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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秋，我负笈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倏忽至今已过去一个甲子了。自1962年毕业留在中文系任教，后虽从中文系调至对外汉语系，但我在师大的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中文系。我求学时教过我的或工作后给过我教诲的中文系的老师，除徐中玉等几位人瑞外，很多都已驾鹤西归了，但前尘往事仍经常浮现在眼前。
2014年12月17日晚，第六届“上海市文学艺术奖”给12位先生颁发了“终身成就奖”，其中一位就是徐中玉先生。
徐先生生于1915年，今年已103岁了。我入学时，他本该风华正茂，但因1957年“大鸣大放”时主张大学里应“教授治校”“学术至上”，于是在1958年初戴上“右派”帽子，被剥夺了上讲台的资格。1960年摘去帽子，1961年我始得聆听先生的讲课。他给我们开设的是“中国古代文论选”，在学校文史楼三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先生身板笔挺，脸庞棱角分明，用带有苏南口音的普通话，中气十足地给我们讲《诗经》的“温柔敦厚”“兴观群怨”“思无邪”，讲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讲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等等。先生讲课极为严谨，“经院”味很浓，经常手持卡片，广征博引。后来得知，先生治学勤于手抄笔录，积下卡片几万张，约计手书逾三千万字！
“文革”结束，先生担任了中文系主任，后当名誉系主任，还负责民盟华东师大委员会的工作；于此期间，我先担任了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后当系副主任，又加入了民盟。虽与先生专业不同，然而接触还是多了起来。先生主持中文系工作时已年过花甲，但他还是以充沛的精力，为中文系的建设费尽心血。他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培养，在系里试行免修制、学分制、选修课制等；当时研究生尚未正式开始招生，他提出了“定向培养”模式，即有志于学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可根据自己在某些方面的特长选择导师，经考试合格，随导师“定向培养”。今天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当时是1978级的学生，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定向培养”生而受到先生亲炙的。那时还有个别学生入学前就已发表了一些不错的小说或诗歌，入学后又十分勤于写文学作品，如赵丽宏、孙颙等，根据这一情况，先生提出创作上取得成绩的学生，可用文学作品代替毕业论文，这为“华东师大作家群”的形成也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因工作关系，有时我要去先生家，每次去总见他书桌上摊着稿子，不是他自己写的，就是在审别人的。当时先生担任着《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以及《中文自学指导》三本杂志的主编，他为这几本杂志可谓殚精竭虑。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和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联合发起恢复“大学语文”课，这在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应留下浓重的一笔。由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一版再版，至今已是第十版，总印数超过了2000万册！
1995年初春，我受《群言》杂志的委托，在先生家那间十分简朴的客厅兼书房里对先生作了一次专访，先生谈了他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谈了在这条路上老舍、游国恩、台静农、洪深等人对他的影响，谈了他对当时文学界情况的一些看法，谈了培养研究生的体会等等。这篇访谈后来发表在《群言》1995年第6期上。通过这次访谈，我对先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感到先生的心态成熟而不失激情、厚重却依然清纯，是一位外冷内热、外刚内柔的人。
可惜近年来先生身体一直违和，祝愿他老人家延年益寿！
