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仇浩然有着多重身份:他是一名律师,同时也是艺术赞助人、收藏家以及国内多家美术馆的顾问。2005年从美国求学回到香港后,仇浩然就一直关注国内文化和艺术事业的发展,这或许与他深厚的家族渊源有关——其祖父是瓷器收藏大家仇炎之,表弟是苏富比中国艺术部主管仇国仕。在美国求学期间,他曾在多家博物馆见习,了解西方博物馆的运作,面对国内当下民办博物馆的“杂乱丛生”,仇浩然认为国家可以考虑从税收制度入手来对这些良莠不齐的民办博物馆进行规范;而且认为一家民办博物馆在创建伊始,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博物馆的宗旨确立清楚。虽然收藏了不少古董和当代艺术作品,但仇浩然一直认为自己“其实是个当代艺术爱好者,用自己的力量支持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发展,这比收藏更重要”,所以相比起建立自己的博物馆,仇浩然更愿意把自己的藏品捐赠给公立博物馆。
《收藏·拍卖》:如今内地的艺术品市场非常火热,民间收藏也持续升温,民间藏家收藏时,各种类型的民营博物馆随之萌生,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仇浩然:谈到博物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宗旨。很多国家博物馆如北京博物馆、故宫博物馆等在收藏、科研、文化研究等方面都有它特定的、明确的宗旨。而且这些博物馆都有很好的学者,这些学者对于研究有一定的尊重,对藏品的评价也客观,能够用诚实的眼光去看这些古董。对于古董是真品还是赝品,他们肯定会有一个说法。现在国家对这些博物馆系统的投入和支持也更多,那么你觉得民营的博物馆和国家的博物馆,哪一个的传播能力比较强,那当然是国家的博物馆比较强。
谈到民营博物馆、美术馆,我觉得第一个要看的是他们的宗旨。假设他们的宗旨真的是为人民服务,那么他们收藏的东西就得拿出来给大家看。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都是为了把收藏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欣赏,为什么不直接把自己收藏的东西捐给国家?
国外的私人美术馆建立也有一定的原因,因为在国外遗产税很高,当时美国华盛顿美术馆建立的原因就是因为遗产税的出台。我现在在北大和其他地方都有提到这个议题,其实中国从保存国家文化角度,在怎么鼓励捐赠方面,可能要从遗产税这方面做一些思考,这样或许才可以鼓励更好的文化保养,更好地防止中国的东西外流。
以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曾在美国华盛顿的佛雷尔美术博物馆(Freer Gallery of Art)给馆长当过见习生;也曾在塞克勒博物馆(Arthur M.SacklerMuseum)跟其馆长和古画部门的主管实习过。对于美术馆和它的一些运作情况我有一定的了解。国外的藏家经常会把藏品捐赠或者借展给博物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这些藏家希望大部分民众去欣赏这些藏品;第二,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藏家把部分藏品捐赠给博物馆,可以完善博物馆的部分收藏,给教育、研究的提升带来正面的作用;第三,一些国外的收藏家把东西借给博物馆5年或10年之后,会再把这些藏品拿出来送去拍卖。最近美国一个很大的青铜收藏家把他整批的青铜拿出来拍卖,这批东西以前有一段时间是借给香港博物馆做展览的,而现在则到了拍卖场上。当然,对于第三种情况,我不去评论其好坏是非。
国外一些私营美术馆,如巴恩斯美术馆(BarnesFoundation)的做法是,在有钱的时候收藏了一批最好的印象画派作品。如今,巴恩斯美术馆完全免费公开给大众去参观,也邀请不同的研究学者去他们那看这些艺术品,这样对艺术史也有一定的支持和帮助。所以这是从教育和普及大众的一个宗旨去做,这个我非常佩服。
《收藏·拍卖》:您认为国家对于民营博物馆、美术馆的规范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仇浩然:我觉得国家可以考虑从税收入手来对这些良莠不齐的民营博物馆进行规范:第一个是所谓的营业所得税。假如你设立这个美术馆是真正为公益而做,譬如说免费给公众去看,每年所做的项目都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等等,如果美术馆是从这些角度出发来运作,那么国家可以免掉部分营业所得税。如果有这样一个税收政策出台,中国肯定有部分比较有理想的公司会愿意去做这样的美术馆,这是一个很正面的鼓励。此外就是遗产税的设立,也可以鼓励很多收藏家族把藏品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收藏·拍卖》:您刚刚提到的私人博物馆主要都是收藏古董文物类,但现在还有一种是当代艺术,现在很多人觉得官方美术馆对当代艺术的收藏一直比较保守,您怎么看?
