则就没救了。手术费要二十万。他和她的父母都是返城的上海知青，家底很薄，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就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一切从简。二十万，无疑是天文数字。她眼看着他父母含着泪在医院的通知单上签下了“放弃”的字样。
　　她睁了一夜的眼，第二天一早就跑到医院，找到医生说，她卖房子筹手术费，赶紧帮他联系肝源。跟着到房产中介所将房子挂牌出售。消息一传出去，大家都呆了，要好的小姐妹纷纷来劝她：“卖了房子你住哪里？”“他要是救不过来，你岂不是人财两空？”“他父母都放弃了，你还出什么头？”
　　房子卖了。因为卖得急，比市价低了好几万，她唯一的要求是要现金，一次付清。拿到钱她就往医院赶。他躺在病床上，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轻轻拍着他的手：“我们复婚。”有人说，女人真傻，都快死的人了，能出钱救他，已经是仁至义尽，还复什么婚呢？
　　婚也复了。因为个案的特殊性，民政局的人来医院帮他们现场办理了复婚手续。没有鲜花也没有仪式，他还是躺在病床上，唯一有点喜气的，是床头柜上几包阿尔卑斯婚礼奶糖。
　　肝源在最后期限前找到了，一切都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做完手术医生说，再晚两天，即使有肝源，也救不活他了。为了多挣钱，除了他动手术那天她请了一次假，其余时间都照常上班，一天也不曾落下。好在上海的商场都是做一天歇一天，她也没耽误去医院照顾他。
　　手术一个星期后，他脱离了危险期。得知这个消息，她松了口气，腿一软就坐到了地上。医院的病友们捐了点款，派了代表送到她家去，她正在收拾东西，因为家境本来就不太好，再加上他的病，小小的房子里简直四壁空空，地上摆着几只装电器的大纸箱，她就往箱子里一一放被褥、衣物、日用品。大家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这几天光顾着忙他的事，都忘记新房主快要来收房子了，这不，收拾收拾准备搬家呢。有人问她：没了房子，以后怎么办呢？她笑笑：先租房子，只要人好了，总会有办法的。有人试探着问：你想过没有，万一他救不过来，怎么办呢？她沉默了半天，才答：看到他父母都放弃他了，我心疼得受不了，我再不管他，谁来管？他才三十五岁啊。
　　有人在门边发现了一只鞋架，原木的颜色，四层高，还有个放雨伞的托子，既实用又拙朴有趣，就问她：是在哪儿买的？她有点羞涩：这是他自己做的，蛮合用。说着指点着家里的东西，女儿的小自行车是他买的，钉在墙上的杂物架也是他做的，桌子上漆成彩色的储蓄罐，也是他亲手做的。鞋架上放着三双拖鞋，一双男式的，一大一小两双女式的。他们明明是离了婚的，然而他的影子在她家里，却无处不在。
　　挺过复杂的排异反应，他慢慢好起来了。住院的时间久了，病房里的几个病友熟悉得像好朋友一样。趁她不在，大家开他的玩笑：“你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福气，有个这样的老婆。”有人问他：“她带个孩子，找对象不容易，你却不一样，离婚三年多，你怎么就没想到再找一个？”他不擅辞令，好久才憨笑着憋出一句话来：“我当时就想，等她找了，我再找。”有个外地病友感叹：“都说上海女人精明，会算计，我看不全是。这样实心眼的女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呢。”
　　她来的时候，总是捧着一个大号的保温桶，母鸡汤是补身体的，黑鱼汤是收刀口的，汤里漂几粒红艳艳的枸杞，煞是好看。她舀一匙送到他嘴边：“快，趁热喝。”他抚着她的手：“你也喝，看你，瘦了多少了。”她拗不过他，便喝一口。每到这时，满病房的人都放轻了动作，那些琐碎的喁喁细语，像月光泻地，把整个病房都照得温馨起来。
　　每个人对爱都有不同的诠释，她的最简单，因为她心疼他。她和他是同林鸟，所以，大难来的时候，她拽住了他的手，没有独自飞。
　　朋友住院，去看望她，这个故事，是在上海华山医院里亲眼看到听到的。
　　
　　编辑 / 王 琳（Ｅ－ｍａｉｌ.ｗｌｌｏｎｌｙ＠１６３．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