钱谷融先生（1919—2017）也是第六届“上海市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先生原名国荣，谷融是他的笔名。我刚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学习时，先生正因1957年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而受到批判。后听说由于许杰、徐中玉、施蛰存都已被打成“右派”，当时上海市的主要负责人、毛主席的“好学生”就发话说，都是死老虎将来批判起来没意思，要留两个活老虎，这样先生才得以躲过一劫，没当上“右派”，成了“漏网之鱼”。先生给我们上“中国现代文学”课已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了。时间久远，讲课的具体内容已记不真切了，但先生上课时的风采依然历历在目。每次上课，先生总是西装革履，头上戴一顶贝雷帽，外穿一件西装大衣，风度翩翩。讲着讲着，似乎有些热了，于是边讲边把大衣脱下，搁到讲台椅子的背上；讲着讲着，似乎又有些热了，于是再把西服的上装脱下。这样潇洒的镜头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和先生相熟是在我留校之后。我留校后的指导老师史存直先生和先生同住师大二村，他们又是繞长风公园碧萝湖散步的伙伴，性格也较相近。从史先生处我知道先生是位外圆内方之人。上世纪70年代初，我和先生一起到大丰五七干校接受教育，休息日，常见先生或坐在宿舍床上，或端张小凳子坐在宿舍门口，手捧一本《世说新语》读着。由此我知道先生非常喜欢《世说新语》。前两年，先生把自己收藏的许多书籍都分送给了学生，只留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其中却有六个不同版本的《世说新语》，可见先生对这部书的热爱！先生说，《世说》一段段的，适合平时随意翻翻。但从先生的为人来看，我感到，其实他更爱的是那种追求真我、任性适意的“魏晋风度”。1987年我加入了民盟，1988年起我担任了系副主任，分管研究生工作，先生又继李锐夫先生之后担任了民盟华东师大的负责人，这样我与先生的联系就更多了。当时招收研究生，先生要求入学考必须考一篇作文，其他专业的导师似乎均无此要求。为此，我曾与先生聊起过，他说：从作文里可以看出这学生是否有“灵气”，至于专业知识是可以补的。先生为人十分谦和，我每次去先生家，他总是让阿姨泡茶，还拿出糖果糕点之类的，离开时一定要亲自送我到楼梯口，目送我下楼；每次与先生通电话，他总要问一声“小刘”好（我爱人姓刘）。 90年代中期，我调离中文系，与先生工作上的联系少了，但有时还去先生家，去时曾几次见到他与他的学生殷国明教授在阳台上下象棋。先生对我说，他棋艺不高，只是喜欢而已；并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对弈。一则我住在校外，二则自己的下棋水平实在太差，所以始终没能与先生下过一次棋！
2015年，在华东师大夜大学中文系1980届毕业35周年的纪念活动上见到先生，他风采依旧。我问先生还去长风公园散步吗？他说，天好时还是每天午后去，但不是绕碧萝湖走，而只在湖边小坐一会；我问先生还常下象棋吗？他说，不常下了。先生带着慈祥的笑容问我，“小刘”还好吗？
2016年11月，先生以98岁高龄出席了第九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先生回沪后，我和“小刘”一起去拜望了他。先生一个人坐在藤椅上，正看着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播放的戏曲节目。他明显消瘦了许多，但仍精神矍铄。谈话中他说这次作代会自己并非是年龄最大的，马识途比自己还要年长，只是马老未与会；先生又同我们谈了近期的日常饮食起居；也谈及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和徐震堮的《世说新语校笺》。当然，他还多次对“小刘”说，很久不见了。临别时，先生执意将我们送到了门口！
2017年教师节，我打了个电话给先生，祝他节日快乐。从电话中听，先生带有一点吴侬软语的普通话声音仍是那样的舒扬，中气还很足。通话快结束时，先生又要我问“小刘”好！挂了电话，我向“小刘”转告了先生的问候，还商量着等过了国庆长假、天稍凉快些，约先生一起吃饭。我们有这个心愿已很久，还与他学生倪文尖教授商量过，但一直未能实现，心想今秋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这一心愿！谁知9月28日收到文尖的微信，告知先生驾鹤西归了！我无法相信！然而，经过核实，最终确认先生与我们真的是天人永隔了！想不到教师节的一通电话竟成了诀别！我们一起吃饭的心愿永远无法实现了！
2017年10月2日在龙华殡仪馆大厅又见到了先生，他躺在鲜花丛中，头上仍戴着贝雷帽，依然一脸慈祥，可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娓娓动听、带有苏南口音的话语了！
先生生前常说自己“无能”“懒散”，其实在我看来，这正是先生深受“魏晋风度”影响的一种“清静无为”的处世风格，无论处于怎样的境况都能安之若素。先生曾这样评说他的老师伍叔傥：“他潇洒的风度，豁达的襟怀，淡于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飘然不群的气貌，却使我无限心醉。”我心仪钱先生的也正是他那“潇洒的风度，豁达的襟怀，淡于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飘然不群的气貌”！