仇浩然:如今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成立了,官方已经在开始鼓励当代艺术的展览和收藏。从我本人的角度来看,一个美术馆其实不应该直接去收藏所谓的当代艺术。国外的美术馆收藏当代艺术是从捐赠入手。因为一个美术馆假如收藏当代艺术的话,那创作这件作品的艺术家或者代理作品的画廊肯定就会说“某某美术馆收藏某个艺术家的作品”,那么该艺术家作品的价位就肯定会提升。所以我认为不应该让美术馆来确认这个价钱。因为所有的收藏是应该经过市场、长久的展览、批评家的意见肯定了作品的价值之后,才会被美术馆收藏。
其实中国的当代艺术有很大的一部分其实还是留在一些美术馆的手里,包括像张晓刚他们的毕业创作,也有些大师的作品其实还是留在中国收藏家的手里,这些散落在收藏家手中的作品如果捐赠给适当的美术馆,可能会发挥这些藏品更大的意义,但问题是,有什么理由让藏家捐出来,而不是拿出去拍卖?是藏家不爱国吗?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收藏·拍卖》:您对现在想办民营博物馆、美术馆的藏家有何种建议?
仇浩然: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要考虑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要把美术馆的宗旨想清楚,不能做了几年,又把藏品拿出去拍卖。这样做不是说不对,但需要在建美术馆之前就把美术馆的宗旨说清楚。有一些公司买了古董和当代艺术放在大楼里收藏,这些藏品将来也是拿出去拍卖,为公司的股东赚钱。这样做也没问题,因为这是一种商业行为,但如果是商业行为就要老实地说这是一种商业行为,让大家都明白。不要打着公益行为的幌子去做商业行为的事情。第二,如果说要保存中国的文化,那要好好地挑选东西,不要仅仅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而是要去到处找好的东西。要找一个比较好的董事会,找个有学问的董事来管理。第三点,要把博物馆的硬件建起来。现在在中国,以文化的名义去批地比较容易,但硬件建好后,也要把美术馆的软件维持好,不然也是没有用的。
《收藏·拍卖》:您对国家相关部门又有何种建议?
仇浩然:其实中国的文化部门已经非常开放了。我觉得国家相关部门可以多借鉴一些西方美术馆的管理经验,比如说他们的软件建设。一个美术馆如何广泛地让很多公众去参观,充分明确地体现美术馆的宗旨,如何从其他地方为美术馆募款等等。
大部分民营美术馆在中国参差不齐,无法辨别哪种真、哪种假、哪种好,对这种良莠不齐的现象,国家能做的就是不要认同那些不好的博物馆,不要给他们去盖章。
《收藏·拍卖》:作为艺术赞助人、藏家、著名藏家的后裔,您是否有考虑过建民营博物馆、美术馆?
仇浩然:我的身份是一名律师,除此之外,我在国内也做了一些与当代艺术发展有关的事情,但我一直都不说自己的一个收藏家。谈到收藏,搞古董我没有我爷爷厉害,做当代收藏我还在学习当中。因为我现在还活在当代,活在当代的人有谁能说这个当代艺术家比那个好。不可能!所以我能做的工作有几个层面:
第一是设立罗中立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用来鼓励年轻艺术家往前走。第二是在中国美术学院开展系列讲座。我把一些国外艺术家、批评家带到国内做讲座,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把中国或者亚洲的评审眼光提升起来,把批评和评论做好,把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体现出来,而不仅仅去追随国外的观点。第三点,我希望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希望在中国收藏界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健全的金字塔。
我不会去建自己的美术馆,但我会捐赠自己的作品。我希望把一些适当的东西捐赠给中国一些适当的地方,比如我给北京大学法学院捐赠了一个明代的文殊菩萨佛像。因为文殊菩萨其实就是讲法律的,我觉得有一定的意义,也比较合适。此外,我还给国外一些博物馆捐赠了作品,有古董也有当代艺术。
《收藏·拍卖》:如今内地的艺术品市场非常火热,民间收藏也持续升温,民间藏家收藏时,各种类型的民营博物馆随之萌生,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仇浩然:谈到博物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宗旨。很多国家博物馆如北京博物馆、故宫博物馆等在收藏、科研、文化研究等方面都有它特定的、明确的宗旨。而且这些博物馆都有很好的学者,这些学者对于研究有一定的尊重,对藏品的评价也客观,能够用诚实的眼光去看这些古董。对于古董是真品还是赝品,他们肯定会有一个说法。现在国家对这些博物馆系统的投入和支持也更多,那么你觉得民营的博物馆和国家的博物馆,哪一个的传播能力比较强,那当然是国家的博物馆比较强。
谈到民营博物馆、美术馆,我觉得第一个要看的是他们的宗旨。假设他们的宗旨真的是为人民服务,那么他们收藏的东西就得拿出来给大家看。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都是为了把收藏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欣赏,为什么不直接把自己收藏的东西捐给国家?
国外的私人美术馆建立也有一定的原因,因为在国外遗产税很高,当时美国华盛顿美术馆建立的原因就是因为遗产税的出台。我现在在北大和其他地方都有提到这个议题,其实中国从保存国家文化角度,在怎么鼓励捐赠方面,可能要从遗产税这方面做一些思考,这样或许才可以鼓励更好的文化保养,更好地防止中国的东西外流。
以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曾在美国华盛顿的佛雷尔美术博物馆(Freer Gallery of Art)给馆长当过见习生;也曾在塞克勒博物馆(Arthur M.SacklerMuseum)跟其馆长和古画部门的主管实习过。对于美术馆和它的一些运作情况我有一定的了解。国外的藏家经常会把藏品捐赠或者借展给博物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这些藏家希望大部分民众去欣赏这些藏品;第二,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藏家把部分藏品捐赠给博物馆,可以完善博物馆的部分收藏,给教育、研究的提升带来正面的作用;第三,一些国外的收藏家把东西借给博物馆5年或10年之后,会再把这些藏品拿出来送去拍卖。最近美国一个很大的青铜收藏家把他整批的青铜拿出来拍卖,这批东西以前有一段时间是借给香港博物馆做展览的,而现在则到了拍卖场上。当然,对于第三种情况,我不去评论其好坏是非。
国外一些私营美术馆,如巴恩斯美术馆(BarnesFoundation)的做法是,在有钱的时候收藏了一批最好的印象画派作品。如今,巴恩斯美术馆完全免费公开给大众去参观,也邀请不同的研究学者去他们那看这些艺术品,这样对艺术史也有一定的支持和帮助。所以这是从教育和普及大众的一个宗旨去做,这个我非常佩服。
《收藏·拍卖》:您认为国家对于民营博物馆、美术馆的规范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仇浩然:我觉得国家可以考虑从税收入手来对这些良莠不齐的民营博物馆进行规范:第一个是所谓的营业所得税。假如你设立这个美术馆是真正为公益而做,譬如说免费给公众去看,每年所做的项目都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等等,如果美术馆是从这些角度出发来运作,那么国家可以免掉部分营业所得税。如果有这样一个税收政策出台,中国肯定有部分比较有理想的公司会愿意去做这样的美术馆,这是一个很正面的鼓励。此外就是遗产税的设立,也可以鼓励很多收藏家族把藏品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收藏·拍卖》:您刚刚提到的私人博物馆主要都是收藏古董文物类,但现在还有一种是当代艺术,现在很多人觉得官方美术馆对当代艺术的收藏一直比较保守,您怎么看?