我们中文系当年有两位Shi先生，名字的音也较为近似：施蛰存（1905-2003） 和史存直（1904-1994），一位是搞文学的，一位是搞语言的。我留校工作、尤其是“文革”之后，常有人问我：你们系里Shi先生好吗？开始我还以为问的是史存直，后来才搞清楚他们很多人问的是施蛰存，因为两位先生都姓Shi！
史先生是我入学后不久就认识的，他还是我留校后的指导老师。先生为人性情耿介，治学严谨，生活清贫，待人真诚，早年参加革命，还有些传奇色彩。我和先生接触时间很长，他对我学习、生活各方面的影響也很大。关于史先生我已另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世纪》2017年第3期上，这里就不多说了。
施先生是赫赫有名的，然而我读大学四年从未与先生有过接触，从未受到过他的耳提面命，只是偶尔在中文系资料室的一隅见到过，他佝偻着身子在整理卡片，有时嘴上还叼着一个烟斗。给我的感觉他怎么也不像“洋场恶少”。知道先生曾翻译过保加利亚作家伊凡·伐佐夫的小说《轭下》，所以就专门从图书馆借了这本书来读。真正与先生接触，是“文革”开始之后。“文革”中有一段时间我也在资料室工作，与先生开始有了“点头之交”，慢慢发现他不仅能翻译，能写小说，并精通古典文学、碑帖之学，是位学识渊博、极富幽默的人。还听说先生早年曾加入过“CY”，即共青团，后因故脱离了。“文革”后有段时间，我住在愚园路桃源坊，先生的“北山楼”在愚园路岐山村旁邮局的楼上，相隔不远，过年总要去给先生拜个年。每次从邮局后门进去，因楼梯较暗，加之先生住房受到冲击，不少书屋里放不下，只得堆到了楼梯拐弯处，所以上楼梯时得格外小心翼翼。先生的房间朝南，窗边是一张大书桌，北墙放了一张小床。有时他穿着一袭睡袍坐在堆满了书报的书桌旁，手里夹着一支雪茄；有时他头戴一顶压发帽靠在小床上，手里捧着一本书，夹在铁床架子上的灯还亮着。先生耳背，与他交谈必须大声。他谈话的话题是古今中外，无所不涉。有一次说到了张爱玲，当时正掀起一股张爱玲热，先生认为把她捧得太高了。因我不是搞现代文学的，张的小说也读得甚少，所以没能与先生深谈。还有一次，先生说起了上海的石库门，他说这种建筑最好，三代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据听过先生课的学生对我说，他上课从来没有讲稿，不照本宣科。他为一个班级讲《项羽本纪》，复印了三家注本《史记》竖排本中的这一篇作教材，讲课时不仅讲正文，更是讲注文中的历史文化知识，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一学期下来，一篇《项羽本纪》都没讲完，而学生却获益良多。1993年先生米寿时获得了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他却说，这个奖应颁给年轻人，对我已没什么意义了。
两位Shi先生，个性迥异，史先生不苟言笑，施先生诙谐幽默，可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早年都曾参加过革命；为人都正直，待人都真诚；都能奖挹后进。
我读书时，华东师大古典文学教研室的师资力量很强，给我们上课的有许多大家。
教《诗经》的是程俊英先生（1901-1993）。先生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受教于李大钊、胡适、黄侃等，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听说还在李大钊执导的话剧《孔雀东南飞》里饰演过刘兰芝一角。在北京女高师时，和同学庐隐、王世瑛、陈定秀被称为“四公子”，1923年女作家庐隐就以“四公子”为题材写下小说《海滨故人》。先生身材不高，皮肤白皙，行为举止都显出大家闺秀的风范。在讲坛上她用甜甜的嗓音诵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上世纪60年代初起担任系副主任，工作十分勤勉，常常可以看到她在系主任办公室里伏案疾书；对我们青年教师总是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关爱有加。先生外表柔弱，其实内心具有一股韧劲。抗战时期她在上海，和挚友郑振铎等人彼此以“保持民族气节”互勉；当时为偿还救治长子的医疗费用，忍痛卖掉家藏的《四部备要》等书籍，也绝不做有亏名节的事；抗战后，对国民党要人的拉拢，国社党朋友的邀请做官，全都置之不理。1964年，与她鹣鲽情深的丈夫、著名的心理学家张耀翔教授病故，我曾到万国殡仪馆参加追悼会。她育有三女、两男，但两女、两男均先她而去，即使在这种境遇下，先生仍顽强地工作着、生活着。她对《诗经》极有研究，硕果累累，晚年先后出版的《诗经漫话》《诗经译注》《诗经选译》《诗经注析》等著作，都受到学界的好评。上世纪90年代初，她还创作了长篇小说《落英缤纷》，作为《海滨故人》的续篇，写了“四公子”的传奇人生。 教古代诗歌的有徐震堮先生（1901-1986）。先生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从吴梅学诗词曲之学。记得有一天晚上在文史楼一个教室，先生给我们讲诗时，神情十分黯淡，语气也非常清冷，讲到“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争得不回头”两句，倍显凄楚，这情景至今难忘。