仇浩然:如今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成立了,官方已经在开始鼓励当代艺术的展览和收藏。从我本人的角度来看,一个美术馆其实不应该直接去收藏所谓的当代艺术。国外的美术馆收藏当代艺术是从捐赠入手。因为一个美术馆假如收藏当代艺术的话,那创作这件作品的艺术家或者代理作品的画廊肯定就会说“某某美术馆收藏某个艺术家的作品”,那么该艺术家作品的价位就肯定会提升。所以我认为不应该让美术馆来确认这个价钱。因为所有的收藏是应该经过市场、长久的展览、批评家的意见肯定了作品的价值之后,才会被美术馆收藏。
其实中国的当代艺术有很大的一部分其实还是留在一些美术馆的手里,包括像张晓刚他们的毕业创作,也有些大师的作品其实还是留在中国收藏家的手里,这些散落在收藏家手中的作品如果捐赠给适当的美术馆,可能会发挥这些藏品更大的意义,但问题是,有什么理由让藏家捐出来,而不是拿出去拍卖?是藏家不爱国吗?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收藏·拍卖》:您对现在想办民营博物馆、美术馆的藏家有何种建议?
仇浩然: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要考虑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要把美术馆的宗旨想清楚,不能做了几年,又把藏品拿出去拍卖。这样做不是说不对,但需要在建美术馆之前就把美术馆的宗旨说清楚。有一些公司买了古董和当代艺术放在大楼里收藏,这些藏品将来也是拿出去拍卖,为公司的股东赚钱。这样做也没问题,因为这是一种商业行为,但如果是商业行为就要老实地说这是一种商业行为,让大家都明白。不要打着公益行为的幌子去做商业行为的事情。第二,如果说要保存中国的文化,那要好好地挑选东西,不要仅仅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而是要去到处找好的东西。要找一个比较好的董事会,找个有学问的董事来管理。第三点,要把博物馆的硬件建起来。现在在中国,以文化的名义去批地比较容易,但硬件建好后,也要把美术馆的软件维持好,不然也是没有用的。
《收藏·拍卖》:您对国家相关部门又有何种建议?
仇浩然:其实中国的文化部门已经非常开放了。我觉得国家相关部门可以多借鉴一些西方美术馆的管理经验,比如说他们的软件建设。一个美术馆如何广泛地让很多公众去参观,充分明确地体现美术馆的宗旨,如何从其他地方为美术馆募款等等。
大部分民营美术馆在中国参差不齐,无法辨别哪种真、哪种假、哪种好,对这种良莠不齐的现象,国家能做的就是不要认同那些不好的博物馆,不要给他们去盖章。
《收藏·拍卖》:作为艺术赞助人、藏家、著名藏家的后裔,您是否有考虑过建民营博物馆、美术馆?
仇浩然:我的身份是一名律师,除此之外,我在国内也做了一些与当代艺术发展有关的事情,但我一直都不说自己的一个收藏家。谈到收藏,搞古董我没有我爷爷厉害,做当代收藏我还在学习当中。因为我现在还活在当代,活在当代的人有谁能说这个当代艺术家比那个好。不可能!所以我能做的工作有几个层面:
第一是设立罗中立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用来鼓励年轻艺术家往前走。第二是在中国美术学院开展系列讲座。我把一些国外艺术家、批评家带到国内做讲座,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把中国或者亚洲的评审眼光提升起来,把批评和评论做好,把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体现出来,而不仅仅去追随国外的观点。第三点,我希望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希望在中国收藏界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健全的金字塔。
我不会去建自己的美术馆,但我会捐赠自己的作品。我希望把一些适当的东西捐赠给中国一些适当的地方,比如我给北京大学法学院捐赠了一个明代的文殊菩萨佛像。因为文殊菩萨其实就是讲法律的,我觉得有一定的意义,也比较合适。此外,我还给国外一些博物馆捐赠了作品,有古董也有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