后来才得知，就是在前一天，先生唯一的儿子因故意外身亡于北京！先生虽然教古代文学，其实对外国文学兴趣极浓，据先生说，他在大学学习时，自己的翻译曾受到当时教西洋文学的吴宓的称赞。先生通英、法、德、意、俄、西班牙六国语言，还精通世界语。有一次讲座，先生给我们讲了，他就是用一本意大利文版但丁《神曲》，再用一本《意大利—英文辞典》，开始学习意大利文；给我们讲了他曾几次学日文，但由于对日本侵略的愤恨，最终还是没能学下去；给我们讲了他对一位著名翻译家翻译法国作家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一书的看法，认为这位翻译家的翻译语言虽非常通顺、易读，但风格却与原著大相径庭，将原著具有贵族气的语言，译成了天桥卖艺人的语言，等等。传闻，“文革”刚过，学校还没很好安排先生的工作，当时北京某部门就提出，如华东师大不用此人，就准备将他调至北京搞世界语方面的工作，因先生曾用世界语向国外翻译介绍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还用世界语创作了一些诗歌，流传于国外，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当然，学校还是没放先生北上，1982年师大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先生任第一任所长。
教古代文学的还有赵善诒先生（1911-1988）。先生毕业于光华大学。他为我们讲授南朝齐梁时范缜的《神灭论》，用软软的带苏州口音的普通话诵读“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娓娓地给我们解说范缜的无神论思想。文革前，先生担任系主任，那时每天早晨第一个出现在办公室、下班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往往总是他。他非常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不时去听一些青年教师的课，并提出意见。上世纪60年代初困难时期，有些青年教师生活较艰苦，他就会时不时地招呼几位教师一起到食堂吃午饭，仿佛不经意地多点几个菜，为这些教师改善一下伙食。有时他还会从手提的人造革包里拿出几个水果，说自己吃不了，硬分给大家。先生对青年教师慈爱有加，而对自己却要求甚严，困难时期，他觉得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应为国家分担忧愁，于是每月主动上缴党费100元，这笔钱在当时已是很大的数额了，差不多占他工资的一半，况且先生家庭负担也不轻，其公子因病英年早逝，留下尚年幼的孙子孙女，和他一起生活。文革后，一次我去先生家，无意中聊到《菜根谭》一书，他说明洪应明的这本书谈人生、修养、处世等，很有意思，可惜没有很好加以校勘，听说日本对此书比较重视，他们从中学到不少企业管理思想等。那段时间我正在教日本驻沪总领事汉语，他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写的正是《菜根谭》里的一句：“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我同这位总领事说起了《菜根谭》一书，他说确实日本不少企业家很重视此书。后来他帮我从日本带来了几本不同版本的《菜根谭》，我拿着这几本书到先生家，先生同我谈了希望我校点、疏证该书的一些想法，遗憾的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至今未能完成先生交代的这事，深感汗颜！
师范生必须学会教书，所以语文教材教法是必修课。教我们教材教法的有葉百丰（1913-1986）先生。
叶先生系桐城后人，家学底子甚好，据说早年曾从郑孝胥学过诗文，对书法也颇有研究。他身材中等，略显瘦削，因患肺病动过手术，左肺被切除，肋骨拿掉两根，故人稍有点儿肩高肩低。他上课时对我们说，合格的中学教师必须具备三个一：能写一手好板书，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肚子里要有一百篇古诗文。有一次，他和我们讲起解放前他在一所中学教课时的事：他踏上讲坛，把讲稿放在讲台上，这天准备讲的是《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他拿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题目，等掉转身时发现桌上的讲稿居然不翼而飞！他心知这是学生调皮，在掂量自己，于是不慌不忙，又转过身去，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一字不差地把整篇文章写到黑板上，于是学生心服口服，乖乖地听讲了。先生说过，到餐馆光看菜单而不曾尝过就不知菜的味道究竟如何，所以教师一定要“下水”，自己动手写。先生指导一位青年教师，就要他用文言文写作，这位青年教师在文章里用了“全心全意”一语，先生从文言文角度帮他改为“全其心意”。
以上所记的一些碎片，只是雪泥鸿爪。我这辈子感到幸福的是，能在大学里受到众多大家巨擘的亲炙。除了以上提到的那些老师之外，还有著名作家王西彦先生给我们讲鲁迅，黄侃再传弟子刘锐先生给我们讲古代汉语，语言学家丁勉哉先生、林祥楣先生给我们讲现代汉语，词学大师吴梅弟子万云骏先生教我们宋词，黄节弟子郝昺衡先生教我们先秦散文，作家谭维翰先生教我们语文教材教法……然而由于自己天资愚鲁，属驽马铅刀之曹，加之生性懒散，无探幽穷赜之志，故学术上未有建树，实在赧颜愧对师长！
（作者为华东师大对外汉语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徐中玉先生为中文系的建设费尽心血
2014年12月17日晚，第六届“上海市文学艺术奖”给12位先生颁发了“终身成就奖”，其中一位就是徐中玉先生。
徐先生生于1915年，今年已103岁了。我入学时，他本该风华正茂，但因1957年“大鸣大放”时主张大学里应“教授治校”“学术至上”，于是在1958年初戴上“右派”帽子，被剥夺了上讲台的资格。1960年摘去帽子，1961年我始得聆听先生的讲课。他给我们开设的是“中国古代文论选”，在学校文史楼三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先生身板笔挺，脸庞棱角分明，用带有苏南口音的普通话，中气十足地给我们讲《诗经》的“温柔敦厚”“兴观群怨”“思无邪”，讲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讲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等等。先生讲课极为严谨，“经院”味很浓，经常手持卡片，广征博引。后来得知，先生治学勤于手抄笔录，积下卡片几万张，约计手书逾三千万字！
“文革”结束，先生担任了中文系主任，后当名誉系主任，还负责民盟华东师大委员会的工作；于此期间，我先担任了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后当系副主任，又加入了民盟。虽与先生专业不同，然而接触还是多了起来。先生主持中文系工作时已年过花甲，但他还是以充沛的精力，为中文系的建设费尽心血。他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培养，在系里试行免修制、学分制、选修课制等；当时研究生尚未正式开始招生，他提出了“定向培养”模式，即有志于学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可根据自己在某些方面的特长选择导师，经考试合格，随导师“定向培养”。今天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当时是1978级的学生，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定向培养”生而受到先生亲炙的。那时还有个别学生入学前就已发表了一些不错的小说或诗歌，入学后又十分勤于写文学作品，如赵丽宏、孙颙等，根据这一情况，先生提出创作上取得成绩的学生，可用文学作品代替毕业论文，这为“华东师大作家群”的形成也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因工作关系，有时我要去先生家，每次去总见他书桌上摊着稿子，不是他自己写的，就是在审别人的。当时先生担任着《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以及《中文自学指导》三本杂志的主编，他为这几本杂志可谓殚精竭虑。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和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联合发起恢复“大学语文”课，这在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应留下浓重的一笔。由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一版再版，至今已是第十版，总印数超过了2000万册！
1995年初春，我受《群言》杂志的委托，在先生家那间十分简朴的客厅兼书房里对先生作了一次专访，先生谈了他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谈了在这条路上老舍、游国恩、台静农、洪深等人对他的影响，谈了他对当时文学界情况的一些看法，谈了培养研究生的体会等等。这篇访谈后来发表在《群言》1995年第6期上。通过这次访谈，我对先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感到先生的心态成熟而不失激情、厚重却依然清纯，是一位外冷内热、外刚内柔的人。
可惜近年来先生身体一直违和，祝愿他老人家延年益寿！
不与人争胜的钱谷融先生
钱谷融先生（1919—2017）也是第六届“上海市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先生原名国荣，谷融是他的笔名。我刚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学习时，先生正因1957年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而受到批判。后听说由于许杰、徐中玉、施蛰存都已被打成“右派”，当时上海市的主要负责人、毛主席的“好学生”就发话说，都是死老虎将来批判起来没意思，要留两个活老虎，这样先生才得以躲过一劫，没当上“右派”，成了“漏网之鱼”。先生给我们上“中国现代文学”课已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了。时间久远，讲课的具体内容已记不真切了，但先生上课时的风采依然历历在目。每次上课，先生总是西装革履，头上戴一顶贝雷帽，外穿一件西装大衣，风度翩翩。讲着讲着，似乎有些热了，于是边讲边把大衣脱下，搁到讲台椅子的背上；讲着讲着，似乎又有些热了，于是再把西服的上装脱下。这样潇洒的镜头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和先生相熟是在我留校之后。我留校后的指导老师史存直先生和先生同住师大二村，他们又是繞长风公园碧萝湖散步的伙伴，性格也较相近。从史先生处我知道先生是位外圆内方之人。上世纪70年代初，我和先生一起到大丰五七干校接受教育，休息日，常见先生或坐在宿舍床上，或端张小凳子坐在宿舍门口，手捧一本《世说新语》读着。由此我知道先生非常喜欢《世说新语》。前两年，先生把自己收藏的许多书籍都分送给了学生，只留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其中却有六个不同版本的《世说新语》，可见先生对这部书的热爱！先生说，《世说》一段段的，适合平时随意翻翻。但从先生的为人来看，我感到，其实他更爱的是那种追求真我、任性适意的“魏晋风度”。1987年我加入了民盟，1988年起我担任了系副主任，分管研究生工作，先生又继李锐夫先生之后担任了民盟华东师大的负责人，这样我与先生的联系就更多了。当时招收研究生，先生要求入学考必须考一篇作文，其他专业的导师似乎均无此要求。为此，我曾与先生聊起过，他说：从作文里可以看出这学生是否有“灵气”，至于专业知识是可以补的。先生为人十分谦和，我每次去先生家，他总是让阿姨泡茶，还拿出糖果糕点之类的，离开时一定要亲自送我到楼梯口，目送我下楼；每次与先生通电话，他总要问一声“小刘”好（我爱人姓刘）。 90年代中期，我调离中文系，与先生工作上的联系少了，但有时还去先生家，去时曾几次见到他与他的学生殷国明教授在阳台上下象棋。先生对我说，他棋艺不高，只是喜欢而已；并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对弈。一则我住在校外，二则自己的下棋水平实在太差，所以始终没能与先生下过一次棋！
2015年，在华东师大夜大学中文系1980届毕业35周年的纪念活动上见到先生，他风采依旧。我问先生还去长风公园散步吗？他说，天好时还是每天午后去，但不是绕碧萝湖走，而只在湖边小坐一会；我问先生还常下象棋吗？他说，不常下了。先生带着慈祥的笑容问我，“小刘”还好吗？
2016年11月，先生以98岁高龄出席了第九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先生回沪后，我和“小刘”一起去拜望了他。先生一个人坐在藤椅上，正看着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播放的戏曲节目。他明显消瘦了许多，但仍精神矍铄。谈话中他说这次作代会自己并非是年龄最大的，马识途比自己还要年长，只是马老未与会；先生又同我们谈了近期的日常饮食起居；也谈及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和徐震堮的《世说新语校笺》。当然，他还多次对“小刘”说，很久不见了。临别时，先生执意将我们送到了门口！
2017年教师节，我打了个电话给先生，祝他节日快乐。从电话中听，先生带有一点吴侬软语的普通话声音仍是那样的舒扬，中气还很足。通话快结束时，先生又要我问“小刘”好！挂了电话，我向“小刘”转告了先生的问候，还商量着等过了国庆长假、天稍凉快些，约先生一起吃饭。我们有这个心愿已很久，还与他学生倪文尖教授商量过，但一直未能实现，心想今秋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这一心愿！谁知9月28日收到文尖的微信，告知先生驾鹤西归了！我无法相信！然而，经过核实，最终确认先生与我们真的是天人永隔了！想不到教师节的一通电话竟成了诀别！我们一起吃饭的心愿永远无法实现了！
2017年10月2日在龙华殡仪馆大厅又见到了先生，他躺在鲜花丛中，头上仍戴着贝雷帽，依然一脸慈祥，可我们再也听不到他那娓娓动听、带有苏南口音的话语了！
先生生前常说自己“无能”“懒散”，其实在我看来，这正是先生深受“魏晋风度”影响的一种“清静无为”的处世风格，无论处于怎样的境况都能安之若素。先生曾这样评说他的老师伍叔傥：“他潇洒的风度，豁达的襟怀，淡于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飘然不群的气貌，却使我无限心醉。”我心仪钱先生的也正是他那“潇洒的风度，豁达的襟怀，淡于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飘然不群的气貌”！
两位Shi先生
我们中文系当年有两位Shi先生，名字的音也较为近似：施蛰存（1905-2003） 和史存直（1904-1994），一位是搞文学的，一位是搞语言的。我留校工作、尤其是“文革”之后，常有人问我：你们系里Shi先生好吗？开始我还以为问的是史存直，后来才搞清楚他们很多人问的是施蛰存，因为两位先生都姓Shi！
史先生是我入学后不久就认识的，他还是我留校后的指导老师。先生为人性情耿介，治学严谨，生活清贫，待人真诚，早年参加革命，还有些传奇色彩。我和先生接触时间很长，他对我学习、生活各方面的影響也很大。关于史先生我已另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世纪》2017年第3期上，这里就不多说了。
施先生是赫赫有名的，然而我读大学四年从未与先生有过接触，从未受到过他的耳提面命，只是偶尔在中文系资料室的一隅见到过，他佝偻着身子在整理卡片，有时嘴上还叼着一个烟斗。给我的感觉他怎么也不像“洋场恶少”。知道先生曾翻译过保加利亚作家伊凡·伐佐夫的小说《轭下》，所以就专门从图书馆借了这本书来读。真正与先生接触，是“文革”开始之后。“文革”中有一段时间我也在资料室工作，与先生开始有了“点头之交”，慢慢发现他不仅能翻译，能写小说，并精通古典文学、碑帖之学，是位学识渊博、极富幽默的人。还听说先生早年曾加入过“CY”，即共青团，后因故脱离了。“文革”后有段时间，我住在愚园路桃源坊，先生的“北山楼”在愚园路岐山村旁邮局的楼上，相隔不远，过年总要去给先生拜个年。每次从邮局后门进去，因楼梯较暗，加之先生住房受到冲击，不少书屋里放不下，只得堆到了楼梯拐弯处，所以上楼梯时得格外小心翼翼。先生的房间朝南，窗边是一张大书桌，北墙放了一张小床。有时他穿着一袭睡袍坐在堆满了书报的书桌旁，手里夹着一支雪茄；有时他头戴一顶压发帽靠在小床上，手里捧着一本书，夹在铁床架子上的灯还亮着。先生耳背，与他交谈必须大声。他谈话的话题是古今中外，无所不涉。有一次说到了张爱玲，当时正掀起一股张爱玲热，先生认为把她捧得太高了。因我不是搞现代文学的，张的小说也读得甚少，所以没能与先生深谈。还有一次，先生说起了上海的石库门，他说这种建筑最好，三代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据听过先生课的学生对我说，他上课从来没有讲稿，不照本宣科。他为一个班级讲《项羽本纪》，复印了三家注本《史记》竖排本中的这一篇作教材，讲课时不仅讲正文，更是讲注文中的历史文化知识，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一学期下来，一篇《项羽本纪》都没讲完，而学生却获益良多。1993年先生米寿时获得了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他却说，这个奖应颁给年轻人，对我已没什么意义了。
两位Shi先生，个性迥异，史先生不苟言笑，施先生诙谐幽默，可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早年都曾参加过革命；为人都正直，待人都真诚；都能奖挹后进。
古典文学教研室大家云集
我读书时，华东师大古典文学教研室的师资力量很强，给我们上课的有许多大家。
教《诗经》的是程俊英先生（1901-1993）。先生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受教于李大钊、胡适、黄侃等，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听说还在李大钊执导的话剧《孔雀东南飞》里饰演过刘兰芝一角。在北京女高师时，和同学庐隐、王世瑛、陈定秀被称为“四公子”，1923年女作家庐隐就以“四公子”为题材写下小说《海滨故人》。先生身材不高，皮肤白皙，行为举止都显出大家闺秀的风范。在讲坛上她用甜甜的嗓音诵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上世纪60年代初起担任系副主任，工作十分勤勉，常常可以看到她在系主任办公室里伏案疾书；对我们青年教师总是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关爱有加。先生外表柔弱，其实内心具有一股韧劲。抗战时期她在上海，和挚友郑振铎等人彼此以“保持民族气节”互勉；当时为偿还救治长子的医疗费用，忍痛卖掉家藏的《四部备要》等书籍，也绝不做有亏名节的事；抗战后，对国民党要人的拉拢，国社党朋友的邀请做官，全都置之不理。1964年，与她鹣鲽情深的丈夫、著名的心理学家张耀翔教授病故，我曾到万国殡仪馆参加追悼会。她育有三女、两男，但两女、两男均先她而去，即使在这种境遇下，先生仍顽强地工作着、生活着。她对《诗经》极有研究，硕果累累，晚年先后出版的《诗经漫话》《诗经译注》《诗经选译》《诗经注析》等著作，都受到学界的好评。上世纪90年代初，她还创作了长篇小说《落英缤纷》，作为《海滨故人》的续篇，写了“四公子”的传奇人生。 教古代诗歌的有徐震堮先生（1901-1986）。先生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从吴梅学诗词曲之学。记得有一天晚上在文史楼一个教室，先生给我们讲诗时，神情十分黯淡，语气也非常清冷，讲到“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争得不回头”两句，倍显凄楚，这情景至今难忘。后来才得知，就是在前一天，先生唯一的儿子因故意外身亡于北京！先生虽然教古代文学，其实对外国文学兴趣极浓，据先生说，他在大学学习时，自己的翻译曾受到当时教西洋文学的吴宓的称赞。先生通英、法、德、意、俄、西班牙六国语言，还精通世界语。有一次讲座，先生给我们讲了，他就是用一本意大利文版但丁《神曲》，再用一本《意大利—英文辞典》，开始学习意大利文；给我们讲了他曾几次学日文，但由于对日本侵略的愤恨，最终还是没能学下去；给我们讲了他对一位著名翻译家翻译法国作家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一书的看法，认为这位翻译家的翻译语言虽非常通顺、易读，但风格却与原著大相径庭，将原著具有贵族气的语言，译成了天桥卖艺人的语言，等等。传闻，“文革”刚过，学校还没很好安排先生的工作，当时北京某部门就提出，如华东师大不用此人，就准备将他调至北京搞世界语方面的工作，因先生曾用世界语向国外翻译介绍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还用世界语创作了一些诗歌，流传于国外，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当然，学校还是没放先生北上，1982年师大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先生任第一任所长。
教古代文学的还有赵善诒先生（1911-1988）。先生毕业于光华大学。他为我们讲授南朝齐梁时范缜的《神灭论》，用软软的带苏州口音的普通话诵读“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娓娓地给我们解说范缜的无神论思想。文革前，先生担任系主任，那时每天早晨第一个出现在办公室、下班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往往总是他。他非常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不时去听一些青年教师的课，并提出意见。上世纪60年代初困难时期，有些青年教师生活较艰苦，他就会时不时地招呼几位教师一起到食堂吃午饭，仿佛不经意地多点几个菜，为这些教师改善一下伙食。有时他还会从手提的人造革包里拿出几个水果，说自己吃不了，硬分给大家。先生对青年教师慈爱有加，而对自己却要求甚严，困难时期，他觉得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应为国家分担忧愁，于是每月主动上缴党费100元，这笔钱在当时已是很大的数额了，差不多占他工资的一半，况且先生家庭负担也不轻，其公子因病英年早逝，留下尚年幼的孙子孙女，和他一起生活。文革后，一次我去先生家，无意中聊到《菜根谭》一书，他说明洪应明的这本书谈人生、修养、处世等，很有意思，可惜没有很好加以校勘，听说日本对此书比较重视，他们从中学到不少企业管理思想等。那段时间我正在教日本驻沪总领事汉语，他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写的正是《菜根谭》里的一句：“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我同这位总领事说起了《菜根谭》一书，他说确实日本不少企业家很重视此书。后来他帮我从日本带来了几本不同版本的《菜根谭》，我拿着这几本书到先生家，先生同我谈了希望我校点、疏证该书的一些想法，遗憾的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至今未能完成先生交代的这事，深感汗颜！
教教材教法的老师
师范生必须学会教书，所以语文教材教法是必修课。教我们教材教法的有葉百丰（1913-1986）先生。
叶先生系桐城后人，家学底子甚好，据说早年曾从郑孝胥学过诗文，对书法也颇有研究。他身材中等，略显瘦削，因患肺病动过手术，左肺被切除，肋骨拿掉两根，故人稍有点儿肩高肩低。他上课时对我们说，合格的中学教师必须具备三个一：能写一手好板书，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肚子里要有一百篇古诗文。有一次，他和我们讲起解放前他在一所中学教课时的事：他踏上讲坛，把讲稿放在讲台上，这天准备讲的是《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他拿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题目，等掉转身时发现桌上的讲稿居然不翼而飞！他心知这是学生调皮，在掂量自己，于是不慌不忙，又转过身去，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一字不差地把整篇文章写到黑板上，于是学生心服口服，乖乖地听讲了。先生说过，到餐馆光看菜单而不曾尝过就不知菜的味道究竟如何，所以教师一定要“下水”，自己动手写。先生指导一位青年教师，就要他用文言文写作，这位青年教师在文章里用了“全心全意”一语，先生从文言文角度帮他改为“全其心意”。
以上所记的一些碎片，只是雪泥鸿爪。我这辈子感到幸福的是，能在大学里受到众多大家巨擘的亲炙。除了以上提到的那些老师之外，还有著名作家王西彦先生给我们讲鲁迅，黄侃再传弟子刘锐先生给我们讲古代汉语，语言学家丁勉哉先生、林祥楣先生给我们讲现代汉语，词学大师吴梅弟子万云骏先生教我们宋词，黄节弟子郝昺衡先生教我们先秦散文，作家谭维翰先生教我们语文教材教法……然而由于自己天资愚鲁，属驽马铅刀之曹，加之生性懒散，无探幽穷赜之志，故学术上未有建树，实在赧颜愧对师长！
（作者为华东师大对外汉语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